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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真凶并未走远》连载之十
第五章 暗战(下)
《山西晚报》的记者曾经独家采访了马朝晖的母亲李毅，李毅向记者讲述了白发人送走黑发人的痛苦心路。此时，这位婆婆的矛头，已经开始指向了她的儿媳：
李毅第一次痛哭，是在儿子的下葬之日。
5天前，她的儿子马朝晖惨死在家中，全身49处刀伤，下身被捅成了马蜂窝。小儿子朝新捶打着墙壁哇哇痛哭，但她没有眼泪，“我已经不会哭了”。她只是一遍遍地问110民警：“我家慧慧呢?我家孙子呢?”
下葬日是在2003年10月7日，翼城县十里长街，万人送行。7岁的小孙子端端(化名)抱着爸爸面带微笑的遗像，指着装着爸爸的棺材，天真地问她：“爸爸是不是关在里面再也出不来了?他多难受呀!”一句童言勾起无限伤痛，李毅扑倒在地，第一次哭出了声。
儿子死后,李毅的生活从此“每天都是黑夜、都是阴天”。她不能看街上有人打架，那个被打倒在地的人好像就是她可怜的儿子，儿子向她呼救：“妈妈，快把我扶起来。”她不能看武打片，那些挥刀舞剑的镜头好像都是冲着她的儿子，儿子躲避不及，被捅了一刀又一刀……无数个夜晚，她披着衣服，枯坐床头，脑海里全是儿子血肉模糊的样子。究竟是谁害死了儿子，她无时无刻不在等待最后的答案。
下葬次日，她和老伴儿商量，搬到儿子家里，和儿媳、孙子住一段时间。儿子死后，她一直没有机会陪陪这对不幸的母子。
早饭时，李毅问儿媳李慧：“慧慧，那天你去哪儿了？谁给你开的门？你看见狗狗(马朝晖乳名)时他脸朝上还是朝下？”
李慧低着头，脸色煞白，一言不发。李毅又问：“咱家丢什么东西了吗?”
“丢了！”李慧这次没有沉默，“耳坠、项链……价值4万多呢！”
李毅心里一沉。案发当晚，公安随即封锁了现场，李慧在现场的时间不足一小时，还打了几个电话。丈夫惨死，晚归的妻子没有惊叫、没有报案，反而头脑冷静地清点家中失盗明细，可能吗？
不祥的预感遍布全身。翼城人曾经羡慕她为儿子攀了门好亲事，后来，则开始同情她和儿子抱了个最烫手的山芋。儿媳接二连三的出轨绯闻令她这个人大副主任难堪至极。儿子被害前，李慧又和翼城报一个叫李文浩的记者打得火热，翼城县无人不知。儿子曾和她商量，“过了国庆节就去离婚”，谁知，婚未离，人先去。
不祥预感一直在继续。儿子不明不白死得这样惨，一向私交甚好的亲家李纯泰照样天天跳舞，全家没有一个人前来吊唁。李慧更是“坚强”得反常，从始到终没掉一滴泪，只是在下葬时看到朝晖的遗像，触电似的大叫了一声，便被人搀到一旁，再不露面。
这天，放学回家的小端端神秘地告诉李毅：“我们同学说，我妈害死了我爸。”李毅连忙岔开了话题，内心却不寒而栗。
（见于2006年5月22日《山西晚报》第9版特稿：《爱子惨死 母亲三年执著追凶》，记者：郭风情）
李毅的表述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暂且不考虑相关细节的准确性，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她的态度透露出受害方马家对李纯泰一家已经产生了强烈的不满。而李家这边，他们自信李慧不是凶手，觉得问心无愧，面对种种猜疑和传闻，他们觉得根本就没有必要做贼心虚地向马家做什么具体解释，他们只是一门心思地催促警方加紧破案，李翠仙甚至还曾向李毅表态说：“姨，咱们两家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这案子给破了。”
正因为如此，当刑侦队表示办案经费困难时，通过李翠仙之手，她先后向刑警一中队的中队长徐运生支付过两次物证鉴定费用，共计8000元。
而马家这边和亲家交往时，也小心翼翼地回避着有关缉拿凶手的话题，他们把种种疑虑藏于自家的领地，对亲家这边守口如瓶，始终没有把事情说开。随着案件久侦不破，各种奇异的传闻甚嚣尘上，马家人情郁于中，必然有一天会走向爆发，两家人反目成仇似乎在所难免。
那时，按李翠仙的说法，他们的眼睛就盯着警方，恨不得明天就能破案，且抓获的凶手和李家毫无干系，这便从根本上消除了两家人的嫌隙。
当时，李家的这种心态让公安局技术科的常小林找到了机会，那就是报答李家的机会。
案发后第5天，李翠仙给常小林打电话，把他约到了北关宾馆316房。这一次，他们谈话的中心议题就是马朝晖手中的毛发。以下是常小林给警方做的笔录：
李翠仙问：“现场怎么样，完了没有？都从现场提取了什么东西？”
我说：“提取了毛发、足迹、血手套印。”
“毛发从哪儿提取的？”
“从马朝晖的手上伤口那里提取的。”
“手上的毛发是谁的？”
“肯定是作案人的，是在厮打过程中形成的。”
“这毛发是不是李慧的啊？”
“这就不好说了，要等DNA鉴定出来才知道。”
实际上当时我也怀疑毛发是李慧的。她说：“如果这个毛发不是李慧的就好了。这个毛发送去化验了吗？”
“还没有呢。”
“那你什么时候送去化验时，给我打个招呼。最好是这个毛发不要送去化验。”
“这个事我说了不算，完了再说。”
（见于2006年３月16日公安刑事侦查卷第八卷询问笔录，侦查员：杨生庆、李晓强、杜永明；地点：曲沃看守所）
当时，对于从死者手上提取了毛发的消息，不仅李家人知道，马家人很快也知道了。
尸检那天，马朝晖的姑父张义也在现场，事后，他对李毅说，他看到从马朝晖左手上提取了三根长短不齐的毛发，印象中是在他左手的指缝间提取的。法医用夹子夹起来放到一个小白塑料袋里。他推想，是不是死者生前跟凶犯搏斗时揪下了凶犯的头发呢？是谁的头发，化验一下不就清楚了？但是，案发过后半年，一直都不见公安局传出毛发检验的结果，李毅有些着急了。不知是不是一种巧合，提取的毛发在2004年4月丢失了，李慧和李文浩则双双在4月 解除了监视居住。
这个结局令李毅义愤填膺，人大本来就负有监督政府履行职责的权力，作为县人大副主任——同时又是一个凶杀案件被害人的母亲，双重责任促使她拍案而起，三番五次地将办案人员问得无言以对。
不光是李毅，据知情人介绍，翼城县人大主任王伟在县人大常委会的会议上还曾就毛发问题向县公安局长吉绍文提出质询，责成他必须把毛发给找回来。公安局长一时被闹得脸红脖子粗，下不来台。
此后，不光是毛发问题，公安部门有关马朝晖被杀案的侦查一直都是在李毅的高度关注和直接追问之下进行的。在她看来，最恐惧的是李家作为“翼城首富”以金钱开路，路路通畅的广博人脉；最不信任的就是翼城公安似乎时时刻刻都在暗箱操作，替李慧开脱罪责，转移侦查方向。
对于李家，毛发丢了，这让他们也很伤脑筋。李翠仙说：这等于又给李家安了一条罪状，好像是他们家把这些证据弄丢了一样。她觉得，技术科的人应该为此受到法律的惩处。
到后来，对于毛发的丢失，马、李两家都作出了有利于自己的解释：马家人说：毛发要是不丢失，一化验肯定就是李慧的，案子就真相大白了；李家则说：毛发要是化验了，李慧早就没事了，李家就不会遭人围攻了。
总之，作为决定性证据，只要毛发在，案子肯定就破了，这是双方一致的观点。可是，如此关键的证据，警方为什么会在毛发化验之前把它就给弄丢了呢？有关详情见本书第十四章《调查》。
李毅第一次痛哭，是在儿子的下葬之日。
5天前，她的儿子马朝晖惨死在家中，全身49处刀伤，下身被捅成了马蜂窝。小儿子朝新捶打着墙壁哇哇痛哭，但她没有眼泪，“我已经不会哭了”。她只是一遍遍地问110民警：“我家慧慧呢?我家孙子呢?”
下葬日是在2003年10月7日，翼城县十里长街，万人送行。7岁的小孙子端端(化名)抱着爸爸面带微笑的遗像，指着装着爸爸的棺材，天真地问她：“爸爸是不是关在里面再也出不来了?他多难受呀!”一句童言勾起无限伤痛，李毅扑倒在地，第一次哭出了声。
儿子死后,李毅的生活从此“每天都是黑夜、都是阴天”。她不能看街上有人打架，那个被打倒在地的人好像就是她可怜的儿子，儿子向她呼救：“妈妈，快把我扶起来。”她不能看武打片，那些挥刀舞剑的镜头好像都是冲着她的儿子，儿子躲避不及，被捅了一刀又一刀……无数个夜晚，她披着衣服，枯坐床头，脑海里全是儿子血肉模糊的样子。究竟是谁害死了儿子，她无时无刻不在等待最后的答案。
下葬次日，她和老伴儿商量，搬到儿子家里，和儿媳、孙子住一段时间。儿子死后，她一直没有机会陪陪这对不幸的母子。
早饭时，李毅问儿媳李慧：“慧慧，那天你去哪儿了？谁给你开的门？你看见狗狗(马朝晖乳名)时他脸朝上还是朝下？”
李慧低着头，脸色煞白，一言不发。李毅又问：“咱家丢什么东西了吗?”
“丢了！”李慧这次没有沉默，“耳坠、项链……价值4万多呢！”
李毅心里一沉。案发当晚，公安随即封锁了现场，李慧在现场的时间不足一小时，还打了几个电话。丈夫惨死，晚归的妻子没有惊叫、没有报案，反而头脑冷静地清点家中失盗明细，可能吗？
不祥的预感遍布全身。翼城人曾经羡慕她为儿子攀了门好亲事，后来，则开始同情她和儿子抱了个最烫手的山芋。儿媳接二连三的出轨绯闻令她这个人大副主任难堪至极。儿子被害前，李慧又和翼城报一个叫李文浩的记者打得火热，翼城县无人不知。儿子曾和她商量，“过了国庆节就去离婚”，谁知，婚未离，人先去。
不祥预感一直在继续。儿子不明不白死得这样惨，一向私交甚好的亲家李纯泰照样天天跳舞，全家没有一个人前来吊唁。李慧更是“坚强”得反常，从始到终没掉一滴泪，只是在下葬时看到朝晖的遗像，触电似的大叫了一声，便被人搀到一旁，再不露面。
这天，放学回家的小端端神秘地告诉李毅：“我们同学说，我妈害死了我爸。”李毅连忙岔开了话题，内心却不寒而栗。
（见于2006年5月22日《山西晚报》第9版特稿：《爱子惨死 母亲三年执著追凶》，记者：郭风情）
李毅的表述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暂且不考虑相关细节的准确性，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她的态度透露出受害方马家对李纯泰一家已经产生了强烈的不满。而李家这边，他们自信李慧不是凶手，觉得问心无愧，面对种种猜疑和传闻，他们觉得根本就没有必要做贼心虚地向马家做什么具体解释，他们只是一门心思地催促警方加紧破案，李翠仙甚至还曾向李毅表态说：“姨，咱们两家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这案子给破了。”
正因为如此，当刑侦队表示办案经费困难时，通过李翠仙之手，她先后向刑警一中队的中队长徐运生支付过两次物证鉴定费用，共计8000元。
而马家这边和亲家交往时，也小心翼翼地回避着有关缉拿凶手的话题，他们把种种疑虑藏于自家的领地，对亲家这边守口如瓶，始终没有把事情说开。随着案件久侦不破，各种奇异的传闻甚嚣尘上，马家人情郁于中，必然有一天会走向爆发，两家人反目成仇似乎在所难免。
那时，按李翠仙的说法，他们的眼睛就盯着警方，恨不得明天就能破案，且抓获的凶手和李家毫无干系，这便从根本上消除了两家人的嫌隙。
当时，李家的这种心态让公安局技术科的常小林找到了机会，那就是报答李家的机会。
案发后第5天，李翠仙给常小林打电话，把他约到了北关宾馆316房。这一次，他们谈话的中心议题就是马朝晖手中的毛发。以下是常小林给警方做的笔录：
李翠仙问：“现场怎么样，完了没有？都从现场提取了什么东西？”
我说：“提取了毛发、足迹、血手套印。”
“毛发从哪儿提取的？”
“从马朝晖的手上伤口那里提取的。”
“手上的毛发是谁的？”
“肯定是作案人的，是在厮打过程中形成的。”
“这毛发是不是李慧的啊？”
“这就不好说了，要等DNA鉴定出来才知道。”
实际上当时我也怀疑毛发是李慧的。她说：“如果这个毛发不是李慧的就好了。这个毛发送去化验了吗？”
“还没有呢。”
“那你什么时候送去化验时，给我打个招呼。最好是这个毛发不要送去化验。”
“这个事我说了不算，完了再说。”
（见于2006年３月16日公安刑事侦查卷第八卷询问笔录，侦查员：杨生庆、李晓强、杜永明；地点：曲沃看守所）
当时，对于从死者手上提取了毛发的消息，不仅李家人知道，马家人很快也知道了。
尸检那天，马朝晖的姑父张义也在现场，事后，他对李毅说，他看到从马朝晖左手上提取了三根长短不齐的毛发，印象中是在他左手的指缝间提取的。法医用夹子夹起来放到一个小白塑料袋里。他推想，是不是死者生前跟凶犯搏斗时揪下了凶犯的头发呢？是谁的头发，化验一下不就清楚了？但是，案发过后半年，一直都不见公安局传出毛发检验的结果，李毅有些着急了。不知是不是一种巧合，提取的毛发在2004年4月丢失了，李慧和李文浩则双双在4月 解除了监视居住。
这个结局令李毅义愤填膺，人大本来就负有监督政府履行职责的权力，作为县人大副主任——同时又是一个凶杀案件被害人的母亲，双重责任促使她拍案而起，三番五次地将办案人员问得无言以对。
不光是李毅，据知情人介绍，翼城县人大主任王伟在县人大常委会的会议上还曾就毛发问题向县公安局长吉绍文提出质询，责成他必须把毛发给找回来。公安局长一时被闹得脸红脖子粗，下不来台。
此后，不光是毛发问题，公安部门有关马朝晖被杀案的侦查一直都是在李毅的高度关注和直接追问之下进行的。在她看来，最恐惧的是李家作为“翼城首富”以金钱开路，路路通畅的广博人脉；最不信任的就是翼城公安似乎时时刻刻都在暗箱操作，替李慧开脱罪责，转移侦查方向。
对于李家，毛发丢了，这让他们也很伤脑筋。李翠仙说：这等于又给李家安了一条罪状，好像是他们家把这些证据弄丢了一样。她觉得，技术科的人应该为此受到法律的惩处。
到后来，对于毛发的丢失，马、李两家都作出了有利于自己的解释：马家人说：毛发要是不丢失，一化验肯定就是李慧的，案子就真相大白了；李家则说：毛发要是化验了，李慧早就没事了，李家就不会遭人围攻了。
总之，作为决定性证据，只要毛发在，案子肯定就破了，这是双方一致的观点。可是，如此关键的证据，警方为什么会在毛发化验之前把它就给弄丢了呢？有关详情见本书第十四章《调查》。
责任编辑：崔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