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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律师家族》系列报道之四
三代律师人：如何传承与坚守法治信仰？
有人问登山运动员：你为什么要去攀登那座山峰？运动员回答：“因为，山在那里。”
我想，这就是信念的力量。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家族、三代人之间的律师故事，也是一个关于法治信念的故事。
1954年，律师制度被确立，李曙光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律师。随之，1957年，因律师身份而被打为“右派”，下放到农场接受改造。1978年，李曙光被平反，到粮站工作。1979年，律师制度恢复重建，李曙光重回平昌县司法局，成为一名执业律师。时隔22年后，当年过半百的李曙光重获律师证，他百感交集，为自己律师生涯的“曙光再现”而高兴，更为国家驶入法治的轨道而激动。
人生几起几落，李曙光虽饱经忧患拂逆，心中的信念却从未动摇。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当时物资匮乏，出差只能靠走路。每个人出差时，都会自己背一床被子，路过农民家里，便借宿于此。隔天走时，再把食宿费给屋主。当时，李曙光的办公室和卧室是里外间，只隔了一扇门，每个屋里有一盏煤油灯。晚上加班结束，他要先吹灭办公室的煤油灯，回到里屋，再点燃另一盏煤油灯。因为，外屋的是公家的财产，里屋的才是自己的。在他眼里，公私分明是规则，也是个人的原则。
退休之后，李曙光被返聘回司法局。平日里，他热衷于给当地居民免费解答法律问题。有一次，一位受助农民为表达感谢，送来一条大鱼。他交给食堂师傅炖了，与同事会餐，然后把鱼钱给了农民。
那样的时代，共产党刚取得政权，整个社会清风正气。当时的干部，以对新政权的饱满热情，践行着党的宗旨和个人的信念。物资贫乏的时候尚可理解，物质条件改善后，还坚持这样做。他们的某些做法，以现在的思维，确实无法理解。
而解释不了的，就是信念的力量。
他是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但首先，他是“平昌李律师的儿子”。
从小，父亲这个角色，对于李洪斌来说，是一个半人半神的形象。血缘上说，他是自己的父亲；但由于政治运动的原因，幼年时期，他与父亲接触的时间，每年只有一两次。而对于父亲的印象，更多的来源于乡亲们的口耳之中。
那是一个代表法律、代表正义、代表无私的圣人形象。父亲虽经历几起几落，却始终以坦荡胸怀泰然处之；他生性沉默，却乐于向落难者伸手，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他并不精于自谋，富有民胞物与的精神；他是平民百姓的好朋友，是“平昌县李律师”。他没有多少金光熠熠的奖章，但若在平昌一提起李律师，每位平昌老人都会露出亲切、敬佩的微笑。我想，这便足以概括这位父亲的一生。
在耳濡目染之下，正如那位登山运动员一样，1980年，李洪斌命中注定般地，进入有法学界“黄埔军校”之称的西南政法大学开始攻读法律。毕业后，又命中注定般地做起了执业律师。
父亲因律师身份被打成“右派”，这样的经历，很容易让孩子产生对这个职业的排斥。为什么李洪斌还要坚持选择从事律师职业。他说，因为一个故事。
生活中，父亲对西红柿有种不一样的情感。他特别珍惜每一个西红柿。刚开始，自己很不理解。后来，从母亲那里得知，原来，在农场改造期间，很多人因为营养不良，身体出现大面积浮肿。伸出腿脚，拿手指一按，就会出现一个凹痕。甚至，有的人晚上睡下去，第二天早晨就再也没有起来。而父亲当时负责种植西红柿，采摘的时候，忍不住腹中饥饿，会偷吃一个。因此，他仅仅出现过浮肿的现象。
是西红柿救了他的命。但同时，也是西红柿，让他的信念蒙上了一层内心纠结的灰。多年过去了，每次看到西红柿，父亲的眼睛都会凝滞。他不说话，李洪斌一直好奇，父亲那时在想什么。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李洪斌逐渐读懂了父亲。一个沉默寡言的父亲，与一个不知如何启齿的儿子之间，通过律师这个职业，通过跨越时空、跨越语言的方式，达成了和解。
李洪斌从父亲身上，传承的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结、是一种规则意识、是一种法律的信念，也是一种法律的思维。此外，还有与下一代之间沟通的方式。
而这些品质，通过爷爷和爸爸与人交往的点点滴滴中，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李家第三代法律人李旎。父亲的情感有多丰富、内心有多细腻，他没有表达，但从一个橘子里，李旎也一直在努力尝试去读懂自己的父亲，一如父亲当年想要读懂爷爷的模样。
有一年，李旎随爸爸回老家祭祖，爸爸突发痛风，动弹不得，于是便让李旎去祭拜。下车时，父亲叮嘱：记得拿一个橘子去。李旎以为父亲是让自己边走边吃。下车后，他再次叮嘱：“一定记得拿个橘子。”李旎感觉不然，问为什么？父亲说：“小时候，我去集市上玩儿，重病的奶奶叫我回来时给她买个橘子。后来玩儿忘了，回到家才想起来。由于没买到橘子，奶奶便将晒干的橘子皮干，嚼了吃。半年后，奶奶因病逝世。”原本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奶奶去世多年后，父亲却依然自责、歉疚、牵挂着，想要去弥补。这一刻，她似乎读懂了父亲。
很多人会问，在美国学的是英美法系，回国执业，会不会浪费掉学到的知识。李旎说道：美国的法学教育，是以律师为主导的。在学习的过程中，感悟的是一种撰写法律文书的能力、法律调查的能力、分析个案的思维。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不可避免地会被遗忘，但这种法律思维，会留下痕迹。正如泰戈尔所言，天空不曾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那些具体的案例、规范、知识、像诗一样的法律条文会被遗忘，但那种分析问题的能力、思维的痕迹、读到凝练绝美到惊艳的判例时内心的触动感，不会被忘记。
法律的思维、法律的信念，正是李曙光言传身教给李洪斌、也是李洪斌言传身教给李旎的家风。
李洪斌说，律师职业，本身就是一个快乐的职业。这份快乐，来源于辩论、来源于谈判、来源于对制度的设计、来源于法律职业的法律思维。
这是一位对律师职业有着拳拳之心的律师独特的解读。
每当国家在法治建设上迈出一步，每当新的法律诞生之时，他都激动不已。他有着法治理想主义的情怀，他甚至把刑事诉讼法修改后举行的宣传讲座，称之为《新〈刑事诉讼法〉鉴赏》。因为，在他的世界里，法律就是诗，就是艺术，就是人类文明的象征与标志。
李旎说，选择律师作为自己的职业，一方面源于家庭，同时，也是因为律师是一个尤其需要终身学习的职业。而且这个职业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律师会不断地遇到新问题。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成就感，就足以驱散这个职业的其他弊端了。
作为李洪斌的女儿，李旎现在的一个乐趣，就是去父亲的办公室“偷书”看。而父亲办公室的书，已经多到发现不了少了哪本的地步了。
从一床被子到一盏煤油灯、从一条鱼到一个番茄、从一个橘子到一本书，承载着的，是一个家族对于不断求知、常怀悲悯心同情心的家风的传承；传递着的，是对于勇于呐喊、勇于担当、勇于为引车卖浆者辩护的法治信仰的传承与坚守。
不知是巧合还是机缘，李洪斌的夫人黄琼也是一位资深律师。在家里，他们免不了要谈论工作、讨论案件，议论律师的酸甜苦辣。律师特有的思维和表达方式，熏陶着他们的小女儿李唐，说话的腔调“律师范儿”十足。不知未来的她，会否如她的爷爷、父亲、母亲、姐姐一样，走上律师之路。作为关注律师行业的我们，倒是乐见律师界多一些这种难以复制的喜人景象。因为，它不仅属于一个家族，它更属于一个国家的法治形象。
我想，这就是信念的力量。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家族、三代人之间的律师故事，也是一个关于法治信念的故事。
信念的力量
故事的第一位主人公名叫李曙光。1925年5月，李曙光出生在四川省巴中市曾口镇芦山乡。解放前，他在一所学校当校长并加入中共地下党。解放后，组织推荐他到西南革命大学（川北分校）学习法律。毕业后，分配到平昌县人民法院担任审判员。1954年，律师制度被确立，李曙光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律师。随之，1957年，因律师身份而被打为“右派”，下放到农场接受改造。1978年，李曙光被平反，到粮站工作。1979年，律师制度恢复重建，李曙光重回平昌县司法局，成为一名执业律师。时隔22年后，当年过半百的李曙光重获律师证，他百感交集，为自己律师生涯的“曙光再现”而高兴，更为国家驶入法治的轨道而激动。
人生几起几落，李曙光虽饱经忧患拂逆，心中的信念却从未动摇。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当时物资匮乏，出差只能靠走路。每个人出差时，都会自己背一床被子，路过农民家里，便借宿于此。隔天走时，再把食宿费给屋主。当时，李曙光的办公室和卧室是里外间，只隔了一扇门，每个屋里有一盏煤油灯。晚上加班结束，他要先吹灭办公室的煤油灯，回到里屋，再点燃另一盏煤油灯。因为，外屋的是公家的财产，里屋的才是自己的。在他眼里，公私分明是规则，也是个人的原则。
退休之后，李曙光被返聘回司法局。平日里，他热衷于给当地居民免费解答法律问题。有一次，一位受助农民为表达感谢，送来一条大鱼。他交给食堂师傅炖了，与同事会餐，然后把鱼钱给了农民。
那样的时代，共产党刚取得政权，整个社会清风正气。当时的干部，以对新政权的饱满热情，践行着党的宗旨和个人的信念。物资贫乏的时候尚可理解，物质条件改善后，还坚持这样做。他们的某些做法，以现在的思维，确实无法理解。
而解释不了的，就是信念的力量。
家风的传承
这条鱼，李洪斌也吃了。他是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但首先，他是“平昌李律师的儿子”。
从小，父亲这个角色，对于李洪斌来说，是一个半人半神的形象。血缘上说，他是自己的父亲；但由于政治运动的原因，幼年时期，他与父亲接触的时间，每年只有一两次。而对于父亲的印象，更多的来源于乡亲们的口耳之中。
那是一个代表法律、代表正义、代表无私的圣人形象。父亲虽经历几起几落，却始终以坦荡胸怀泰然处之；他生性沉默，却乐于向落难者伸手，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他并不精于自谋，富有民胞物与的精神；他是平民百姓的好朋友，是“平昌县李律师”。他没有多少金光熠熠的奖章，但若在平昌一提起李律师，每位平昌老人都会露出亲切、敬佩的微笑。我想，这便足以概括这位父亲的一生。
在耳濡目染之下，正如那位登山运动员一样，1980年，李洪斌命中注定般地，进入有法学界“黄埔军校”之称的西南政法大学开始攻读法律。毕业后，又命中注定般地做起了执业律师。
父亲因律师身份被打成“右派”，这样的经历，很容易让孩子产生对这个职业的排斥。为什么李洪斌还要坚持选择从事律师职业。他说，因为一个故事。
生活中，父亲对西红柿有种不一样的情感。他特别珍惜每一个西红柿。刚开始，自己很不理解。后来，从母亲那里得知，原来，在农场改造期间，很多人因为营养不良，身体出现大面积浮肿。伸出腿脚，拿手指一按，就会出现一个凹痕。甚至，有的人晚上睡下去，第二天早晨就再也没有起来。而父亲当时负责种植西红柿，采摘的时候，忍不住腹中饥饿，会偷吃一个。因此，他仅仅出现过浮肿的现象。
是西红柿救了他的命。但同时，也是西红柿，让他的信念蒙上了一层内心纠结的灰。多年过去了，每次看到西红柿，父亲的眼睛都会凝滞。他不说话，李洪斌一直好奇，父亲那时在想什么。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李洪斌逐渐读懂了父亲。一个沉默寡言的父亲，与一个不知如何启齿的儿子之间，通过律师这个职业，通过跨越时空、跨越语言的方式，达成了和解。
李洪斌从父亲身上，传承的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结、是一种规则意识、是一种法律的信念，也是一种法律的思维。此外，还有与下一代之间沟通的方式。
而这些品质，通过爷爷和爸爸与人交往的点点滴滴中，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李家第三代法律人李旎。父亲的情感有多丰富、内心有多细腻，他没有表达，但从一个橘子里，李旎也一直在努力尝试去读懂自己的父亲，一如父亲当年想要读懂爷爷的模样。
有一年，李旎随爸爸回老家祭祖，爸爸突发痛风，动弹不得，于是便让李旎去祭拜。下车时，父亲叮嘱：记得拿一个橘子去。李旎以为父亲是让自己边走边吃。下车后，他再次叮嘱：“一定记得拿个橘子。”李旎感觉不然，问为什么？父亲说：“小时候，我去集市上玩儿，重病的奶奶叫我回来时给她买个橘子。后来玩儿忘了，回到家才想起来。由于没买到橘子，奶奶便将晒干的橘子皮干，嚼了吃。半年后，奶奶因病逝世。”原本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奶奶去世多年后，父亲却依然自责、歉疚、牵挂着，想要去弥补。这一刻，她似乎读懂了父亲。
法治的坚守
1990年，李旎出生于达州。她从小浸润在法律中，选择法律作为自己的专业，似乎是一件理所当然、毋庸置疑的事情。而家人之间宽松、自由的家庭氛围，也完全尊重、支持她的选择。甚至，当听到小姨建议自己去学国际贸易时，李旎竟然因为第一次有人反对自己学法律而哭了。吉林大学法学学士、美国南加州大学法学硕士，毕业回国，加入明炬律师事务所，李旎像爷爷、父亲一样，理所当然地成为一名执业律师。很多人会问，在美国学的是英美法系，回国执业，会不会浪费掉学到的知识。李旎说道：美国的法学教育，是以律师为主导的。在学习的过程中，感悟的是一种撰写法律文书的能力、法律调查的能力、分析个案的思维。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不可避免地会被遗忘，但这种法律思维，会留下痕迹。正如泰戈尔所言，天空不曾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那些具体的案例、规范、知识、像诗一样的法律条文会被遗忘，但那种分析问题的能力、思维的痕迹、读到凝练绝美到惊艳的判例时内心的触动感，不会被忘记。
法律的思维、法律的信念，正是李曙光言传身教给李洪斌、也是李洪斌言传身教给李旎的家风。
李洪斌说，律师职业，本身就是一个快乐的职业。这份快乐，来源于辩论、来源于谈判、来源于对制度的设计、来源于法律职业的法律思维。
这是一位对律师职业有着拳拳之心的律师独特的解读。
每当国家在法治建设上迈出一步，每当新的法律诞生之时，他都激动不已。他有着法治理想主义的情怀，他甚至把刑事诉讼法修改后举行的宣传讲座，称之为《新〈刑事诉讼法〉鉴赏》。因为，在他的世界里，法律就是诗，就是艺术，就是人类文明的象征与标志。
李旎说，选择律师作为自己的职业，一方面源于家庭，同时，也是因为律师是一个尤其需要终身学习的职业。而且这个职业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律师会不断地遇到新问题。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成就感，就足以驱散这个职业的其他弊端了。
作为李洪斌的女儿，李旎现在的一个乐趣，就是去父亲的办公室“偷书”看。而父亲办公室的书，已经多到发现不了少了哪本的地步了。
从一床被子到一盏煤油灯、从一条鱼到一个番茄、从一个橘子到一本书，承载着的，是一个家族对于不断求知、常怀悲悯心同情心的家风的传承；传递着的，是对于勇于呐喊、勇于担当、勇于为引车卖浆者辩护的法治信仰的传承与坚守。
不知是巧合还是机缘，李洪斌的夫人黄琼也是一位资深律师。在家里，他们免不了要谈论工作、讨论案件，议论律师的酸甜苦辣。律师特有的思维和表达方式，熏陶着他们的小女儿李唐，说话的腔调“律师范儿”十足。不知未来的她，会否如她的爷爷、父亲、母亲、姐姐一样，走上律师之路。作为关注律师行业的我们，倒是乐见律师界多一些这种难以复制的喜人景象。因为，它不仅属于一个家族，它更属于一个国家的法治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