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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预防青少年犯罪之“大庆样本”》专题报道之二
童心援：让心房不设防
“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想给全国看守所试水、打个样。”
听到闫震峰这句话，记者只感觉，大庆人是真可爱，见过很多想成为全国首家、首批机制创新单位的，却很少听到如此真诚之言。
这种真诚流淌在很多孩子的故事里。
坐着听别人说了一个多小时，轮到闫震峰发言，他终于说出了憋在肚子里半天的这句话。
2015年8月的一天下午，在大庆市法学会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暨协会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上，就有关如何预防青少年犯罪及青少年教育问题上，来自组织权益保障委员会、法律援助委员会、社会帮扶委员会、社区矫正委员会、学校教育委员会、心理救助委员会等单位的与会嘉宾畅所欲言、积极发言。时任大庆市第二看守所所长的闫震峰认真记着笔记，摩拳擦掌等着自己的发言机会。
原来，当听完哈医大大庆校区护理学院讲师杨金伟的发言后，闫震峰动了心思。
进入看守所的孩子，年龄14～18周岁。他们或者父母离异，或者常年遭受家庭暴力，也有在学校经常受欺负的情况。当天听到心理学专家的介绍，闫震峰突然意识到，心理学或可成为拯救这帮孩子的一大法宝。虽说看守所有30%的教员拥有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但他们大多是为了考证而考证，即使有证件，也缺乏实践经验。单靠看守所的现有硬件软件，不足以支撑孩子们的心理帮扶工作。
果然，在闫震峰使出这招激将法后，立刻有人上钩了。
大庆市法学会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高新区法院专职审判委员会委员沙继奎没等杨金伟及其他心理学老师表态，立即拍桌表示：“这事就这么定了，包在我身上，回头我带心理咨询师去你们看守所，给孩子做辅导。”
有了沙继奎的保票，闫震峰还不放心。下了会，拉着杨金伟跟他细数“合作”的好处：“你看哈，你不是说你们缺调研素材，我们看守所未成年人每年八九十人，这是多好的素材资源啊。你们帮我们孩子的同时，还能了解现在孩子的心理问题，多好！”看到杨金伟心动的眼神，闫震峰开心了：这事有谱了！
回去后，闫震峰天天盼着回信儿。一周都没见有动静，就气冲冲给沙继奎电话打了过去。
“人呢？还好意思说包在你身上！”
沙继奎哈哈大笑，逗他道：“我以为你就是说说。”
闫震峰急眼了：“这哪行！答应我了，就赶紧给我们落实……”
几天后，沙继奎带着21名心理咨询志愿者来到闫震峰的看守所。
刚开始进行心理疏导工作，闫震峰担心这些心理老师以往工作没接触过看守所里的孩子，把握不好尺度，便场场旁观盯着。也正是多亏了这些次亲眼见证，否则看到孩子接受辅导后的变化，该以为老师施了法。
当时所里有个自闭的男孩儿，叫东子。东子从来不与人直视，也不愿意跟人交流，一回到监室就窝在角落，十分不合群。第一次接受治疗时，心理咨询师孙敬群、刘红刚提出跟他玩儿沙盘，东子出现强烈排斥的反应。闫震峰心疼孩子，建议老师中止辅导。
第二次治疗，老师拿出双倍的耐心和温柔：“咱们一起玩儿玩儿玩具……别怕！你会喜欢的……你看，这里有上百个玩偶，挑挑有没有你喜欢的。”
软磨硬泡下，东子勉强答应了。
通过老师的引导，东子第一次利用沙盘玩具，向别人展现了自己从小的生活环境。
东子的母亲是聋哑人，脾气还非常火爆，常常因为一点琐碎小事就揍东子。东子在压抑的家庭环境下，形成了现在的性格。东子一边在沙盘上摆玩具，一边哭。
后来的第三次、第四次辅导课程，都是东子主动提出想见孙敬群，还想玩儿沙盘。前后算下来，东子共接受十次心理辅导。在后五次辅导期间，就连同监室的同案孩子都能明显感到东子身上发生的变化。东子开朗了，时不时能加入进大家的聊天中，虽然话没有其他能说的孩子多，但是与过去无视旁人的自闭表现形成巨大反差。“神了！”闫震峰和其他同监室的孩子看到东子身上产生的变化后，不禁发出连连感叹。
当初，沙继奎出于业余兴趣，加入心理学读书小组微信群。他没想到有朝一日，这个兴趣小组竟能发出如此耀眼、温暖的光和热。
二十来人的微信群中，基本上大家都是兼职心理咨询工作。并非将这项工作视为一种谋生手段，仅仅是出于对心理学的喜爱和乐于助人的热忱。
仅凭沙继奎在群里的一嗓子，全员动身，没有一丝多余的顾虑。现在闫震峰回想起来都是满满感动。
那年冬天的一个大雪天，闫震峰下班驱车回家路上，借助幽暗的路灯，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雪地里艰难前进着。黑龙江的深冬冷得可怕，夜里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气温，伴着大朵大朵的雪花。即便在车里，闫震峰看着车外的人都不禁打起冷战。
待车临近才看清楚，原来是咨询老师周嘉媛。停下车，降下车窗，闫震峰问了个傻问题：“你怎么在这儿啊？”话刚出口，没等她回答，闫震峰继续问道：“你是要去公交站呀？！”周嘉媛脸蛋通红地点点头。闫震峰这才恍然意识到，周嘉媛这几个月来可能都是坐公交车，来看守所进行心理咨询的。
闫震峰赶紧打电话给所里，联系人把周嘉媛送回了家。
半个月后，闫震峰得知一同事恰巧与周嘉媛是大学同学，从他那里了解到周嘉媛的不容易。同事告诉闫震峰，周嘉媛一年前确诊乳腺癌，几个月前连做了两场大手术。
“哎呀，这也太伟大了吧！”闫震峰听后佩服周嘉媛到不行，但更多还有内疚。从看守所走到最近的公交站要四十多分钟，等车也常常要花半小时。一想到周嘉媛这两个月带病忍着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等公交车，他就愈加愧疚。
闫震峰不知道的是，当天在雪地里拎着电脑包费劲步行的周嘉媛丝毫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伟大之处，当时的她脑袋只有一个想法：“我明天就去学开车！这次说什么也要学会，冻死我了。”
采访当天，记者听周嘉媛口中说出这句话时，差点笑出了声。她坐在记者对面，穿着团队的文化衫，准备采访一结束就跟马友集体乘车去参加哈尔滨国际马拉松。
周嘉媛开朗的语气让人觉得幽默放松。不过记者后来得知，那天，刚做完化疗不出三个月的她，回家泡了一个多小时的浴缸脸上才恢复血色。
“我出这点力算不上什么！充其量就是一点小爱而已。像沙继奎、闫震峰他们这样的人，才是大爱之人。没有他们提供的平台，我们的小爱也没办法施展。”周嘉媛对记者说。
谈到她辅导过的孩子，开朗的周嘉媛很是感慨和悲伤：“稍稍有人点拨这些孩子，他们也不至于走上歧途。”她一脸惋惜。
周嘉媛相信，这群孩子经过正规心理咨询师心理援助和疏导，对他们人生是非常有好处的。“自然人到社会人的社会化进程中，从个体角度讲，要与社会进行互动。需要慢慢学习很多东西，遵守社会规则即是其中一项内容。未成年人社会化成功了，会蜕变成对社会有用的人才，针对个体的不同予以针对性的干预，对于个体来说，是有好处的。未成年人十来岁时，处于懵懂时期，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尝试、探索是天性。生理上成熟但是心理上并未成熟，与社会对他的要求产生冲突，造成心理矛盾。”
小舟是个“二进宫”孩子，周嘉媛接到他的档案，距离他出看守所还有四个月，他因偷网吧的钱而进来。第一次见面，这个白白净净、眯眯眼的男孩儿给了周嘉媛很深的印象。
当年，小舟还很小的时候，他的爸爸经常骑着摩托车载着母子俩。小舟坐在前面，妈妈坐在后面。一次骑行中，不知怎么，两个大人吵了起来，小舟爸气哼哼地说了句：“你要生气，就下去！”没想到小舟妈听到这句话，立刻就跳了车。
由于头部撞到路旁的石头，大脑受了伤，小舟妈自那时起便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父亲为了养家糊口，外出打工，小舟和妈妈便寄养在奶奶家。刚开始几年，小舟妈还能认得小舟，眼神中还能有交流，流着口水含糊不清地喊着他的名字。到后来，病情恶化，意识不清，谁都不认识了。
15岁后，小舟不想呆在家里看母亲痛苦的样子，谎报年纪出去打工。出来的第一年，小舟交到一个比自己大四岁的女朋友。同居后女友怀孕了，小舟很高兴，他觉得这个孩子的出现给了他多年不曾体验过的温暖。怕女朋友营养跟不上，他需要钱，便把手伸向了错误的地方。
“你不知道从网吧抽屉里拿钱叫偷吗？”周嘉媛听完小舟的陈述，轻声地问。小舟说：“我没想那么多，那几天都快吃不上饭了，我只知道那个地方有钱，只想着怎么把钱拿到手，给她吃饭。”
偷钱不是为了自己去玩儿，而是为了爱的人。对行为性质没有边界线的小舟，让周嘉媛很同情。
第三次心理咨询时，小舟给周嘉媛唱了一首歌《冰雨》，歌词中有几处记不清的部分，但周嘉媛听得很认真。下一次咨询，周嘉媛“偷偷”带进去一张纸，是《冰雨》的全部歌词，小舟收到这个礼物很高兴。他们谈天说地，谈外面发生的事，谈以后的打算。
小舟的咨询课程一共有十次，到第八次咨询时周嘉媛有意识进行分离准备。怕突然分离，像小舟妈遭遇意外一样，给小舟严重的打击。
“我们还有三次见面机会，课程就结束了。本来课程是一周一次，接下来会两周一次。你耐心等阿姨好吗？”
接下来的半个月，对于周嘉媛也同样是煎熬，她迫切想知道小舟表现得好不好。正巧当时赶上圣诞节，周嘉媛给小舟带了一个精美包装好的苹果作礼物。
一进看守所，管教员担心小舟的礼物会引起其他孩子的负面情绪，苹果就被没收了。最后，在周嘉媛的请求下，小舟虽然没拿到礼物，但也看到了这份心意。
2017年1月，第十次咨询课程还是来了。两人面对面坐，周嘉媛当时特别想抱一下小舟，但怕肢体接触不合规，还是忍了。分离时，周嘉媛告诉小舟，出去后，遇到困难，可以找闫叔叔要她的电话。两年后的现在，周嘉媛提到小舟，也依然挂念不已。
跟其他老师一样，心理辅导工作并非高晓丽的本职工作。几年前，她所就职的石油公司下属二级单位外派她参加培训，自此与心理学结缘。
通过学习，高晓丽发现心理学的价值：“就像空气，每个人都会需要它。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情绪，现实层面的本身没有好坏，只是每个人赋予它的意义不同罢了。就像榴莲本身没有好坏，仅仅是人的口味不同。外在事情带给我们的困扰实际上是我们的观念问题，心理学能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
高晓丽在第二看守所前后共接触过五个孩子，最小的14岁，最大的刚满18岁。他们有因吸毒贩毒被抓的，也有打架斗殴进来的。虽然触犯法律的途径不同，但是背后都有共性的问题。
有个孩子叫大壮，他的父母是五个孩子家庭中唯一没有离婚的。而且，相比于其他人，大壮的家庭十分富裕。大壮爸爸常年在北京工作，负责建筑项目工程。虽然大壮几乎看不到爸爸，但是他也从来不缺钱花。
大壮因贩毒被抓。说起来有点荒唐，他贩毒不是为了赚钱，也确实没赚钱。
起初是因为好奇，有钱又没人管的大壮经朋友介绍尝试了吸毒。尝试数次后，其他朋友听说大壮能买到毒品，便去找他。本着好东西要分享的想法，大壮从毒贩子手中买来毒品后，原价卖给了小伙伴。
一天，高晓丽一进心理咨询室，与老师“混熟”了的大壮兴奋地跟她说：“老师，你知道吗，我太开心了！以前，我一年都见不到我爸两次，我才进来5个月，我爸都来看我三次了。他答应我了，等我出去就带我去北京。”
看着眼前黑黑壮壮、身型已是大人的大壮一脸兴奋的样子，高晓丽表面虽然微笑，但心里却十分难过：“这些孩子的成长过程，父母的关注和陪伴严重缺失。接触他们，你明显能发现，他们的叛逆，大多是想用自己的方式唤起父母的关注。”
不过大壮这种孩子并不让高晓丽担心：“对社会危害最大的，是那种无知无畏的孩子。”
凡凡是高晓丽辅导的年纪最小的孩子，但是这个14岁男孩儿却有着十分可怕的气场。“第一次见他，他冷漠的目光、成熟的谈吐，让我这个大人都害怕，他给人的感觉是那种一言不合就会下死手。”
大部分孩子在第一次接触心理老师时，眼神躲避或者闪烁，腼腆、沉默基本是常态。但是凡凡却能无所畏惧般地直视，甚至眼神中有着挑衅的意味。他第一次见高晓丽时说：“我不重要，你们都不重要。我的命不值钱，你们也是。”
是什么让一个14岁的孩子对人生如此心灰意冷，对生命缺乏最起码的敬重和珍视？为了找到原因，高晓丽试图走进凡凡的内心。
凡凡因为故意伤人，造成对方重伤，进了看守所。问到伤人的原因，凡凡平静地回答：“就是看他不爽。”
一天夜里，凡凡一个人走在街上，看到一个成年男子穿戴得还不错。心想自己最近想换个手机，估计那人挺有钱，决定抢他手机。凡凡拿着刀从背后捅了对方数刀，见其倒地无反抗能力，便翻他的衣服口袋，拿走了手机。
在凡凡的思维里，把别人捅伤甚至是捅死，都无所谓。他也无所谓对方的手机到底好不好，不好的话，换个人继续作案。
听凡凡不可思议的回答，高晓丽问他：“想要手机为什么不跟爸爸妈妈说？”
“我没爸爸妈妈！”
“他们去世了吗？”
“没有，离婚了。”
“那你跟谁住？”
“我自己住。”
“这怎么可能？”高晓丽更疑惑了。
慢慢的经过对话，高晓丽大致了解了情况。原来，凡凡真一个人住。几年前，凡凡爸爸妈妈离婚，并各自在外面成了家。把凡凡当拖油瓶的两个人，都不想管他。凡凡最开始觉得，只要他一直在他们原来的房子里守着，爸爸妈妈总有一天会回来的。就这样凡凡等了一天、一周、一个月直至一年，他们都没有出现过。高晓丽不明白天下怎么有这么狠心的父母，甚至离婚时都没考虑孩子的安置问题。
不知道这几年凡凡是怎么活下来的，但是在凡凡口中，是活着还是死了，他都不在乎。聊天中，看着这个瘦瘦小小、把喜怒哀乐全都埋起来的小男孩儿，高晓丽眼睛湿润了。
采访最后，高晓丽对记者说：“行为上的矫正，力量可能有限。我最希望的是，给这些孩子种下一颗希望的种子。但愿我的出现能给他们一点小力量，支撑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能做到这一点，我心满意足了。”
短短一上午，通过与多位心理咨询老师对话，让记者换个角度重新认识看守所内的未成年人，重新看待未成年人帮扶工作。感谢这些优秀的社会工作者，是他们，践行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是他们，用无私奉献的情怀护航每一个掉队的孩子。
我们也期待，今日播下一粒种，未来收获一整个春天。
听到闫震峰这句话，记者只感觉，大庆人是真可爱，见过很多想成为全国首家、首批机制创新单位的，却很少听到如此真诚之言。
这种真诚流淌在很多孩子的故事里。
“谈实事，我们是认真的”
“你们别总整虚的！你们说心理学这好那好，我今天就一个问题，能不能上我那儿给我们孩子做辅导？！”坐着听别人说了一个多小时，轮到闫震峰发言，他终于说出了憋在肚子里半天的这句话。
2015年8月的一天下午，在大庆市法学会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暨协会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上，就有关如何预防青少年犯罪及青少年教育问题上，来自组织权益保障委员会、法律援助委员会、社会帮扶委员会、社区矫正委员会、学校教育委员会、心理救助委员会等单位的与会嘉宾畅所欲言、积极发言。时任大庆市第二看守所所长的闫震峰认真记着笔记，摩拳擦掌等着自己的发言机会。
原来，当听完哈医大大庆校区护理学院讲师杨金伟的发言后，闫震峰动了心思。
进入看守所的孩子，年龄14～18周岁。他们或者父母离异，或者常年遭受家庭暴力，也有在学校经常受欺负的情况。当天听到心理学专家的介绍，闫震峰突然意识到，心理学或可成为拯救这帮孩子的一大法宝。虽说看守所有30%的教员拥有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但他们大多是为了考证而考证，即使有证件，也缺乏实践经验。单靠看守所的现有硬件软件，不足以支撑孩子们的心理帮扶工作。
果然，在闫震峰使出这招激将法后，立刻有人上钩了。
大庆市法学会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高新区法院专职审判委员会委员沙继奎没等杨金伟及其他心理学老师表态，立即拍桌表示：“这事就这么定了，包在我身上，回头我带心理咨询师去你们看守所，给孩子做辅导。”
有了沙继奎的保票，闫震峰还不放心。下了会，拉着杨金伟跟他细数“合作”的好处：“你看哈，你不是说你们缺调研素材，我们看守所未成年人每年八九十人，这是多好的素材资源啊。你们帮我们孩子的同时，还能了解现在孩子的心理问题，多好！”看到杨金伟心动的眼神，闫震峰开心了：这事有谱了！
回去后，闫震峰天天盼着回信儿。一周都没见有动静，就气冲冲给沙继奎电话打了过去。
“人呢？还好意思说包在你身上！”
沙继奎哈哈大笑，逗他道：“我以为你就是说说。”
闫震峰急眼了：“这哪行！答应我了，就赶紧给我们落实……”
几天后，沙继奎带着21名心理咨询志愿者来到闫震峰的看守所。
刚开始进行心理疏导工作，闫震峰担心这些心理老师以往工作没接触过看守所里的孩子，把握不好尺度，便场场旁观盯着。也正是多亏了这些次亲眼见证，否则看到孩子接受辅导后的变化，该以为老师施了法。
当时所里有个自闭的男孩儿，叫东子。东子从来不与人直视，也不愿意跟人交流，一回到监室就窝在角落，十分不合群。第一次接受治疗时，心理咨询师孙敬群、刘红刚提出跟他玩儿沙盘，东子出现强烈排斥的反应。闫震峰心疼孩子，建议老师中止辅导。
第二次治疗，老师拿出双倍的耐心和温柔：“咱们一起玩儿玩儿玩具……别怕！你会喜欢的……你看，这里有上百个玩偶，挑挑有没有你喜欢的。”
软磨硬泡下，东子勉强答应了。
通过老师的引导，东子第一次利用沙盘玩具，向别人展现了自己从小的生活环境。
东子的母亲是聋哑人，脾气还非常火爆，常常因为一点琐碎小事就揍东子。东子在压抑的家庭环境下，形成了现在的性格。东子一边在沙盘上摆玩具，一边哭。
后来的第三次、第四次辅导课程，都是东子主动提出想见孙敬群，还想玩儿沙盘。前后算下来，东子共接受十次心理辅导。在后五次辅导期间，就连同监室的同案孩子都能明显感到东子身上发生的变化。东子开朗了，时不时能加入进大家的聊天中，虽然话没有其他能说的孩子多，但是与过去无视旁人的自闭表现形成巨大反差。“神了！”闫震峰和其他同监室的孩子看到东子身上产生的变化后，不禁发出连连感叹。
“说奉献，我们只是小爱”
转眼间，秋去冬来。可即便是看守所外黑龙江的冰天雪地，也湮没不了心理咨询老师们的热情。当初，沙继奎出于业余兴趣，加入心理学读书小组微信群。他没想到有朝一日，这个兴趣小组竟能发出如此耀眼、温暖的光和热。
二十来人的微信群中，基本上大家都是兼职心理咨询工作。并非将这项工作视为一种谋生手段，仅仅是出于对心理学的喜爱和乐于助人的热忱。
仅凭沙继奎在群里的一嗓子，全员动身，没有一丝多余的顾虑。现在闫震峰回想起来都是满满感动。
那年冬天的一个大雪天，闫震峰下班驱车回家路上，借助幽暗的路灯，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雪地里艰难前进着。黑龙江的深冬冷得可怕，夜里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气温，伴着大朵大朵的雪花。即便在车里，闫震峰看着车外的人都不禁打起冷战。
待车临近才看清楚，原来是咨询老师周嘉媛。停下车，降下车窗，闫震峰问了个傻问题：“你怎么在这儿啊？”话刚出口，没等她回答，闫震峰继续问道：“你是要去公交站呀？！”周嘉媛脸蛋通红地点点头。闫震峰这才恍然意识到，周嘉媛这几个月来可能都是坐公交车，来看守所进行心理咨询的。
闫震峰赶紧打电话给所里，联系人把周嘉媛送回了家。
半个月后，闫震峰得知一同事恰巧与周嘉媛是大学同学，从他那里了解到周嘉媛的不容易。同事告诉闫震峰，周嘉媛一年前确诊乳腺癌，几个月前连做了两场大手术。
“哎呀，这也太伟大了吧！”闫震峰听后佩服周嘉媛到不行，但更多还有内疚。从看守所走到最近的公交站要四十多分钟，等车也常常要花半小时。一想到周嘉媛这两个月带病忍着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等公交车，他就愈加愧疚。
闫震峰不知道的是，当天在雪地里拎着电脑包费劲步行的周嘉媛丝毫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伟大之处，当时的她脑袋只有一个想法：“我明天就去学开车！这次说什么也要学会，冻死我了。”
采访当天，记者听周嘉媛口中说出这句话时，差点笑出了声。她坐在记者对面，穿着团队的文化衫，准备采访一结束就跟马友集体乘车去参加哈尔滨国际马拉松。
周嘉媛开朗的语气让人觉得幽默放松。不过记者后来得知，那天，刚做完化疗不出三个月的她，回家泡了一个多小时的浴缸脸上才恢复血色。
“我出这点力算不上什么！充其量就是一点小爱而已。像沙继奎、闫震峰他们这样的人，才是大爱之人。没有他们提供的平台，我们的小爱也没办法施展。”周嘉媛对记者说。
谈到她辅导过的孩子，开朗的周嘉媛很是感慨和悲伤：“稍稍有人点拨这些孩子，他们也不至于走上歧途。”她一脸惋惜。
周嘉媛相信，这群孩子经过正规心理咨询师心理援助和疏导，对他们人生是非常有好处的。“自然人到社会人的社会化进程中，从个体角度讲，要与社会进行互动。需要慢慢学习很多东西，遵守社会规则即是其中一项内容。未成年人社会化成功了，会蜕变成对社会有用的人才，针对个体的不同予以针对性的干预，对于个体来说，是有好处的。未成年人十来岁时，处于懵懂时期，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尝试、探索是天性。生理上成熟但是心理上并未成熟，与社会对他的要求产生冲突，造成心理矛盾。”
小舟是个“二进宫”孩子，周嘉媛接到他的档案，距离他出看守所还有四个月，他因偷网吧的钱而进来。第一次见面，这个白白净净、眯眯眼的男孩儿给了周嘉媛很深的印象。
当年，小舟还很小的时候，他的爸爸经常骑着摩托车载着母子俩。小舟坐在前面，妈妈坐在后面。一次骑行中，不知怎么，两个大人吵了起来，小舟爸气哼哼地说了句：“你要生气，就下去！”没想到小舟妈听到这句话，立刻就跳了车。
由于头部撞到路旁的石头，大脑受了伤，小舟妈自那时起便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父亲为了养家糊口，外出打工，小舟和妈妈便寄养在奶奶家。刚开始几年，小舟妈还能认得小舟，眼神中还能有交流，流着口水含糊不清地喊着他的名字。到后来，病情恶化，意识不清，谁都不认识了。
15岁后，小舟不想呆在家里看母亲痛苦的样子，谎报年纪出去打工。出来的第一年，小舟交到一个比自己大四岁的女朋友。同居后女友怀孕了，小舟很高兴，他觉得这个孩子的出现给了他多年不曾体验过的温暖。怕女朋友营养跟不上，他需要钱，便把手伸向了错误的地方。
“你不知道从网吧抽屉里拿钱叫偷吗？”周嘉媛听完小舟的陈述，轻声地问。小舟说：“我没想那么多，那几天都快吃不上饭了，我只知道那个地方有钱，只想着怎么把钱拿到手，给她吃饭。”
偷钱不是为了自己去玩儿，而是为了爱的人。对行为性质没有边界线的小舟，让周嘉媛很同情。
第三次心理咨询时，小舟给周嘉媛唱了一首歌《冰雨》，歌词中有几处记不清的部分，但周嘉媛听得很认真。下一次咨询，周嘉媛“偷偷”带进去一张纸，是《冰雨》的全部歌词，小舟收到这个礼物很高兴。他们谈天说地，谈外面发生的事，谈以后的打算。
小舟的咨询课程一共有十次，到第八次咨询时周嘉媛有意识进行分离准备。怕突然分离，像小舟妈遭遇意外一样，给小舟严重的打击。
“我们还有三次见面机会，课程就结束了。本来课程是一周一次，接下来会两周一次。你耐心等阿姨好吗？”
接下来的半个月，对于周嘉媛也同样是煎熬，她迫切想知道小舟表现得好不好。正巧当时赶上圣诞节，周嘉媛给小舟带了一个精美包装好的苹果作礼物。
一进看守所，管教员担心小舟的礼物会引起其他孩子的负面情绪，苹果就被没收了。最后，在周嘉媛的请求下，小舟虽然没拿到礼物，但也看到了这份心意。
2017年1月，第十次咨询课程还是来了。两人面对面坐，周嘉媛当时特别想抱一下小舟，但怕肢体接触不合规，还是忍了。分离时，周嘉媛告诉小舟，出去后，遇到困难，可以找闫叔叔要她的电话。两年后的现在，周嘉媛提到小舟，也依然挂念不已。
“讲预防，家庭才是关键”
对于高晓丽来说，这几年的心理咨询课程，不仅帮助的是看守所里这些个孩子，还对她家庭的教育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跟其他老师一样，心理辅导工作并非高晓丽的本职工作。几年前，她所就职的石油公司下属二级单位外派她参加培训，自此与心理学结缘。
通过学习，高晓丽发现心理学的价值：“就像空气，每个人都会需要它。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情绪，现实层面的本身没有好坏，只是每个人赋予它的意义不同罢了。就像榴莲本身没有好坏，仅仅是人的口味不同。外在事情带给我们的困扰实际上是我们的观念问题，心理学能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
高晓丽在第二看守所前后共接触过五个孩子，最小的14岁，最大的刚满18岁。他们有因吸毒贩毒被抓的，也有打架斗殴进来的。虽然触犯法律的途径不同，但是背后都有共性的问题。
有个孩子叫大壮，他的父母是五个孩子家庭中唯一没有离婚的。而且，相比于其他人，大壮的家庭十分富裕。大壮爸爸常年在北京工作，负责建筑项目工程。虽然大壮几乎看不到爸爸，但是他也从来不缺钱花。
大壮因贩毒被抓。说起来有点荒唐，他贩毒不是为了赚钱，也确实没赚钱。
起初是因为好奇，有钱又没人管的大壮经朋友介绍尝试了吸毒。尝试数次后，其他朋友听说大壮能买到毒品，便去找他。本着好东西要分享的想法，大壮从毒贩子手中买来毒品后，原价卖给了小伙伴。
一天，高晓丽一进心理咨询室，与老师“混熟”了的大壮兴奋地跟她说：“老师，你知道吗，我太开心了！以前，我一年都见不到我爸两次，我才进来5个月，我爸都来看我三次了。他答应我了，等我出去就带我去北京。”
看着眼前黑黑壮壮、身型已是大人的大壮一脸兴奋的样子，高晓丽表面虽然微笑，但心里却十分难过：“这些孩子的成长过程，父母的关注和陪伴严重缺失。接触他们，你明显能发现，他们的叛逆，大多是想用自己的方式唤起父母的关注。”
不过大壮这种孩子并不让高晓丽担心：“对社会危害最大的，是那种无知无畏的孩子。”
凡凡是高晓丽辅导的年纪最小的孩子，但是这个14岁男孩儿却有着十分可怕的气场。“第一次见他，他冷漠的目光、成熟的谈吐，让我这个大人都害怕，他给人的感觉是那种一言不合就会下死手。”
大部分孩子在第一次接触心理老师时，眼神躲避或者闪烁，腼腆、沉默基本是常态。但是凡凡却能无所畏惧般地直视，甚至眼神中有着挑衅的意味。他第一次见高晓丽时说：“我不重要，你们都不重要。我的命不值钱，你们也是。”
是什么让一个14岁的孩子对人生如此心灰意冷，对生命缺乏最起码的敬重和珍视？为了找到原因，高晓丽试图走进凡凡的内心。
凡凡因为故意伤人，造成对方重伤，进了看守所。问到伤人的原因，凡凡平静地回答：“就是看他不爽。”
一天夜里，凡凡一个人走在街上，看到一个成年男子穿戴得还不错。心想自己最近想换个手机，估计那人挺有钱，决定抢他手机。凡凡拿着刀从背后捅了对方数刀，见其倒地无反抗能力，便翻他的衣服口袋，拿走了手机。
在凡凡的思维里，把别人捅伤甚至是捅死，都无所谓。他也无所谓对方的手机到底好不好，不好的话，换个人继续作案。
听凡凡不可思议的回答，高晓丽问他：“想要手机为什么不跟爸爸妈妈说？”
“我没爸爸妈妈！”
“他们去世了吗？”
“没有，离婚了。”
“那你跟谁住？”
“我自己住。”
“这怎么可能？”高晓丽更疑惑了。
慢慢的经过对话，高晓丽大致了解了情况。原来，凡凡真一个人住。几年前，凡凡爸爸妈妈离婚，并各自在外面成了家。把凡凡当拖油瓶的两个人，都不想管他。凡凡最开始觉得，只要他一直在他们原来的房子里守着，爸爸妈妈总有一天会回来的。就这样凡凡等了一天、一周、一个月直至一年，他们都没有出现过。高晓丽不明白天下怎么有这么狠心的父母，甚至离婚时都没考虑孩子的安置问题。
不知道这几年凡凡是怎么活下来的，但是在凡凡口中，是活着还是死了，他都不在乎。聊天中，看着这个瘦瘦小小、把喜怒哀乐全都埋起来的小男孩儿，高晓丽眼睛湿润了。
采访最后，高晓丽对记者说：“行为上的矫正，力量可能有限。我最希望的是，给这些孩子种下一颗希望的种子。但愿我的出现能给他们一点小力量，支撑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能做到这一点，我心满意足了。”
短短一上午，通过与多位心理咨询老师对话，让记者换个角度重新认识看守所内的未成年人，重新看待未成年人帮扶工作。感谢这些优秀的社会工作者，是他们，践行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是他们，用无私奉献的情怀护航每一个掉队的孩子。
我们也期待，今日播下一粒种，未来收获一整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