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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民主与法制40年》系列报道之五
从月刊到周刊：煮字烹文各有千秋
“什么？在纸媒生存条件如此艰难的环境下，《民主与法制》居然是周刊？而且影响力还不减当年！”这是很多朋友在听完我介绍之后的第一反应。
2015年3月，当我作为一名读者、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来到位于兵马司胡同63号的《民主与法制》编辑部时，这时的《民主与法制》还是旬刊。但是，此时，《民主与法制》改刊小组已经在为改为周刊进行紧锣密鼓的调研、探索与可行性研讨了。
是的，很多人不免会有疑问：目前纸媒生存条件如此艰难，《民主与法制》为什么要逆风而行，改旬刊为周刊呢？
无论是最初在《法律与生活》杂志工作期间，还是后来主编《中国律师》杂志以及主编《青少年犯罪研究》杂志期间，限于当时时代环境、客观物质条件以及刊物内容定位的原因，办一本法治周刊的梦想只能悄悄藏在心里。“但到《民主与法制》工作后，我意识到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被我赶上了！《民主与法制》作为一个老牌子、大牌子、好牌子，经过几代《民主与法制》人的不懈努力，此时，创办一本法治周刊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是一件水到渠成、理所当然的事情。作为一名法治媒体人，谁不希望创办一本法治周刊呢？”是呀，谁不想创办一本法治周刊呢？！就是在这一理念的驱动下，最终，在民主与法制社党委的统一部署、统一支持下，在全社各部门同志的集体努力、配合下，《民主与法制》成功改为周刊。
而回想起当初创办周刊时的场景，刘桂明总编辑的声音明显提高了一个音量：“当初决定办周刊时，那是真的苦呀。这完完全全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全新探索。谁都没有办周刊的经历，怎么改？改成什么样？整个办刊流程是什么？改刊后的周刊设为多少页？纸张采用什么材质？工期是否来得及？这些都是未知。但是，从目前来看，实践证明，当初决定《民主与法制》改为周刊，无疑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说完最后一句话时，我看到刘桂明总编辑的眼睛在发光，声音中也满含着一种傲娇的音色。
而之所以能在《民主与法制》实现自己的周刊梦想，这背后不仅有《民主与法制》社党委领导的支持，还有各部门同事的全力配合，更多的，是几代《民主与法制》人不断探索创新、艰苦奋斗的结果！“这是我们几代《民主与法制》人40年奋斗的成果！”
说起《民主与法制》的40年，这就不得不聊聊一个长达40年的故事了。现在，让我们先将思绪拉回到40年前的上海滩。
《民主与法制》杂志自1979年8月创刊以来，就以宣传报道法制事件为己任，由此形成了杂志发展的四个阶段：1979年8月～1994年的月刊阶段；1995年～2010年的半月刊阶段；2011年～2015年的旬刊阶段；2016年～至今的周刊阶段。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国家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同时号召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自此，中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1979年3月，国务院在中共中央〔1978〕32号文件“关于恢复政法院系、培养司法人才”的精神指示下，批准恢复华东政法学院。
1979年5月底，上海市法学会召开了以“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繁荣法学，为四化服务”为主题的年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夏征农在会议讲话中呼吁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参会的郑心永作了《民主与法制》筹备情况的报告。
1979年6月14日，上海市委决定原由华东政法学院创办的《法学》月刊自7月起复刊，并更名为《民主与法制》，由上海市法学会和华东政法学院合办，在上海社科联工作的老报人郑心永任主编。
1979年8月10日，《民主与法制》杂志第1期正式发行，这个新生命呱呱坠地。
创刊后的《民主与法制》由于顺应了当时的形势，为群众说话，特别为受冤屈的人伸张正义、批判“公安六条”、揭露丑恶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如发生在湖北天门的一件严重迫害事件，经刊物调查披露，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受害人最终得到平反。
正是由于刊物根植于群众，时刻反映群众呼声，刊物出版后一纸风行，三年之内，每期印数从开始的两三万册增加到80万册，一度达到了洛阳纸贵的程度。
《民主与法制》当时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呢？通过一件小事儿，可窥一斑。1984年10月22日，武汉市东湖风景区建筑工程队团支部组织了“你最喜欢什么报纸杂志”的民意测验，有45名青工参加投票，每人限定写自己最喜欢的报刊各5种。结果进入前五名的杂志是：《民主与法制》杂志得32票，《建筑工人》杂志得20票，分别占第一、二名。作为一本法制杂志，能够在建筑工人群体中获得比本行业刊物还高的投票，可见当时《民主与法制》在群众中的受欢迎程度之高。
辉煌的背后，是初创时期《民主与法制》人面对艰苦的条件不断斗争的过程。一间不足100平方米的大房间，用三合板分割成大小不同的五个间隔，这就是《民主与法制》的编辑部。而初创时期的工作人员，只有两个半人（有位同志是兼职）。就是这两个半人，要同时完成组稿、发稿、校对、联系印刷、发行以及一切财务、杂务等工作。同时，需要邀请各方面人士参加采访、写稿、审稿、改稿等工作。于是，一支比较庞大的“志愿军”队伍由此诞生。正是这样一支“杂牌军”，保证了杂志每期发表的文章既有见解、有分量，又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同时，还达到了宣传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目标。
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为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也拉开了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序幕。而《民主与法制》，正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产物，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创刊的法制期刊。
紧接着，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央领导同志对于法制的重视，一个围绕经济建设学法、用法的热潮迅速在全国掀起。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1995年，为顺应时代发展大潮，满足百万读者需求，《民主与法制》决定由月刊改为半月刊。
2011年，步入而立之年的《民主与法制》又一次站在了新的起点上。正如刘桂明总编辑在卷首语中所说的那样：“面对世界多元化、经济全球化、法治普及化的现状，面对宣传时效与市场发行等因素，《民主与法制》人又一次选择了创业，改半月刊为旬刊。”将原来的栏目整合成“聚焦与专题”“立法与司法”“民主与民生”“社会与经济”“争鸣与调查”“文化与资讯”等六大板块。同时，通过热点问题专题化、理论问题通俗化、争议话题正面化、重大主题系列化等多方面努力，不断扩大覆盖面，提高了影响力，增强了可读性。
“改旬刊是为改周刊进行的一次尝试。”回想起当初刚改旬刊时的情景，阮莹副总编辑不由感慨，“其实当时从半月刊改为旬刊，相当于每个月要多办一期，工作节奏的加快，对于我们三个执行主编（阮莹、连继民、黎伟华）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当时每一期都要做一个聚焦话题，执行主编要负责将每个选题分解，分析出从哪些点、哪些面入手，才能让整个选题更立体、更全面，才能给读者呈现更生动的文字、视角。尤其是编者按这块儿，按照刘总的要求，每期的编者按部分，需要提炼出本期选题的亮眼之处，因此，当时撰写编者按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是一次难得的磨炼自己的机会。”
虽然改旬刊的过程异常艰苦，但探索的过程总是充满了未知，而未知的探索就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封面设计就是其中一个惊喜。“我记得那时的选题是‘事故车维修黑幕’，当时美编设计了一个繁体的‘车’字作为那期的封面，字中间加了两个车轱辘，刘总看后觉得这个创意非常妙。于是，就是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刘总决定以后每期的封面都提炼一个关键字作为封面、也作为本期选题的点睛之‘字’。”说起当年的场景，阮莹脸上流露出了满满的成就感。
说起《民主与法制·财经评论》的创建，冯慧副总编辑的思绪一下拉回到了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大家的注意力都在法制上。到了90年代，社会大众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了经济方面。而此时，有关经济方面的报刊寥寥无几，此时，创办一本聚焦经济议题的刊物成为大家的共识。于是，在社领导的鼓励与支持下，《民主与法制·财经评论》应时而生。”
试行三年，《民主与法制·财经评论》大多通过赠阅的方式，送到了各位业内专家与忠实读者的手中，收获了大量极具建设性的建议。“在发行方面，还有一件比较有趣的事儿。当时上海有很多外资便利店开始在店里销售杂志，面向年轻读者，通过不断沟通，最终，我们将《民主与法制·财经评论》摆进了便利店，效果非常好。当时甚至占到了总发行量的10%”。
不断的实践证明，《民主与法制》由旬刊改为周刊是完全切实可行的。这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经历，也是一次探索《民主与法制》改为周刊可能性的意义重大的尝试。这个过程中，《民主与法制》上海记者站的同志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不仅是这次改革的先行者，更是探索者、参与者、见证者。
为了改刊工作的顺利进行，2015年，《民主与法制》社领导决定成立杂志改刊领导小组，在刘桂明组长的委托下，时任总编室副主任王健、发行部副主任李建福和办公室副主任孙英哲先后走访了《三联生活周刊》《瞭望新闻周刊》以及《中国新闻周刊》等国内发行量和影响力较大、公信力较强的三家新闻性周刊进行专题调研。
旬刊时期的《民主与法制》为每期4个半印张、72个页码。从市场调研情况来看，三家新闻性周刊中，只有《瞭望新闻周刊》页码与《民主与法制》杂志最为接近，4个印张、64页。《三联生活周刊》和《中国新闻周刊》的页码分别为10个印张、160页和9个印张、96页。那么，改刊后的《民主与法制》页码定为多少页最为合适呢？
“当时我们进行了测算，如果改为周刊后依然设为72个页码的话，就意味着半个印张（8页）需要印刷厂手工搭页，随着工期的缩短，这样会严重影响装订印刷时间，导致不能按时出刊。最后，社领导综合考虑，决定改为64页码。”李建福表示。
而在杂志定价上，改刊小组也进行了详细测算。“《民主与法制》杂志当时每期定价为5元，全年订阅价为180元。如果改为周刊后，随着人工成本、纸张成本、购买图片版权等费用的增加，原计划定价为10元。但考虑到读者的消费承受能力，定为10元涨幅较大。最后社领导集体决定定价设为6元，全年订阅价为288元，这样读者更容易接受。”刘巍副社长指出。
关于改彩印，则是一次全新的飞跃。“《民主与法制》杂志之前为黑白印刷，内文纸为70克胶印书刊纸，封面为128克铜版纸。而改为彩色印刷后，内文采用64克轻图纸，封面采用157克铜版纸，印刷成本基本维持不变。证明周刊采用彩色印刷是完全可行的。”发行部主任刘燕燕分析道。
于是，2016年1月，《民主与法制》改旬刊为周刊，全彩印刷，并对栏目及内容作了相应的调整，增加了法治、经济、热点等栏目板块，使得杂志内容更具新闻性，也更接地气，删去了旬报、服务等跟网站、微博、微信新媒体内容重叠的栏目。以更专业、深刻、严谨的精神，通过每期策划一个封面主题的形式，着力解决发行量和影响力的两大难题，用力平衡深度与速度、宣传与监督、趣味与品位等三大矛盾，大力完善制度改革、案件追踪、事件挖掘、现象分析等四种报道，及时引导社会焦点热点事件，反映群众呼声，弘扬社会正义，关注百姓生活，普及法律知识，倡导文明新风，抨击违法犯罪行为，真正办成一本主流、权威、有影响力的法治周刊。
这是一个探索、改革、创新的过程。探索、改革、创新，也就意味着前面的路该怎么走，谁也不知道。回想起2016年第1期的出版过程，王健主任感慨万分：“改为周刊后的第1期印刷时，我们全编辑部的人都赶到了城南的印刷厂现场见证印刷全程，生怕出一丁点儿的错误。说实话，当时每个人心里都是很慌的。最终，编辑部门、发行部门前后经过长达半年的磨合、摸索，大家才熟悉了所有流程。”如今，周刊出版工作已经走上了正轨。每周五上午，每期的执行主编王健、侯兆晓、崔勃、刘瑜都要从城北赶到南郊40公里外的印刷厂，现场见证本期杂志的印刷。有时开车去，遇到限行，就算倒三趟地铁也要赶过去，为的就是确保杂志印刷顺利进行。有时遇到突发情况，需要调整版面，美编就一直在后方等待支援。
“当时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每次从印厂回来的路上，内心总是非常焦虑的。而这种焦虑一直要持续到下周一将杂志拿到手上，翻阅一遍之后，心才会踏实下来。”焦虑的同时，成就感也是同比例增长的，阮莹谈道：“改周刊之前，执行主编只是负责编排阶段，而改为周刊之后，每期的执行主编则要从发稿、后期制作到最后的看样阶段全程参与，这个时候，更能深切地体会到，杂志就是自己的孩子。”杂志与印厂的关系，套用刘桂明总编辑的话说就是：“你负责技术到家，我负责妙笔生花。”
可以说，周刊的顺利刊发，是整个民主与法制社同志集体努力的结果，无论是《民主与法制》上海记者站的同志，还是已经退休的连继民副总编辑、呼满红主编，以及现在民主与法制社的领导、同事。他们都参与了《民主与法制》周刊诞生的过程、经历了《民主与法制》周刊发展的历程，更见证了《民主与法制》走向新时代的进程。《民主与法制》周刊，是一代一代的《民主与法制》人不断努力、团结奋斗的成果！
如今，改为周刊后的《民主与法制》与《民主与法制时报》、民主与法制网共同构成了一套完善的发稿体系。借用刘桂明总编辑的话就是：“《民主与法制时报》代表了报道的高度，民主与法制网代表了报道的速度，《民主与法制》周刊代表了报道的深度。高度、速度与深度的结合，使得《民主与法制》形成了报刊网三位一体的媒体矩阵，从而更高、更快、更加深入地进行法治宣传报道，更好地向社会大众传播法治理念、法治思维、法治思想，更有效地参与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法治中国的建设。”
媒体的发展一直源于技术创新，书籍、报刊、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其实是在同一个阵营中传递信息并激发公众思考。新媒体时代，纸媒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唱衰纸媒的声音甚嚣尘上。但在媒体为社会公器这个层面，没有谁替代谁。《民主与法制》相信，在移动互联时代，印制精美的、接近书籍的杂志依然是深度内容的最佳载体。
形式、内容、介质，都在应时应势而变，但唯有追求原创好内容的宗旨始终不变。《民主与法制》人，用一个又一个的典型案例，讲述着中国的法治故事；用一次又一次的探索与求变，诉说着对于民主与法制不变的追求；用40年的坚守，诠释着什么叫做《民主与法制》精神。
2015年3月，当我作为一名读者、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来到位于兵马司胡同63号的《民主与法制》编辑部时，这时的《民主与法制》还是旬刊。但是，此时，《民主与法制》改刊小组已经在为改为周刊进行紧锣密鼓的调研、探索与可行性研讨了。
是的，很多人不免会有疑问：目前纸媒生存条件如此艰难，《民主与法制》为什么要逆风而行，改旬刊为周刊呢？
为什么办周刊？
“纵观世界范围内的知名杂志，像《时代》周刊、《新闻周刊》《人物周刊》《纽约客周刊》《明镜周刊》《瞭望新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新闻周刊》等等，我们可以发现，新闻期刊的最终目标，就是周刊。”作为刚刚获得“从事期刊出版工作30年”荣誉称号以及“从事新闻工作30年”荣誉称号的资深媒体人，办一本法治周刊，一直是刘桂明总编辑的一个梦想。无论是最初在《法律与生活》杂志工作期间，还是后来主编《中国律师》杂志以及主编《青少年犯罪研究》杂志期间，限于当时时代环境、客观物质条件以及刊物内容定位的原因，办一本法治周刊的梦想只能悄悄藏在心里。“但到《民主与法制》工作后，我意识到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被我赶上了！《民主与法制》作为一个老牌子、大牌子、好牌子，经过几代《民主与法制》人的不懈努力，此时，创办一本法治周刊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是一件水到渠成、理所当然的事情。作为一名法治媒体人，谁不希望创办一本法治周刊呢？”是呀，谁不想创办一本法治周刊呢？！就是在这一理念的驱动下，最终，在民主与法制社党委的统一部署、统一支持下，在全社各部门同志的集体努力、配合下，《民主与法制》成功改为周刊。
而回想起当初创办周刊时的场景，刘桂明总编辑的声音明显提高了一个音量：“当初决定办周刊时，那是真的苦呀。这完完全全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全新探索。谁都没有办周刊的经历，怎么改？改成什么样？整个办刊流程是什么？改刊后的周刊设为多少页？纸张采用什么材质？工期是否来得及？这些都是未知。但是，从目前来看，实践证明，当初决定《民主与法制》改为周刊，无疑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说完最后一句话时，我看到刘桂明总编辑的眼睛在发光，声音中也满含着一种傲娇的音色。
而之所以能在《民主与法制》实现自己的周刊梦想，这背后不仅有《民主与法制》社党委领导的支持，还有各部门同事的全力配合，更多的，是几代《民主与法制》人不断探索创新、艰苦奋斗的结果！“这是我们几代《民主与法制》人40年奋斗的成果！”
说起《民主与法制》的40年，这就不得不聊聊一个长达40年的故事了。现在，让我们先将思绪拉回到40年前的上海滩。
周刊是怎么孕育的？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进程，我国法治新闻事业蓬勃发展，并逐渐成为新闻报道的重头戏。而《民主与法制》，作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法治类杂志，在我国法治报道中占据了“领头羊”的位置。《民主与法制》杂志自1979年8月创刊以来，就以宣传报道法制事件为己任，由此形成了杂志发展的四个阶段：1979年8月～1994年的月刊阶段；1995年～2010年的半月刊阶段；2011年～2015年的旬刊阶段；2016年～至今的周刊阶段。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国家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同时号召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自此，中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1979年3月，国务院在中共中央〔1978〕32号文件“关于恢复政法院系、培养司法人才”的精神指示下，批准恢复华东政法学院。
1979年5月底，上海市法学会召开了以“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繁荣法学，为四化服务”为主题的年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夏征农在会议讲话中呼吁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参会的郑心永作了《民主与法制》筹备情况的报告。
1979年6月14日，上海市委决定原由华东政法学院创办的《法学》月刊自7月起复刊，并更名为《民主与法制》，由上海市法学会和华东政法学院合办，在上海社科联工作的老报人郑心永任主编。
1979年8月10日，《民主与法制》杂志第1期正式发行，这个新生命呱呱坠地。
创刊后的《民主与法制》由于顺应了当时的形势，为群众说话，特别为受冤屈的人伸张正义、批判“公安六条”、揭露丑恶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如发生在湖北天门的一件严重迫害事件，经刊物调查披露，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受害人最终得到平反。
正是由于刊物根植于群众，时刻反映群众呼声，刊物出版后一纸风行，三年之内，每期印数从开始的两三万册增加到80万册，一度达到了洛阳纸贵的程度。
《民主与法制》当时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呢？通过一件小事儿，可窥一斑。1984年10月22日，武汉市东湖风景区建筑工程队团支部组织了“你最喜欢什么报纸杂志”的民意测验，有45名青工参加投票，每人限定写自己最喜欢的报刊各5种。结果进入前五名的杂志是：《民主与法制》杂志得32票，《建筑工人》杂志得20票，分别占第一、二名。作为一本法制杂志，能够在建筑工人群体中获得比本行业刊物还高的投票，可见当时《民主与法制》在群众中的受欢迎程度之高。
辉煌的背后，是初创时期《民主与法制》人面对艰苦的条件不断斗争的过程。一间不足100平方米的大房间，用三合板分割成大小不同的五个间隔，这就是《民主与法制》的编辑部。而初创时期的工作人员，只有两个半人（有位同志是兼职）。就是这两个半人，要同时完成组稿、发稿、校对、联系印刷、发行以及一切财务、杂务等工作。同时，需要邀请各方面人士参加采访、写稿、审稿、改稿等工作。于是，一支比较庞大的“志愿军”队伍由此诞生。正是这样一支“杂牌军”，保证了杂志每期发表的文章既有见解、有分量，又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同时，还达到了宣传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目标。
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为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也拉开了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序幕。而《民主与法制》，正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产物，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创刊的法制期刊。
紧接着，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央领导同志对于法制的重视，一个围绕经济建设学法、用法的热潮迅速在全国掀起。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1995年，为顺应时代发展大潮，满足百万读者需求，《民主与法制》决定由月刊改为半月刊。
2011年，步入而立之年的《民主与法制》又一次站在了新的起点上。正如刘桂明总编辑在卷首语中所说的那样：“面对世界多元化、经济全球化、法治普及化的现状，面对宣传时效与市场发行等因素，《民主与法制》人又一次选择了创业，改半月刊为旬刊。”将原来的栏目整合成“聚焦与专题”“立法与司法”“民主与民生”“社会与经济”“争鸣与调查”“文化与资讯”等六大板块。同时，通过热点问题专题化、理论问题通俗化、争议话题正面化、重大主题系列化等多方面努力，不断扩大覆盖面，提高了影响力，增强了可读性。
“改旬刊是为改周刊进行的一次尝试。”回想起当初刚改旬刊时的情景，阮莹副总编辑不由感慨，“其实当时从半月刊改为旬刊，相当于每个月要多办一期，工作节奏的加快，对于我们三个执行主编（阮莹、连继民、黎伟华）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当时每一期都要做一个聚焦话题，执行主编要负责将每个选题分解，分析出从哪些点、哪些面入手，才能让整个选题更立体、更全面，才能给读者呈现更生动的文字、视角。尤其是编者按这块儿，按照刘总的要求，每期的编者按部分，需要提炼出本期选题的亮眼之处，因此，当时撰写编者按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是一次难得的磨炼自己的机会。”
虽然改旬刊的过程异常艰苦，但探索的过程总是充满了未知，而未知的探索就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封面设计就是其中一个惊喜。“我记得那时的选题是‘事故车维修黑幕’，当时美编设计了一个繁体的‘车’字作为那期的封面，字中间加了两个车轱辘，刘总看后觉得这个创意非常妙。于是，就是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刘总决定以后每期的封面都提炼一个关键字作为封面、也作为本期选题的点睛之‘字’。”说起当年的场景，阮莹脸上流露出了满满的成就感。
改周刊工作是如何进行的？
求变，一直是《民主与法制》基因中的性格底色。在改为旬刊后不久，勇于创新的民主与法制社领导又于2011年年初在上海试行《民主与法制·财经评论》（即《民主与法制》财经版），由冯慧、陈红梁、胡峥、侯劲松、董启元、傅文彬、董启泉等同志进行具体的杂志编辑出版工作。说起《民主与法制·财经评论》的创建，冯慧副总编辑的思绪一下拉回到了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大家的注意力都在法制上。到了90年代，社会大众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了经济方面。而此时，有关经济方面的报刊寥寥无几，此时，创办一本聚焦经济议题的刊物成为大家的共识。于是，在社领导的鼓励与支持下，《民主与法制·财经评论》应时而生。”
试行三年，《民主与法制·财经评论》大多通过赠阅的方式，送到了各位业内专家与忠实读者的手中，收获了大量极具建设性的建议。“在发行方面，还有一件比较有趣的事儿。当时上海有很多外资便利店开始在店里销售杂志，面向年轻读者，通过不断沟通，最终，我们将《民主与法制·财经评论》摆进了便利店，效果非常好。当时甚至占到了总发行量的10%”。
不断的实践证明，《民主与法制》由旬刊改为周刊是完全切实可行的。这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经历，也是一次探索《民主与法制》改为周刊可能性的意义重大的尝试。这个过程中，《民主与法制》上海记者站的同志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不仅是这次改革的先行者，更是探索者、参与者、见证者。
为了改刊工作的顺利进行，2015年，《民主与法制》社领导决定成立杂志改刊领导小组，在刘桂明组长的委托下，时任总编室副主任王健、发行部副主任李建福和办公室副主任孙英哲先后走访了《三联生活周刊》《瞭望新闻周刊》以及《中国新闻周刊》等国内发行量和影响力较大、公信力较强的三家新闻性周刊进行专题调研。
旬刊时期的《民主与法制》为每期4个半印张、72个页码。从市场调研情况来看，三家新闻性周刊中，只有《瞭望新闻周刊》页码与《民主与法制》杂志最为接近，4个印张、64页。《三联生活周刊》和《中国新闻周刊》的页码分别为10个印张、160页和9个印张、96页。那么，改刊后的《民主与法制》页码定为多少页最为合适呢？
“当时我们进行了测算，如果改为周刊后依然设为72个页码的话，就意味着半个印张（8页）需要印刷厂手工搭页，随着工期的缩短，这样会严重影响装订印刷时间，导致不能按时出刊。最后，社领导综合考虑，决定改为64页码。”李建福表示。
而在杂志定价上，改刊小组也进行了详细测算。“《民主与法制》杂志当时每期定价为5元，全年订阅价为180元。如果改为周刊后，随着人工成本、纸张成本、购买图片版权等费用的增加，原计划定价为10元。但考虑到读者的消费承受能力，定为10元涨幅较大。最后社领导集体决定定价设为6元，全年订阅价为288元，这样读者更容易接受。”刘巍副社长指出。
关于改彩印，则是一次全新的飞跃。“《民主与法制》杂志之前为黑白印刷，内文纸为70克胶印书刊纸，封面为128克铜版纸。而改为彩色印刷后，内文采用64克轻图纸，封面采用157克铜版纸，印刷成本基本维持不变。证明周刊采用彩色印刷是完全可行的。”发行部主任刘燕燕分析道。
于是，2016年1月，《民主与法制》改旬刊为周刊，全彩印刷，并对栏目及内容作了相应的调整，增加了法治、经济、热点等栏目板块，使得杂志内容更具新闻性，也更接地气，删去了旬报、服务等跟网站、微博、微信新媒体内容重叠的栏目。以更专业、深刻、严谨的精神，通过每期策划一个封面主题的形式，着力解决发行量和影响力的两大难题，用力平衡深度与速度、宣传与监督、趣味与品位等三大矛盾，大力完善制度改革、案件追踪、事件挖掘、现象分析等四种报道，及时引导社会焦点热点事件，反映群众呼声，弘扬社会正义，关注百姓生活，普及法律知识，倡导文明新风，抨击违法犯罪行为，真正办成一本主流、权威、有影响力的法治周刊。
这是一个探索、改革、创新的过程。探索、改革、创新，也就意味着前面的路该怎么走，谁也不知道。回想起2016年第1期的出版过程，王健主任感慨万分：“改为周刊后的第1期印刷时，我们全编辑部的人都赶到了城南的印刷厂现场见证印刷全程，生怕出一丁点儿的错误。说实话，当时每个人心里都是很慌的。最终，编辑部门、发行部门前后经过长达半年的磨合、摸索，大家才熟悉了所有流程。”如今，周刊出版工作已经走上了正轨。每周五上午，每期的执行主编王健、侯兆晓、崔勃、刘瑜都要从城北赶到南郊40公里外的印刷厂，现场见证本期杂志的印刷。有时开车去，遇到限行，就算倒三趟地铁也要赶过去，为的就是确保杂志印刷顺利进行。有时遇到突发情况，需要调整版面，美编就一直在后方等待支援。
“当时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每次从印厂回来的路上，内心总是非常焦虑的。而这种焦虑一直要持续到下周一将杂志拿到手上，翻阅一遍之后，心才会踏实下来。”焦虑的同时，成就感也是同比例增长的，阮莹谈道：“改周刊之前，执行主编只是负责编排阶段，而改为周刊之后，每期的执行主编则要从发稿、后期制作到最后的看样阶段全程参与，这个时候，更能深切地体会到，杂志就是自己的孩子。”杂志与印厂的关系，套用刘桂明总编辑的话说就是：“你负责技术到家，我负责妙笔生花。”
可以说，周刊的顺利刊发，是整个民主与法制社同志集体努力的结果，无论是《民主与法制》上海记者站的同志，还是已经退休的连继民副总编辑、呼满红主编，以及现在民主与法制社的领导、同事。他们都参与了《民主与法制》周刊诞生的过程、经历了《民主与法制》周刊发展的历程，更见证了《民主与法制》走向新时代的进程。《民主与法制》周刊，是一代一代的《民主与法制》人不断努力、团结奋斗的成果！
如今，改为周刊后的《民主与法制》与《民主与法制时报》、民主与法制网共同构成了一套完善的发稿体系。借用刘桂明总编辑的话就是：“《民主与法制时报》代表了报道的高度，民主与法制网代表了报道的速度，《民主与法制》周刊代表了报道的深度。高度、速度与深度的结合，使得《民主与法制》形成了报刊网三位一体的媒体矩阵，从而更高、更快、更加深入地进行法治宣传报道，更好地向社会大众传播法治理念、法治思维、法治思想，更有效地参与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法治中国的建设。”
媒体的发展一直源于技术创新，书籍、报刊、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其实是在同一个阵营中传递信息并激发公众思考。新媒体时代，纸媒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唱衰纸媒的声音甚嚣尘上。但在媒体为社会公器这个层面，没有谁替代谁。《民主与法制》相信，在移动互联时代，印制精美的、接近书籍的杂志依然是深度内容的最佳载体。
形式、内容、介质，都在应时应势而变，但唯有追求原创好内容的宗旨始终不变。《民主与法制》人，用一个又一个的典型案例，讲述着中国的法治故事；用一次又一次的探索与求变，诉说着对于民主与法制不变的追求；用40年的坚守，诠释着什么叫做《民主与法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