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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老党员 新担当》系列报道之二
王正保：一位老法官的亮色理想
“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不应停下前进的脚步。”尽管已退休多年，王正保的身影仍时不时出现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如今76岁高龄的他不仅是浙江省高院退休干部党支部副书记，同时还担负着《浙江审判志》的审核评定工作。
2005年，王正保在浙江省高院办公室主任和二级高级法官的岗位上退休，自2006年开始便活跃在高院退休干部党支部，历任党支部副书记、书记，在2015年由于年事已高，不能再承担较大工作量，遂再次调整为党支部副书记，直至今日。
2013年11月，王正保不幸患肠癌，手术后家人和朋友都劝他好好休养。但当领导到医院和家里看望他时，他仍心系支部工作。治疗期间他就熬不住通过电话与支委们沟通、商量工作，安排好支部的活动和学习，了解老党员的思想情况等。考虑当时手中的“修志”任务紧迫且无人可代替，术后仅4个多月，王正保又重新投入工作。
“作为一名老党员，人生的价值在于为社会做好事作奉献。”拥有着55年党龄的王正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
王正保在校期间，中国时值社会动荡期，时代的变化也悄然地改变着每个人的命运。1968年，浙江省公安机关军管会到浙江师范学院挑选几个根正苗红的学生，王正保被选中进入到杭州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清档组工作。
彼时王正保的主要工作为档案清查，卡片整理，这期间看似枯燥繁琐的工作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刚刚工作的王正保，也为此后王正保的主要工作打下了基础。
1970年，王正保进入浙江省革委会人保组四办工作，主要负责审核判处各地上报的严重刑事犯罪案件和反革命案件。
1972年8月，中央作出恢复法院的决定。同年12月7日，浙江省高院恢复，王正保成为首批工作人员。当时浙江省高院仅设立办公室、刑庭、民庭以及司法行政处等四个部门，王正保被安排在刑庭，主要负责死刑复核工作。
王正保告诉记者，那个时代的工作条件非常艰苦，办公条件简陋，出行工具单一，交通极为不便。不同于当今，几个小时即可到达浙江的各个角落。那时出差去某一地方，往往路上就要花费好几天。
而在当时，王正保和同仁似乎并没有去刻意在意这些，只是纯粹地沉浸在工作之中。
“文革”十年，产生了大量冤错案，任职副庭长的王正保分管复查纠正冤错案工作。他说：“眼看着很多反对林彪‘四人帮’，为刘少奇、邓小平鸣不平的案件，迟迟平不了反，心里十分焦急。”
这其中吴某反革命案件较为典型。1976年4月28日和5月2日，浙江嘉善的农民吴某书写并张贴了两张标语，这个年仅24岁的青年当年9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王正保表示，现在看起来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冤杀案件，但在那个年代就这样出现了。粉碎“四人帮”后，照理这样的冤案很快可以平反，但真要平反并不容易，因为思想上仍有“禁区”。
1978年年底，经过浙江省、地、县三级法院认真复查、多次讨论，抓住作案动机这个关键点最终认定：吴某书写并张贴标语，实质上是反对“四人帮”和为邓小平遭诬陷鸣不平，不是以反革命为目的，应撤销原判宣告无罪，予以平反。
同类型的案件还有，1970年杭州余杭的李春田被以反革命罪处以死刑，在1980年经王正保等人合议后改判无罪，并给以经济补助500元。
李妻在接到改判后悲喜交加，在给法院的感谢信中写道：千言万语并作一句话，感谢党中央。一定积极工作，来报答党对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平民百姓的关怀。
王正保告诉记者，这段时间内工作量巨大，加班加点往往成为工作常态，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工作到深夜，有时到后半夜，需喝两口酒就点花生米提神，稍作休息后再继续工作。王正保说，那时工作确实很累，但一想到能早日为蒙冤者昭雪，就不觉得累。
经王正保平反的死刑案件到底有多少？时至今日尚无完全统计，王正保告诉记者，那个阶段差不多每年都有一二十起甚至更多。
王正保认为，冤错案昭雪的意义在于打开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大门，对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坚持实事求是，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
1983年“严打”初期，浙江省高院从各地上报的拟处死刑案件统计数据发现，属于已判刑投入劳动改造又重新改判死刑的“回头看”案件，有40多起。随即提出意见向最高法院报告，引起最高法院重视，使“回头看”得以及时纠正。
上述仅为《浙江审判志》稿中寥寥数语，但背后的故事远非看上去那么风轻云淡。
对此，王正保回忆：“严打”是1983年8月中旬开始的。浙江省公检法各家坚决贯彻中央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精神，热情很高，加班加点，日夜办案，迅速判处一批罪行严重、民愤极大的罪犯死刑，群众拍手称快。但当时有的人头脑比较热，提出对已判服刑的严重罪犯，要进行“回头看”，从中改判一批死刑。
9月初，王正保在例行的工作中从各地报来的统计材料中看到，要求“回头看”改判死刑的案件竟有40多起。一直从事平反纠错工作的王正保看到数字后心痛不已，他深知每一个冤错案都会给个人和家庭乃至社会带来无尽的伤痛，更深知为案件平反的司法成本和社会成本。
刻不容缓，此事干系重大。王正保打定主意后便提出意见，报告省高院领导。浙江省高院领导同样高度重视，同意将有关情况作为重要信息火速报最高人民法院。
5天后，最高人民法院肯定浙江高院有关控制“回头看”改判死刑人数、“回头看”案件改判标准、注意罪犯劳改表现等三条意见是正确的。“回头看”之风，戛然而止。
悄无声息中，又有多少人命运为之改变。
对于这一类案件的定性，王正保持否定态度。此前任刑庭副庭长期间，他就接触过此类案件，有温州商人因投机倒把罪被判死刑。而在最后复核阶段，王正保力陈理由，将其由死刑改判为有期徒刑。
浙江此类案件频发，影响最大当属“八大王”案件。温州乐清柳市的“旧货大王”王迈仟、“矿配大王”程步清、“目录大王”叶建华、“机电大王”胡金林等“八大王”，均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刑。时任乐清县委书记说，抓了“八大王”，乐清柳市的工业产值下降了75%，打击经济犯罪的目的是维护经济秩序，促进经济发展，怎么“八大王”一判刑，当地经济就直线下降了?
对此，温州市委十分重视，要求法院复查处理这些案件。此时已任省高院研究室副主任的王正保知道浙江省判的“投机倒把”案件问题不少，关键是案件的定性。难点在于这些案件的事实都很清楚，问题是怎么看这些个体经营户的行为。说到底是以什么标准去衡量，法律政策界限怎么把握。
王正保回忆说，1983年复查案件时，还在讨论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在不少人眼里，温州是搞“资本主义典型”，是“投机倒把的滋生地”。在这样的情势下搞复查，不但需要勇气，更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用是否有利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人民富裕幸福、是否有利于国家兴旺发达这个标准去衡量。
为统一思想，王正保随同浙江省高院领导赶赴温州就“八大王”一案调研，此后“八大王”相继宣告无罪。这在当时不啻于平地惊雷，法院判决文书的权威性为老百姓真正解放了思想，以温州为代表的浙江民营经济一飞冲天，在今日仍被世人所津津乐道。
“八大王”的平反，在浙江改革开放过程中是具有里程碑性的事件。作为参与者以及见证者，王正保在回忆起这段历史时，很自豪。
2007年年初，浙江省高院就决定启动《浙江审判志》编纂工作，并成立编纂委员会，时任院长应勇任编委会主任，王正保任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配5位专职人员，具体负责修志工作。
2007年4月23日，编委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编纂大纲和实施方案，修志工作正式开始。会议决定，采取“统分结合，分工负责”的方法修志，即由编辑部负责整部志书的策划、指导，并负责历代部分编写，各部门按职能管辖，分别负责新中国成立以后部分编写，最后由编辑部总纂成书。
修志工作全面开展后，王正保等全体编纂人员千方百计，广征博采，认真搜集资料。至2008年年底，共抄录、复印资料3000余万字，搜集图片照片160余幅，购买资料光碟2套、书籍40余册。为促进工作，编辑部还先后刊出《审判志编纂通讯》19期、修志进度通报6期。
几经寒暑，各部门先后写出初稿，王正保仔细审阅志稿就结构、内容、文字等逐一提出修改意见。各撰稿人按照要求查找资料，充实内容，认真修改，大多三易其稿，方见成熟。
2014年年初志稿进入分纂阶段，截至2014年12月全书各章草稿基本写就，共三册180余万字，其中概述由王正保撰写。
这部耗费了无数人心血的《浙江审判志》即将面世。为把这部志书打造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王正保在评审中十分认真仔细，逐字逐句酙酌推敲，尽最大努力避免差错。他和很多人一样，期待着这部力作早日问世。
“我虽已离开法院工作岗位，但依然关注着国家的发展、法院的进步，对法院的变化和成就高兴和自豪。衷心希望法院同仁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自觉服务大局，践行司法为民，维护司法公正，开拓进取，共创人民法院事业新局面。法院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这名老党员如是说。
心中带着理想，步履永远向前。这正是一名老法官、老党员一辈子的行动指南！
如今76岁高龄的他不仅是浙江省高院退休干部党支部副书记，同时还担负着《浙江审判志》的审核评定工作。
2005年，王正保在浙江省高院办公室主任和二级高级法官的岗位上退休，自2006年开始便活跃在高院退休干部党支部，历任党支部副书记、书记，在2015年由于年事已高，不能再承担较大工作量，遂再次调整为党支部副书记，直至今日。
2013年11月，王正保不幸患肠癌，手术后家人和朋友都劝他好好休养。但当领导到医院和家里看望他时，他仍心系支部工作。治疗期间他就熬不住通过电话与支委们沟通、商量工作，安排好支部的活动和学习，了解老党员的思想情况等。考虑当时手中的“修志”任务紧迫且无人可代替，术后仅4个多月，王正保又重新投入工作。
“作为一名老党员，人生的价值在于为社会做好事作奉献。”拥有着55年党龄的王正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
结缘司法
1964年，出生于浙江温岭的19岁青年王正保考入了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由于在校表现优异，两年后他光荣入党。王正保在校期间，中国时值社会动荡期，时代的变化也悄然地改变着每个人的命运。1968年，浙江省公安机关军管会到浙江师范学院挑选几个根正苗红的学生，王正保被选中进入到杭州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清档组工作。
彼时王正保的主要工作为档案清查，卡片整理，这期间看似枯燥繁琐的工作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刚刚工作的王正保，也为此后王正保的主要工作打下了基础。
1970年，王正保进入浙江省革委会人保组四办工作，主要负责审核判处各地上报的严重刑事犯罪案件和反革命案件。
1972年8月，中央作出恢复法院的决定。同年12月7日，浙江省高院恢复，王正保成为首批工作人员。当时浙江省高院仅设立办公室、刑庭、民庭以及司法行政处等四个部门，王正保被安排在刑庭，主要负责死刑复核工作。
王正保告诉记者，那个时代的工作条件非常艰苦，办公条件简陋，出行工具单一，交通极为不便。不同于当今，几个小时即可到达浙江的各个角落。那时出差去某一地方，往往路上就要花费好几天。
而在当时，王正保和同仁似乎并没有去刻意在意这些，只是纯粹地沉浸在工作之中。
平反错案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决策。法院建设工作，得以重新回到正常轨道。而在这一年，王正保任浙江省高院刑庭副庭长。“文革”十年，产生了大量冤错案，任职副庭长的王正保分管复查纠正冤错案工作。他说：“眼看着很多反对林彪‘四人帮’，为刘少奇、邓小平鸣不平的案件，迟迟平不了反，心里十分焦急。”
这其中吴某反革命案件较为典型。1976年4月28日和5月2日，浙江嘉善的农民吴某书写并张贴了两张标语，这个年仅24岁的青年当年9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王正保表示，现在看起来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冤杀案件，但在那个年代就这样出现了。粉碎“四人帮”后，照理这样的冤案很快可以平反，但真要平反并不容易，因为思想上仍有“禁区”。
1978年年底，经过浙江省、地、县三级法院认真复查、多次讨论，抓住作案动机这个关键点最终认定：吴某书写并张贴标语，实质上是反对“四人帮”和为邓小平遭诬陷鸣不平，不是以反革命为目的，应撤销原判宣告无罪，予以平反。
同类型的案件还有，1970年杭州余杭的李春田被以反革命罪处以死刑，在1980年经王正保等人合议后改判无罪，并给以经济补助500元。
李妻在接到改判后悲喜交加，在给法院的感谢信中写道：千言万语并作一句话，感谢党中央。一定积极工作，来报答党对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平民百姓的关怀。
王正保告诉记者，这段时间内工作量巨大，加班加点往往成为工作常态，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工作到深夜，有时到后半夜，需喝两口酒就点花生米提神，稍作休息后再继续工作。王正保说，那时工作确实很累，但一想到能早日为蒙冤者昭雪，就不觉得累。
经王正保平反的死刑案件到底有多少？时至今日尚无完全统计，王正保告诉记者，那个阶段差不多每年都有一二十起甚至更多。
王正保认为，冤错案昭雪的意义在于打开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大门，对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坚持实事求是，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
仗义执言
1980年，王正保出任浙江省高院研究室副主任。但是，岗位的调动，似乎并不影响他敏锐的判断以及在纠错道路上的前行。1983年“严打”初期，浙江省高院从各地上报的拟处死刑案件统计数据发现，属于已判刑投入劳动改造又重新改判死刑的“回头看”案件，有40多起。随即提出意见向最高法院报告，引起最高法院重视，使“回头看”得以及时纠正。
上述仅为《浙江审判志》稿中寥寥数语，但背后的故事远非看上去那么风轻云淡。
对此，王正保回忆：“严打”是1983年8月中旬开始的。浙江省公检法各家坚决贯彻中央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精神，热情很高，加班加点，日夜办案，迅速判处一批罪行严重、民愤极大的罪犯死刑，群众拍手称快。但当时有的人头脑比较热，提出对已判服刑的严重罪犯，要进行“回头看”，从中改判一批死刑。
9月初，王正保在例行的工作中从各地报来的统计材料中看到，要求“回头看”改判死刑的案件竟有40多起。一直从事平反纠错工作的王正保看到数字后心痛不已，他深知每一个冤错案都会给个人和家庭乃至社会带来无尽的伤痛，更深知为案件平反的司法成本和社会成本。
刻不容缓，此事干系重大。王正保打定主意后便提出意见，报告省高院领导。浙江省高院领导同样高度重视，同意将有关情况作为重要信息火速报最高人民法院。
5天后，最高人民法院肯定浙江高院有关控制“回头看”改判死刑人数、“回头看”案件改判标准、注意罪犯劳改表现等三条意见是正确的。“回头看”之风，戛然而止。
悄无声息中，又有多少人命运为之改变。
见证惊雷
1982年，全国开展打击经济领域犯罪的斗争。当时是计划经济一统天下，凡不符合计划经济要求的经济活动，如长途贩运、废旧物品加工销售等，都被视为搞资本主义，轻则批判，重则判刑。对于这一类案件的定性，王正保持否定态度。此前任刑庭副庭长期间，他就接触过此类案件，有温州商人因投机倒把罪被判死刑。而在最后复核阶段，王正保力陈理由，将其由死刑改判为有期徒刑。
浙江此类案件频发，影响最大当属“八大王”案件。温州乐清柳市的“旧货大王”王迈仟、“矿配大王”程步清、“目录大王”叶建华、“机电大王”胡金林等“八大王”，均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刑。时任乐清县委书记说，抓了“八大王”，乐清柳市的工业产值下降了75%，打击经济犯罪的目的是维护经济秩序，促进经济发展，怎么“八大王”一判刑，当地经济就直线下降了?
对此，温州市委十分重视，要求法院复查处理这些案件。此时已任省高院研究室副主任的王正保知道浙江省判的“投机倒把”案件问题不少，关键是案件的定性。难点在于这些案件的事实都很清楚，问题是怎么看这些个体经营户的行为。说到底是以什么标准去衡量，法律政策界限怎么把握。
王正保回忆说，1983年复查案件时，还在讨论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在不少人眼里，温州是搞“资本主义典型”，是“投机倒把的滋生地”。在这样的情势下搞复查，不但需要勇气，更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用是否有利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人民富裕幸福、是否有利于国家兴旺发达这个标准去衡量。
为统一思想，王正保随同浙江省高院领导赶赴温州就“八大王”一案调研，此后“八大王”相继宣告无罪。这在当时不啻于平地惊雷，法院判决文书的权威性为老百姓真正解放了思想，以温州为代表的浙江民营经济一飞冲天，在今日仍被世人所津津乐道。
“八大王”的平反，在浙江改革开放过程中是具有里程碑性的事件。作为参与者以及见证者，王正保在回忆起这段历史时，很自豪。
退休修志
1988年，王正保由浙江省高院研究室主任转岗到办公室主任，直至2005年退休。退休后，除了积极参与退休干部党支部活动外，因业务精湛、资历较深，王正保还参与了《浙江审判志》的编纂工作。2007年年初，浙江省高院就决定启动《浙江审判志》编纂工作，并成立编纂委员会，时任院长应勇任编委会主任，王正保任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配5位专职人员，具体负责修志工作。
2007年4月23日，编委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编纂大纲和实施方案，修志工作正式开始。会议决定，采取“统分结合，分工负责”的方法修志，即由编辑部负责整部志书的策划、指导，并负责历代部分编写，各部门按职能管辖，分别负责新中国成立以后部分编写，最后由编辑部总纂成书。
修志工作全面开展后，王正保等全体编纂人员千方百计，广征博采，认真搜集资料。至2008年年底，共抄录、复印资料3000余万字，搜集图片照片160余幅，购买资料光碟2套、书籍40余册。为促进工作，编辑部还先后刊出《审判志编纂通讯》19期、修志进度通报6期。
几经寒暑，各部门先后写出初稿，王正保仔细审阅志稿就结构、内容、文字等逐一提出修改意见。各撰稿人按照要求查找资料，充实内容，认真修改，大多三易其稿，方见成熟。
2014年年初志稿进入分纂阶段，截至2014年12月全书各章草稿基本写就，共三册180余万字，其中概述由王正保撰写。
这部耗费了无数人心血的《浙江审判志》即将面世。为把这部志书打造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王正保在评审中十分认真仔细，逐字逐句酙酌推敲，尽最大努力避免差错。他和很多人一样，期待着这部力作早日问世。
“我虽已离开法院工作岗位，但依然关注着国家的发展、法院的进步，对法院的变化和成就高兴和自豪。衷心希望法院同仁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自觉服务大局，践行司法为民，维护司法公正，开拓进取，共创人民法院事业新局面。法院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这名老党员如是说。
心中带着理想，步履永远向前。这正是一名老法官、老党员一辈子的行动指南！
● 责任编辑：刘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