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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民主与法制40年》系列报道之三
从上海到北京：承前启后各展风采
“你们《民主与法制》不是在上海吗？你怎么在北京？”刚刚从部队转业到民主与法制社的我，时常会被老战友这样问得一脸懵懂。
“你那是老黄历了，《民主与法制》早在三十年前就迁到北京啦！坐下来，我来给你讲讲这些年的故事。”
细数迁京三十年的过往，我们一步一步走得坚实有力。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民主与法制》起步于上海，从华东政法大学东风楼，到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再到赤峰路323号，上海十年为《民主与法制》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上海的弄堂，到了北京，就称之为胡同。
迁京后的三十年里，民主与法制社的办公地点似乎总是在胡同里打转转。
1989年年底，按照中央宣传部门的要求，《民主与法制》总社迁入北京，落脚点定在了二环里的东四十条100号的大院里。这个院子成了《民主与法制》迁京后的首处社址。
两年后，民主与法制社北京编辑部的队伍逐渐扩大，为了满足办公需求，搬到了当时车公庄的展新小学校区，从平房升级到楼房。那是一栋二层小楼，米白色的外墙。虽然深藏于居民区，但从未影响到编读往来的热情。
民主与法制社的再次搬家是在1995年，西北二环里的新街口航空胡同32号成了新社址。与以往不同是，这座350平方米的独栋小楼，已经属于社里的固定资产。
在世纪之交的最后一年，民主与法制社随中国法学会一同搬进了西城区的兵马司胡同63号，这一呆就是16年。直到2015年年底，才随中国法学会搬到了如今的皂君庙4号院。
虽然社址一直在变，唯一不变的是我们对民主与法制的追求。
为什么总是在搬家？是因为我们的队伍不断在壮大，事业不断在发展。
有了社址，还得有人。从上海到北京，不是谁都愿意来的。无奈之下，北京杂志编辑部只能重新招兵买马了。
作为初建时期负责人的刘巍回忆道：“先期组建北京杂志编辑部的，其实只有张所菲、冯慧、朱克辛、马利、黎伟华等几个人。采编工作由上海和北京两个编辑部共同完成，而出版印刷还是在上海。按照当时的计划安排，《民主与法制画报》仍然留在上海。”
两年以后，杂志编辑部已经基本成型，采编队伍得到成长和壮大，张建华、于昕、呼满红、阮莹、崔勃、李爱芹、李伟红等都是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业务骨干。编辑、出版和印刷三块业务都调整到了北京，并开始采用当时先进的激光照排系统完成杂志的后期制作。鉴于当时上海对报刊行业的优惠政策，《民主与法制》的发行工作还是依托上海发行局，直到2006年，才将主发行局改为北京。
“那时候，大家都很年轻，朝气蓬勃的，既有压力，又有动力，工作起来干劲十足。”资深编辑李爱芹回忆道。
1994年，王厚德接棒社长重任，倪振梁、朱克辛、赵晓谦任副总编辑。这一时期，《民主与法制》发生了两项重大变化，杂志的刊期从月刊改为了半月刊，《民主与法制画报》更名为《民主与法制时报》。
香港回归的1997年，王强华受命担任民主与法制社总编辑。
彼时，杂志的经营状态保持了较好的势头，月发行量达到46万份。那时的稿件来源除本社记者采写以外，还有许多稿件来自社聘的特约记者。
比如当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已经颇有名气的记者阿计，便是这样来到了《民主与法制》，从一名社外的特约记者变成了本社的专职记者。
此时，《民主与法制》的杂志和报纸仍然分置两地，总社领导号召北京和上海的两个编辑部相互间要多走动，加强联系交流。
于是，便有了“今年北京编辑部去上海过年，明年上海编辑部在北京过年”这样“走亲戚”般的热闹场景。
“那时候，上海的同志们来，总是能带些有意思的礼物，比如鲜美的大闸蟹、精美的小折扇、华丽的长丝巾等等；北京同志的招待也很丰富，吃吃烤鸭，看看话剧，爬爬长城，一片和谐温馨的气氛。”资深编辑崔勃对于那时的情境记忆犹新。
社里有一张老照片，记录了上海、北京两地工作人员一同畅游长城的热烈景象，人们背靠烽火台，或坐或站，努力地挥舞着双手，热情地欢呼着……
在加强交流的同时，《民主与法制》发挥两地优势，扬长避短，各显神通，大大促进了这一时期的业务工作。
市场经济体制下报刊业的发展困局，让社党委一班人意识到，必须进一步强化采编队伍建设，主动出击，赢得先手。为此，杂志编辑部成立采访部，连继民任主任，刚刚招聘入社的王健、侯兆晓成了采访部的重要力量。
为了拓展信息渠道，提升采编素养，连继民经常代表编辑部联络《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新闻周刊》等国内知名媒体，以召开座谈会的形式，相互交流经验。
举步维艰的《民主与法制时报》于2006年，也迁入北京。民主与法制社化零为整，决定重整旗鼓，整合优势资源，积极开拓市场，在不断摸索中寻找新的机遇。
在随后的几年里，经历了数次改革和调整，《民主与法制时报》逐渐稳住了步伐，走出了经营谷底。
采编工作、人才队伍的梯次配置和能力培养至关重要。
近年来，社党委为使人员配备更加合理，集中引进了李天琪、王涵、张志然、孙洁、张露等一批年轻人，增加采编队伍的活力，为民主与法制社添入新鲜血液。
经过7年的磨砺，她们都已成为社里的中坚力量。除了张露调任办公室，其余四人加上更早入社的刘瑜，被刘桂明总编辑冠之以“五朵金花”名号。
在经历了十年的苦心经营、十年的艰难探索之后，《民主与法制》杂志完成了由半月刊到旬刊、再到周刊的终极转变。
社长周占华在主持全面工作的同时，重视记者站的制度建设与规范管理，加强经营运作能力，杂志和报纸的发行稳步攀升，在法制类报刊中名列前茅。
总编辑刘桂明强调利用媒体平台效应，在政法领域精准发力，积极开展互动。通过与政法机关、律师机构、高等院校等主体联动，拓展人脉渠道，增强杂志影响力。在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同时，强化品牌建设与推广。通过杂志选题的聚合作用完成线上的理论交流；借助开展各类论坛、学术研讨会等方式，有效进行线下的实践互动。
新一届领导集体，不辱使命，不负重托，使《民主与法制》杂志在短短的几年间实现了从黑白到彩色、从半月刊到旬刊再到周刊的成功蜕变。《民主与法制时报》也在不断摸索中找准了定位，在时政类新闻报纸行业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除了杂志和报纸这两个重要支撑点以外，民主与法制社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抢占舆论阵地，立足自身特色，大力发展互联网信息平台建设。
其实，早在2000年，民主与法制网就已创建，但当时的网站只提供杂志电子版服务。直到2012年，成功改版为综合性新闻门户网站，实现了真正意义的互联网服务。在随后的几年，创建微博、微信公众号，获得新闻发布权，形成新媒体矩阵，成为国家一类新闻网站。
2011年开始，民主与法制社致力于“宣传法制理念，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核心使命，在全国多个地区开展了“民主与法制巡回讲坛”活动，邀请陈卫东、张卫平、张青松、田文昌等多位法律界知名人士助力法治宣传活动。
2014年和2015年，分别在呼和浩特和西安连续两年，主办了“中国法制媒体高峰论坛”；2014、2015、2019年，举办了“全国代表委员访谈”系列活动。这些活动大大提升了《民主与法制》的影响力，推动了品牌建设，发挥了法治媒体宣传作用，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曾经的“特约”活动形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时任公安部文联会刊《家园》杂志编辑部主任张明还清楚地记得，2012年12月在浙江宁波参加民主与法制社举办“特约撰稿人”座谈会时的场景，除了与采编人员的座谈互动，还被安排到当地检察机关实地参观采访，深入了解办案过程，与检察官面对面交流，使互动更加深入和务实。
近年来，中央号召新闻战线广泛开展“走转改”活动，其目的是为了使新闻工作者紧密联系群众，深入到一线体验各行各业和老百姓的酸甜苦辣。
从2011年至今，民主与法制社积极开展“走基层”活动，从基层社区到乡村田野，从公检法司到政企学律，让记者的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邯郸、河间、宁波、徐州、枣庄、遵义、杭州、宣城，这些都是近年来杂志编辑部组织集体采风的地区。在完成采访活动的同时，还与当地建立了持续稳定的宣传合作关系。
“真山真水的看一看，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才能更加深切地体会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现实意义。”最近一次在安徽宣城开展的走基层活动中，随行记者刘瑜发出这样的感叹。
作为党支部书记的刘桂明总编辑认为：走基层活动，不仅是记者深入生活、了解社会的渠道，同样也是单位开展党建工作的良机。每到一处革命遗迹或文化遗址，他都非常重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带领记者团队重温历史，回望初心，牢记使命，凝聚人心，着力提升采编队伍整体战斗力。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人员的调整走留对于一个单位来说实属平常。民主与法制社却没有将这当成平常事，每当有员工离职或者退休，都会举办一次欢送活动。刘桂明总编辑将其称之为“三个一”：一次聚餐、一份代表大家共同心意的礼物、一首由刘桂明总编辑亲自作的打油诗。
还记得最近的一次，是送别采访部孙洁的欢送聚餐。当时的现场气氛热烈且温馨，大家回忆着一同工作时所经历的点点滴滴，欢笑回荡在整个房间。
席间，当刘桂明总编辑把大家给孙洁的送别寄语一一朗读出来的时候，这位平时并不爱哭的“女汉子”，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情绪，泪水夺眶而出。在表达感谢之时，她数度哽咽，还是早已眼圈通红的刘桂明总编辑不断地为她打着圆场……
这些迎来送往的温暖细节，既体现了社里对每一个人的关怀，又体现了每一个人都对这个“大家庭”的依恋。
一开始，只是将这些来信分配给几个编辑处理，后来信件太多，且信件中的内容处理也更加专业。于是，专门成立了信访部，聘请了一些在政法部门退休的老同志专门处理这些信件。
一家媒体的成功，关键在于读者的支持和信赖。
作为法治媒体急先锋的《民主与法制》，近年来，在一些冤错案的报道方面屡有突破，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些案件的平反进程。这其中张高平案就是因为其本人在阅读2008年第13期《民主与法制》杂志中的一篇文章时，发现一个重要人物线索，并由此推动案件的重审。最终，张高平叔侄案件得到平反。而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吉林保民律师事务所主任修保与《民主与法制》有着38年的渊源，从国营煤矿工人到资深律师，于他而言，《民主与法制》不仅仅是陪伴他的良师益友，更是改变命运的引路灯塔。
《民主与法制》不仅是政策法规的解读者和宣传者，还可以成为寻常百姓手中的维权武器。有着30多年刊龄的老读者王庆华，就是拿着杂志上刊载的文章，帮助邻里乡民解决了农商纠纷和医患矛盾。
重庆市南川区有一位叫杨武乐的忠实读者，从1994年就开始订阅《民主与法制》，更为难得的是，他将这一本本杂志像宝贝一样精心收藏起来。2016年，刘桂明总编辑在南川区人民法院讲学时，见到了这位老读者和他的收藏。当看到这一本本保持完好的杂志时，刘桂明总编辑的内心是震撼的，他不仅仅是被读者的行为所感动，更为深切地体会到办刊的责任和读者的信任是如此的厚重。
“农民律师”杨波，35年痴心不改，持续订阅《民主与法制》杂志。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女儿、女婿都成为《民主与法制》杂志的忠实读者，而这份情感还将继续传递下去。
《民主与法制》杂志不仅是老读者们的钟爱，同样也是年轻人所喜爱的刊物，90后律师赵青航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他与《民主与法制》杂志亲密接触缘于2015年的一次投稿，从此一发不可收，他写的文章屡见刊端，继而成为《民主与法制》杂志的忠实读者和作者。
2013年，岳成律师事务所正式建立与民主与法制社的法律顾问合作关系。谈起这次的律媒结缘，律所主任岳成律师感慨不已：这本杂志是他40年律师生涯中不可或缺的良师益友，而现在更成为他的护航者和参与者，这让他无比欣慰。
《民主与法制》的无穷魅力，在于它对读者角色的神奇变幻——实现从普通读者到资深读者的晋级，从一代人向一代人的传承，从阅读者到撰稿者的转换，从陪伴者到参与者的提升。
《民主与法制》的道路有过辉煌、有过坎坷。40年的风风雨雨让《民主与法制》历久弥新，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路上阔步前行。
在纪念《民主与法制》创刊40年之际，编辑部“五朵金花”的才女们为她们心中共同的家，作了一首小诗，回顾曾经的故事，寄托未来的心愿。
你从黄浦江畔走来，点亮心灯，法治故事流入心怀。
全民普法的时代悄悄打开，吹响号角，民主之声传向四海。
民主与法制，为你喝彩。民主与法制，继往开来。
你从三中全会走来，一路同行，新的时代步伐豪迈。
依法治国的初心与你同在，一张蓝图，法治中国百姓期待。
民主与法制，为你喝彩。民主与法制，继往开来。
“你那是老黄历了，《民主与法制》早在三十年前就迁到北京啦！坐下来，我来给你讲讲这些年的故事。”
细数迁京三十年的过往，我们一步一步走得坚实有力。
胡同办公
40年中，民主与法制社的社址几经变更，也难怪人们会弄错。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民主与法制》起步于上海，从华东政法大学东风楼，到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再到赤峰路323号，上海十年为《民主与法制》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上海的弄堂，到了北京，就称之为胡同。
迁京后的三十年里，民主与法制社的办公地点似乎总是在胡同里打转转。
1989年年底，按照中央宣传部门的要求，《民主与法制》总社迁入北京，落脚点定在了二环里的东四十条100号的大院里。这个院子成了《民主与法制》迁京后的首处社址。
两年后，民主与法制社北京编辑部的队伍逐渐扩大，为了满足办公需求，搬到了当时车公庄的展新小学校区，从平房升级到楼房。那是一栋二层小楼，米白色的外墙。虽然深藏于居民区，但从未影响到编读往来的热情。
民主与法制社的再次搬家是在1995年，西北二环里的新街口航空胡同32号成了新社址。与以往不同是，这座350平方米的独栋小楼，已经属于社里的固定资产。
在世纪之交的最后一年，民主与法制社随中国法学会一同搬进了西城区的兵马司胡同63号，这一呆就是16年。直到2015年年底，才随中国法学会搬到了如今的皂君庙4号院。
虽然社址一直在变，唯一不变的是我们对民主与法制的追求。
为什么总是在搬家？是因为我们的队伍不断在壮大，事业不断在发展。
两地合作
迁京伊始，《民主与法制》由新到任的社长沙洪和总编辑王树人执掌重任。然而，这个担子并不好挑，一切从零开始的现实摆在两位领导面前。有了社址，还得有人。从上海到北京，不是谁都愿意来的。无奈之下，北京杂志编辑部只能重新招兵买马了。
作为初建时期负责人的刘巍回忆道：“先期组建北京杂志编辑部的，其实只有张所菲、冯慧、朱克辛、马利、黎伟华等几个人。采编工作由上海和北京两个编辑部共同完成，而出版印刷还是在上海。按照当时的计划安排，《民主与法制画报》仍然留在上海。”
两年以后，杂志编辑部已经基本成型，采编队伍得到成长和壮大，张建华、于昕、呼满红、阮莹、崔勃、李爱芹、李伟红等都是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业务骨干。编辑、出版和印刷三块业务都调整到了北京，并开始采用当时先进的激光照排系统完成杂志的后期制作。鉴于当时上海对报刊行业的优惠政策，《民主与法制》的发行工作还是依托上海发行局，直到2006年，才将主发行局改为北京。
“那时候，大家都很年轻，朝气蓬勃的，既有压力，又有动力，工作起来干劲十足。”资深编辑李爱芹回忆道。
1994年，王厚德接棒社长重任，倪振梁、朱克辛、赵晓谦任副总编辑。这一时期，《民主与法制》发生了两项重大变化，杂志的刊期从月刊改为了半月刊，《民主与法制画报》更名为《民主与法制时报》。
香港回归的1997年，王强华受命担任民主与法制社总编辑。
彼时，杂志的经营状态保持了较好的势头，月发行量达到46万份。那时的稿件来源除本社记者采写以外，还有许多稿件来自社聘的特约记者。
比如当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已经颇有名气的记者阿计，便是这样来到了《民主与法制》，从一名社外的特约记者变成了本社的专职记者。
此时，《民主与法制》的杂志和报纸仍然分置两地，总社领导号召北京和上海的两个编辑部相互间要多走动，加强联系交流。
于是，便有了“今年北京编辑部去上海过年，明年上海编辑部在北京过年”这样“走亲戚”般的热闹场景。
“那时候，上海的同志们来，总是能带些有意思的礼物，比如鲜美的大闸蟹、精美的小折扇、华丽的长丝巾等等；北京同志的招待也很丰富，吃吃烤鸭，看看话剧，爬爬长城，一片和谐温馨的气氛。”资深编辑崔勃对于那时的情境记忆犹新。
社里有一张老照片，记录了上海、北京两地工作人员一同畅游长城的热烈景象，人们背靠烽火台，或坐或站，努力地挥舞着双手，热情地欢呼着……
在加强交流的同时，《民主与法制》发挥两地优势，扬长避短，各显神通，大大促进了这一时期的业务工作。
招兵买马
2004年，新一任社领导集体接印上任，胡永朝任社长，李明信接任总编辑，同时成立中共民主与法制社党委。市场经济体制下报刊业的发展困局，让社党委一班人意识到，必须进一步强化采编队伍建设，主动出击，赢得先手。为此，杂志编辑部成立采访部，连继民任主任，刚刚招聘入社的王健、侯兆晓成了采访部的重要力量。
为了拓展信息渠道，提升采编素养，连继民经常代表编辑部联络《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新闻周刊》等国内知名媒体，以召开座谈会的形式，相互交流经验。
举步维艰的《民主与法制时报》于2006年，也迁入北京。民主与法制社化零为整，决定重整旗鼓，整合优势资源，积极开拓市场，在不断摸索中寻找新的机遇。
在随后的几年里，经历了数次改革和调整，《民主与法制时报》逐渐稳住了步伐，走出了经营谷底。
采编工作、人才队伍的梯次配置和能力培养至关重要。
近年来，社党委为使人员配备更加合理，集中引进了李天琪、王涵、张志然、孙洁、张露等一批年轻人，增加采编队伍的活力，为民主与法制社添入新鲜血液。
经过7年的磨砺，她们都已成为社里的中坚力量。除了张露调任办公室，其余四人加上更早入社的刘瑜，被刘桂明总编辑冠之以“五朵金花”名号。
守成创业
2010年5月，按照中国法学会党组的安排，周占华、刘桂明分别被任命为民主与法制社常务副社长和《民主与法制》杂志副总编辑。一年的任职试用期结束后，周占华被任命为民主与法制社党委书记、社长，刘桂明被任命为《民主与法制》杂志总编辑。在经历了十年的苦心经营、十年的艰难探索之后，《民主与法制》杂志完成了由半月刊到旬刊、再到周刊的终极转变。
社长周占华在主持全面工作的同时，重视记者站的制度建设与规范管理，加强经营运作能力，杂志和报纸的发行稳步攀升，在法制类报刊中名列前茅。
总编辑刘桂明强调利用媒体平台效应，在政法领域精准发力，积极开展互动。通过与政法机关、律师机构、高等院校等主体联动，拓展人脉渠道，增强杂志影响力。在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同时，强化品牌建设与推广。通过杂志选题的聚合作用完成线上的理论交流；借助开展各类论坛、学术研讨会等方式，有效进行线下的实践互动。
新一届领导集体，不辱使命，不负重托，使《民主与法制》杂志在短短的几年间实现了从黑白到彩色、从半月刊到旬刊再到周刊的成功蜕变。《民主与法制时报》也在不断摸索中找准了定位，在时政类新闻报纸行业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除了杂志和报纸这两个重要支撑点以外，民主与法制社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抢占舆论阵地，立足自身特色，大力发展互联网信息平台建设。
其实，早在2000年，民主与法制网就已创建，但当时的网站只提供杂志电子版服务。直到2012年，成功改版为综合性新闻门户网站，实现了真正意义的互联网服务。在随后的几年，创建微博、微信公众号，获得新闻发布权，形成新媒体矩阵，成为国家一类新闻网站。
深入基层
《民主与法制》过去的受众群体，主要以普通读者为主，实行的是普惠式宣传模式，这是一个时代的现实需求；如今在新时代里，作为中央级政法媒体，《民主与法制》更加强调政治站位，有义务有责任做党和国家的喉舌，内容更有针对性，更加精细化，更重深刻度。2011年开始，民主与法制社致力于“宣传法制理念，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核心使命，在全国多个地区开展了“民主与法制巡回讲坛”活动，邀请陈卫东、张卫平、张青松、田文昌等多位法律界知名人士助力法治宣传活动。
2014年和2015年，分别在呼和浩特和西安连续两年，主办了“中国法制媒体高峰论坛”；2014、2015、2019年，举办了“全国代表委员访谈”系列活动。这些活动大大提升了《民主与法制》的影响力，推动了品牌建设，发挥了法治媒体宣传作用，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曾经的“特约”活动形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时任公安部文联会刊《家园》杂志编辑部主任张明还清楚地记得，2012年12月在浙江宁波参加民主与法制社举办“特约撰稿人”座谈会时的场景，除了与采编人员的座谈互动，还被安排到当地检察机关实地参观采访，深入了解办案过程，与检察官面对面交流，使互动更加深入和务实。
近年来，中央号召新闻战线广泛开展“走转改”活动，其目的是为了使新闻工作者紧密联系群众，深入到一线体验各行各业和老百姓的酸甜苦辣。
从2011年至今，民主与法制社积极开展“走基层”活动，从基层社区到乡村田野，从公检法司到政企学律，让记者的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邯郸、河间、宁波、徐州、枣庄、遵义、杭州、宣城，这些都是近年来杂志编辑部组织集体采风的地区。在完成采访活动的同时，还与当地建立了持续稳定的宣传合作关系。
“真山真水的看一看，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才能更加深切地体会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现实意义。”最近一次在安徽宣城开展的走基层活动中，随行记者刘瑜发出这样的感叹。
作为党支部书记的刘桂明总编辑认为：走基层活动，不仅是记者深入生活、了解社会的渠道，同样也是单位开展党建工作的良机。每到一处革命遗迹或文化遗址，他都非常重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带领记者团队重温历史，回望初心，牢记使命，凝聚人心，着力提升采编队伍整体战斗力。
团队温暖
作为媒体人，开阔的视野、开放的理念是其必备的素质。从2012年开始，杂志编辑部内部开展“读书会”活动，以“无关专业，有关视野”为宗旨，每个月安排一个人，分享内容不拘一格。如李爱芹讲的中医保健，连继民讲的军事战争，阮莹讲的陵墓解密，李蒙讲的人口问题，刘瑜讲的色彩心理学，呼满红讲的新闻传播知识。这些内容都属于个人爱好，形式内容更像是杂谈，将其拿出来分享，不仅可以互通有无，还可以相互了解，增进感情。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人员的调整走留对于一个单位来说实属平常。民主与法制社却没有将这当成平常事，每当有员工离职或者退休，都会举办一次欢送活动。刘桂明总编辑将其称之为“三个一”：一次聚餐、一份代表大家共同心意的礼物、一首由刘桂明总编辑亲自作的打油诗。
还记得最近的一次，是送别采访部孙洁的欢送聚餐。当时的现场气氛热烈且温馨，大家回忆着一同工作时所经历的点点滴滴，欢笑回荡在整个房间。
席间，当刘桂明总编辑把大家给孙洁的送别寄语一一朗读出来的时候，这位平时并不爱哭的“女汉子”，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情绪，泪水夺眶而出。在表达感谢之时，她数度哽咽，还是早已眼圈通红的刘桂明总编辑不断地为她打着圆场……
这些迎来送往的温暖细节，既体现了社里对每一个人的关怀，又体现了每一个人都对这个“大家庭”的依恋。
编读往来
迁京后，杂志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给编辑部的来信也越来越多。一开始，只是将这些来信分配给几个编辑处理，后来信件太多，且信件中的内容处理也更加专业。于是，专门成立了信访部，聘请了一些在政法部门退休的老同志专门处理这些信件。
一家媒体的成功，关键在于读者的支持和信赖。
作为法治媒体急先锋的《民主与法制》，近年来，在一些冤错案的报道方面屡有突破，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些案件的平反进程。这其中张高平案就是因为其本人在阅读2008年第13期《民主与法制》杂志中的一篇文章时，发现一个重要人物线索，并由此推动案件的重审。最终，张高平叔侄案件得到平反。而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吉林保民律师事务所主任修保与《民主与法制》有着38年的渊源，从国营煤矿工人到资深律师，于他而言，《民主与法制》不仅仅是陪伴他的良师益友，更是改变命运的引路灯塔。
《民主与法制》不仅是政策法规的解读者和宣传者，还可以成为寻常百姓手中的维权武器。有着30多年刊龄的老读者王庆华，就是拿着杂志上刊载的文章，帮助邻里乡民解决了农商纠纷和医患矛盾。
重庆市南川区有一位叫杨武乐的忠实读者，从1994年就开始订阅《民主与法制》，更为难得的是，他将这一本本杂志像宝贝一样精心收藏起来。2016年，刘桂明总编辑在南川区人民法院讲学时，见到了这位老读者和他的收藏。当看到这一本本保持完好的杂志时，刘桂明总编辑的内心是震撼的，他不仅仅是被读者的行为所感动，更为深切地体会到办刊的责任和读者的信任是如此的厚重。
“农民律师”杨波，35年痴心不改，持续订阅《民主与法制》杂志。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女儿、女婿都成为《民主与法制》杂志的忠实读者，而这份情感还将继续传递下去。
《民主与法制》杂志不仅是老读者们的钟爱，同样也是年轻人所喜爱的刊物，90后律师赵青航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他与《民主与法制》杂志亲密接触缘于2015年的一次投稿，从此一发不可收，他写的文章屡见刊端，继而成为《民主与法制》杂志的忠实读者和作者。
2013年，岳成律师事务所正式建立与民主与法制社的法律顾问合作关系。谈起这次的律媒结缘，律所主任岳成律师感慨不已：这本杂志是他40年律师生涯中不可或缺的良师益友，而现在更成为他的护航者和参与者，这让他无比欣慰。
《民主与法制》的无穷魅力，在于它对读者角色的神奇变幻——实现从普通读者到资深读者的晋级，从一代人向一代人的传承，从阅读者到撰稿者的转换，从陪伴者到参与者的提升。
《民主与法制》的道路有过辉煌、有过坎坷。40年的风风雨雨让《民主与法制》历久弥新，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路上阔步前行。
在纪念《民主与法制》创刊40年之际，编辑部“五朵金花”的才女们为她们心中共同的家，作了一首小诗，回顾曾经的故事，寄托未来的心愿。
你从黄浦江畔走来，点亮心灯，法治故事流入心怀。
全民普法的时代悄悄打开，吹响号角，民主之声传向四海。
民主与法制，为你喝彩。民主与法制，继往开来。
你从三中全会走来，一路同行，新的时代步伐豪迈。
依法治国的初心与你同在，一张蓝图，法治中国百姓期待。
民主与法制，为你喝彩。民主与法制，继往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