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 
本刊简介《民主与法制40年》系列报道之二
从报人到同人：拳打脚踢各显其能
时光总是埋没了太多的故事、太多的人。
从上海到北京，历经十年风雨与辉煌的《民主与法制》步入转折，走向另一个时期。
从北京到上海，作为一名后来晚辈，在《民主与法制》创刊40周年之际，我奉命前往上海，试图去寻找1979到1990年间那些被时光埋没的人和事，试图去探寻《民主与法制》在上海腾飞那些年的足迹和图腾……
采访伊始，1988年6月就进入《民主与法制》工作的老记者、老前辈董启元就带来了一个令人悲伤的消息：昨晚，也就是2019年11月5日晚上7点12分，《民主与法制》杂志的第二任总编辑丁柯先生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
而在此前的2019年10月25日早上5点30分，《民主与法制》杂志的第一任主编郑心永先生也因病逝世，享年100岁。
两任老总编在创刊40周年之际先后离世，真真切切令人扼腕唏嘘。
新闻业内有句话，一个媒体的风格特色是由总编的性格决定的。这句话用在《民主与法制》身上再合适不过。
郑心永和丁柯两位老总编几乎贯穿了《民主与法制》在上海诞生并发展的整个过程，为《民主与法制》打上了鲜明的烙印，先后缔造了《民主与法制》在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与荣耀，称得上是《民主与法制》的教父级人物。
“过去业内有这样一句话，形容我国新闻行业标杆性的媒体，80年代看《民主与法制》，90年代看《焦点访谈》，新世纪后看《南方周末》。由此可见，当时《民主与法制》杂志的影响力多么大。”董启元说。
然而，很少有人能够想到的是，这样的一本杂志，起点是在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一间不足100平方米的大开间。
我国著名媒体人、时任《人民日报》记者部主任林钢曾在1982年4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做党和人民的桥梁——访上海〈民主与法制〉编辑部》一文中，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办公条件：一间不足100平方米的房间，用三合板隔成大小不等的五个隔间，这便是《民主与法制》的编辑部。排列得满满实实的一张张办公桌上，堆着一堆堆的稿件和信件。编辑和记者聚集会神地阅读着……
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有些“寒酸”的办公场地，还是从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下称社联）借来的。“同样，当时的桌子椅子很多都是从与《民主与法制》渊源颇深的华东政法学院（现华东政法大学）借来的，我刚到这里报到的时候，很多桌椅上还写着华东政法学院的编号。”冯慧说。
冯慧从1983年进入到《民主与法制》工作，一步步成长为《民主与法制》社的副总编辑，将整个青春和职业生涯都奉献给了《民主与法制》。
而除了办公设施是借的，整个编辑部包括郑心永在内只有3个人，其中一人还是兼职。这“两个半”人要同时完成策划、组稿、编辑、校对、发行等所有工作，困难可想而知，创刊经费更是无从谈起。“当时各个报社都是有自己印刷厂的，而我们不要说印刷厂，连印刷纸张都没有，是郑老凭借曾在上海《文汇报》工作多年的老关系，以先印刷、杂志卖掉后再付款的方式在《文汇报》的印刷厂印出了首批刊物。”冯慧说。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民主与法制》的创刊号即1979年第一期杂志在1979年8月10日正式与读者见面，改革开放后第一份法制月刊就此诞生。
从郑心永先生提到的第一期批判伪法律“公安六条”等文章开始，每一期《民主与法制》都会刊登重磅稿件，比如第二期刊登《独立行使检察权是法律监督的基本原则》和《加强党的领导 依法独立办案》等，其倡导的司法独立理念虽然现在早已经被广泛接受，但是彼时的社会刚刚结束一个特殊的年代，能够发出这样的声音殊为不易，当然引发的反响和讨论也是广泛的。
除了制度性反思文章，那时的《民主与法制》杂志还报道一大批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普遍性的个案。比如1981年第1期，正值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修订的新婚姻法开始实施之时，《民主与法制》发表了遇罗锦的《我为什么要离婚》一文，并连续7期刊发讨论文章，其中包括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承办人的文章，引来了一场全国范围内思想领域的大地震，广大民众首次深入思考“婚姻存续的要件”“离婚依据”等问题。再比如1981年第3期《民主与法制》首发本刊记者的独家报道《林昭之死》，引发全国关注，一时洛阳纸贵。
“在那个特殊时期，《民主与法制》的几乎每一篇重磅报道都能够引发一场大讨论，《民主与法制》的名声也越来越响。时至今日，这些文章甚至都不过时，比如1981年第2到第4期前所未有的在公开媒体上发表有关修改宪法的讨论文章；1981年第5期开始刊发《法院院长、庭长审批案件的制度应否取消》的讨论文章，引起时任最高法院院长江华的直接公开回应等。办好一个媒体、一本刊物，最终还是要靠内容，内容是一本刊物的灵魂。正是这样一批批直击人心、敢于直言的文章，使《民主与法制》的影响越来越大，关注度越来越高，发行量也直线飙升。”冯慧说。
1981年第6期，《民主与法制》首创“道德法庭”栏目，刊发对不正之风的批评和反批评文章，引发各地媒体的仿效。也正是从这一期开始，《民主与法制》发行量迈上期发80万份台阶。
从零开始，从创刊之初发行量只有两万份，仅仅不到两年时间就飙升到80万份，《民主与法制》一时风头无两。
1982年4月17日，林钢专门报道《民主与法制》的文章《做党和人民的桥梁——访上海〈民主与法制〉编辑部》在《人民日报》发表。他在文章写道：《民主与法制》越办越出色，是有正确的办刊方向。他们的指导思想主要有两条：一是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及时宣传党的政策；二是努力把刊物办成群众的刊物，充分反映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精神。
这篇文章报道后不久，1982年6月，郑心永先生因多种原因，离开了《民主与法制》，北上开启了新的传奇生涯。他临走时，曾豪迈地留下了一句话：“创办《民主与法制》三年，我留下了两个80万，期发行量80万，报社存款80万。”
而正是这两个80万，为《民主与法制》日后的全面腾飞打下了基础。
“初创时期的三年时间，《民主与法制》凭借着一批有分量、有影响力的报道，以特有的方式影响着我国的法治进程，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法治观念，同时也推动平反了一批冤错案。然而在这同时，也因为总是进行监督报道，揭露和抨击丑恶，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有关方面考虑换一个听招呼的总编辑，但是没想到接替者丁柯先生却一以贯之、锋芒不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主与法制》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和郑心永、丁柯两位老总编的担当和风骨有着直接的关系。”冯慧说。
丁柯上任伊始，《民主与法制》杂志1983年第1期就发表了由本刊记者沈涯夫、牟春霖采写的长篇通讯《二十年“疯女”之谜》：丈夫屠勇（化名）为了达到调进上海的目的，硬逼妻子田珍珠（化名）装成精神病，以后又百般地折磨她、虐待她，三次将妻子送进精神病院，致使妻子戴着“疯女”的帽子生活了22年。
文章发表后，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读者对文章的内容深信不疑，纷纷写信给刊物，严厉谴责丈夫的行为，并且要求追究丈夫的刑事责任。
此后，《民主与法制》杂志又在1989年第2、3、4期连续刊发各界反响文章。
也正是在这期间，冯慧大学毕业，迈着梦想的脚步进入到《民主与法制》工作。“《疯女》一文的发表，在带来巨大社会的反响的同时，也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如今反思，这篇文章采写本身确有不妥之处，但客观来说确实给《民主与法制》带来了更大的关注度。从此开始，《民主与法制》真正进入到了一本难求的程度。记得我刚到《民主与法制》工作不久，邻居听说后，每次见到我都希望能帮忙带一本《民主与法制》。”冯慧说。
而邮局作为当时报刊发行的官方渠道，每月《民主与法制》出版日，读者在邮局门口排队买《民主与法制》的盛况开始出现。
郑心永先生曾在离开《民主与法制》时，对丁柯先生有过这样一句评价：“丁柯这个人，是非常有头脑的，是难得的人才。”
其后发生的事，果然印证了这句话。除了继续坚持敢言敢说的办刊风格和方针，丁柯先生还不断开创着《民主与法制》历史上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1984年4月6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首都新闻界人士举行座谈会，讨论加强和改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宣传问题。彭真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第一个普及法律知识、加强法制宣传的热潮。
当年夏天，国内盛行各种有奖知识竞赛，受此启发，为了以更生动活泼、通俗有趣的形式宣传法律知识，进一步扩大影响，《民主与法制》开始策划和组织首届全国法制知识有奖竞赛。受命具体开展这项活动的，正是冯慧和时任《民主与法制》政法部主任凌河。
1984年第8期《民主与法制》杂志刊出了《法制知识学习竞赛活动》通告：“本刊根据广大读者的建议，从下期起举办群众性的法制知识竞赛活动，聘请全国法学界著名专家、学者审定命题及答案。全部试题连载于1984年第9、10、11期本刊，答卷由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运用计算机批阅（这在当时亦属创新之举），竞赛设一等奖十名、二等奖二十名、三等奖五十名、纪念奖一千名。杂志将公布标准答案和得奖者名单，答对一半试题者即获得法制知识学习竞赛合格荣誉证书。”
1984年第9期本刊刊发了以中顾委常委王首道为首的“全国法制知识学习竞赛活动”顾问团名单。同期发表的本刊评论《祝愿“法制知识学习竞赛”成功》中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文字：编辑部每月收到七千多封读者来信，这是本刊的“源头活水”，就是这次竞赛的二百道试题，大多数也是来自读者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刊物与读者的联系，进一步打开刊物的大门，不仅读者有更多的机会到刊物上发言，而且要邀请读者参加到本刊举办的这类社会交往中来。编读双方，携手合作，为民主与法制的宣传作出更多贡献。
这次由《民主与法制》独家举办的活动，共收到随刊发送、由读者填写后寄回的竞赛答卷304750份。1080名参赛读者获奖。有数万名读者获得了参赛证书及纪念徽章。1985年春天，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夏征农等上海市领导出席了颁奖大会。
由于这次竞赛活动的圆满成功，在全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1985年年底，中央电视台派专题部制片兼主持人孟广嘉专程赴上海，联系和商讨共同举办第二次法制知识竞赛事宜。
1986年1月，第二次法制知识竞赛正式开始，分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初赛由本刊书面进行，收到了20多万份答卷。这些答卷中除读者个人填写外，有的是各单位根据试题自行组织了比赛测试后集体填写的，还有从中越边境老山前线部队寄出的。
第二阶段则由参加初赛者中成绩最优秀的前20名至中央电视台参加决赛。当年6月，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位参赛者汇集北京，在中央电视台进行了决赛并向全国播出，他们中有法官、检察官、纪检工作人员、军人和机关干部，也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师、学生甚至医生和工人。活动从特等奖到纪念奖一共有5300人获奖，奖品为彩色电视机、立体声收录机、单反照相机、缝纫机、电子琴以及《公民法律顾问手册》等。
“我在完成了上海第一阶段的相关工作之后，提前进京，作为本刊的联络代表在中央电视台专题部‘上了整三个月的班’，协助他们组织协调竞赛活动相关事宜，还为决赛找了一个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女主持人，直至决赛录制拍摄全部结束。”冯慧说。
这次活动，再次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支持。王首道、曾志、刘英、张友渔等领导同志亲自到央视演播大厅出席授奖仪式。
这两次史无前例的法律知识竞赛活动，全国直接参加者总共达55万人之多。带动《民主与法制》杂志发行量也由此达到了每期258万份。由此《民主与法制》的发行量达到了顶峰。
“而除了这些，民主与法制社还积极拓宽报道内容的范围，除了继续坚持原有风格，还就一些热点问题采写了一批司法界和政界的高管名流，最多的一年，我们专访了9个省部级一把手，这些进一步扩大了《民主与法制》的声望和影响。”冯慧说。
而说起《民主与法制画报》的诞生，还有一段趣闻。
冯慧回忆，在广西南宁的一天晚上，他随同丁柯出门散步，第一次看到了南宁的书报夜市。
那围满了人的地摊上摆的是全国各地的各种民间小报，那些没有刊号的出版物虽然质量粗糙，但故事性很强。那个年代精神食粮匮乏，这些小报十分受老百姓欢迎，马路边成了报刊批发市场。老丁对冯慧说：“既然小报这么受欢迎，我们为什么不能也办一张通俗易懂、可读性和趣味性更强的小报呢？既普及了法律知识，又占领了市场。”
其实，扩大《民主与法制》的读者群一直是丁柯先生在思考的问题，这次南宁散步无疑受到了启发。
丁柯受到的另一个启发是在访问日本的时候，他发现日本人非常喜欢看漫画，书报摊上有连环画的报刊非常好卖。
“回上海后，老丁开始着手创办一种以图画和照片形式来展示民主与法制相关内容的读物，这就是《民主与法制画报》的由来。”冯慧说。
为了保证《民主与法制画报》的出版，民主与法制社特意扩大了美编队伍，又聘请了季平、翁承伟两位青年画家来负责画报的制作。这两位美术编辑后来都成为上海知名画家。
为了能一炮打响，民主与法制社还特意聘请《三毛流浪记》作者、著名画家张乐平先生亲自操刀，创作了连环漫画《三毛学法》。这也是张乐平最后一部三毛系列连环漫画。
1985年10月22日，《三毛学法》在《民主与法制画报》创刊号首次刊登，一直到1986年5月21日，共发表了十多辑。
“首期《民主与法制画报》四开八版，印数达20万份，但是由于这种以图画为主的形式在当时读者接受度较低，之后的发行量连续下跌。于是编辑部经过多方考虑，及时进行了调整，在保持原有图片风格的同时，增加了可读性和故事性都非常强的文字版面，报纸也改为四开十六版，从此销量开始迅速提升，在零售市场上大受欢迎。一度在各地的报摊上只卖《参考消息》《报刊文摘》和《民主与法制画报》，巅峰时发行量达到147万份，为杂志社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冯慧不无自豪地说。
在这种构想下，1987年，民主与法制社研究部成立，专门负责编写出版内刊《法讯》（后更名为《法治通讯》）。
而由于《法讯》的专业性较强，需要具有一定专业法学功底的人员进行把关，民主与法制社经过慎重研究，最终决定从华东政法学院聘请三位青年学者来兼职，游伟就是其中之一。
游伟1984年毕业后就留校工作。在此前的求学生涯中，法律专业出身的游伟十分喜爱《民主与法制》，逐渐成为该杂志的铁杆“拥趸”。
1988年，经人推荐，游伟被杂志社领导看中。凭着过硬的编辑、写作能力，他很快被聘任为杂志社特约记者、研究部副主任，主要负责内刊的选稿及编审发行工作。
游伟回忆道：“当时的《法治通讯》印刷数千份，主要刊登一些法律上的探讨文章、疑难案例的释义解惑和一类案件的统计分析，交流到全国各地的法律院校和公、检、法、司等政法部门。”
当时，理论界和司法界的联系相对很少，一份薄薄的《法治通讯》便起到了纽带桥梁作用，很受法律界各方人士的欢迎。记得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和一批博士生，就我国经济领域的犯罪情况拟订了一部“法律”，取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刑法典（理论建议稿）”。
游伟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开中国学者提出立法草案先河的举措，具有标志性意义。
为此，《法治通讯》专门出了一期特刊，刊登了“建议稿”及其说明，页码扩展到30多页，还把它送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刑法室，受到立法部门领导的重视和肯定。
游伟的家里至今还保存着由他编辑的数十期《法治通讯》和一本《民主与法制》特约记者证。他说：“当年，杂志社的领导气魄相当大，计划给研究部5万元预算，让他们联系司法实践部门，组织法律问题的研讨会，策划研究选题。此段经历，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年半时间，却让我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
有一个小插曲让游伟至今难忘：2001年，已经在全国刑法学界确立影响的游伟应邀到江苏法院系统讲课。操办讲座的一位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拉住游伟的手，掏出一份保存完好的《法治通讯》，指着其中的一篇文章说：“游教授，真是久闻大名啊！这就是十多年前我还在检察院研究室工作时你编发的我的第一篇文章，我至今收藏着。感谢你对我的指导。”
离开民主与法制社后，游伟在深耕学术的同时，先后担任上海虹口区法院和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的副院长，现任华东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副厅级领导。
1985年，民主与法制社法律专业知识刊授部正式成立，这一消息一经在1984年第12期《民主与法制》杂志上披露，便迅速引发了读者的兴趣，来信咨询者络绎不绝。
为此，《民主与法制》杂志1985年第1期杂志特意就创办刊授部的背景和形式进行了解答：彭真同志最近要求本刊“继续做好宪法的普及和宣传工作，帮助读者熟悉遵守和掌握运用它”。刊授部的成立，就是为了完成“五年内在全国普及法律知识”的宏伟任务，应广大读者要求和法学界著名学者的建议而举办的。它面向全国，不受地域、年龄、性别、民族、职业等的限制，只要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或同等学历的有志于自学成才者，都能成为该校的一名学员。
侯劲松1988年2月进入《民主与法制》工作，转眼已经30余年，与董启元和后面将要提到的现任《检察风云》杂志社主编靳伟华是同一年入职的。
他进入到《民主与法制》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刊授部。“刊授部招收的学员几乎遍布了全国各个省份，青海、新疆、西藏等祖国偏远省份的学员也有很多。当时采用函授形式，学员报名后，由我们邮寄教材。然后学习到一定阶段，会组织考试。考卷内容由选择、判断、问答和论述等多种题型组成，几乎涵盖了当时的每部法律。考卷先邮寄给学员，学员做完后再邮寄给我们，我们组织华东政法学院、上海社科院法学所和司法系统工作的实务界专家进行批阅，每门课程的成绩单都会邮寄给学员。”侯劲松回忆说。
而除了刊授教学，刊授部还会定期组织实地培训。由刊授部组织一批专家讲师，经提前预告后，到一地举办一定时间内的面授课程。“我记得很深，有一次我们在成都进行面授，每堂课一百多人的大礼堂座无虚席，这些人都是自费食宿交通。成都面授面向的是西南省份，很多学员都是千里迢迢从云南、西藏等省份赶过来的，可见当时学员的学习热情多么高涨。”侯劲松说。
还有一个令侯劲松印象深刻的故事，发生在上海。1988年8月，正值上海最热的时节，在四川路一所学校的礼堂里，由华东政法学院的一位老教授进行面授课程，来自江浙沪地区的二百多名学员挤得满满当当。
“当时物质条件很差，没有空调，只有几个吊扇在呼呼转着，吊扇吹得到的地方还稍微好点，吹不到的地方便汗流浃背。然而到了下午，突然停电了，整个礼堂挤了那么多人，空气不流通，闷热异常，每个人身上都像洗了澡一样，就连上课的老教授都索性脱掉衬衫，只穿一个背心讲课。饶是如此，在整个上课期间，没有一个学员提前离开，课后还纷纷围着请老教授解答问题。可见当时学员的学习热情多么高涨，我们的课程多么受欢迎。面授课程结束后，我们觉得作为主办方没有组织好，有些愧疚，有些学员还拉住我的手，安慰我说：‘教授讲得太精彩了，我们学到了很多，没电不怪你！’”侯劲松说。
侯劲松介绍，刊授部的教材，是由民主与法制社组织权威的专家教授编写，并正式在出版社出版的，开始是刑法、民法、刑诉法、民诉法等6本。后来随着国家逐步颁布了其他法律，又紧跟着编写了更多的教材，最多的时候达14种课程。
从刊授部成立到结束的10年间，共培养5万多学员，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法治建设输送了一大批人才。“当时我们发的结业证书很多政府和司法部门都是很认可的，直接就可以找工作用。后来有一次我去青海开会，一个当地司法系统的领导特意拿着结业证书，拉着我的手说，当时就是通过刊授课程走上法律道路的。”冯慧也回忆说。
“现在来看，成立报业集团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是什么超前的理念，可是放在三十年前那个相对保守的年代，这个想法绝对是惊人的。”冯慧说。
为了实现这个想法，民主与法制社进行了多个方向的尝试和拓展。
比如为了形象化宣传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民主与法制社于1994年成立了影视部，先后拍摄了故事片《无罪的女囚》（上下集）和《秋天的失落》（四集）。这两部故事片的内容都是法制、伦理、道德方面的。同时，还拍摄了一部历史故事片《洗冤录》（上下集）。该片完成时正值宋慈诞辰八百周年，颂扬了祖国历史上著名法学家宋慈在法学上作出的贡献。另外，影视部还拍摄了《奉化春光》《大上海的一颗明珠》等风光片，以及工业、农业等各方面的资料片。
1986年8月30日，民主与法制社进行体制改革，成立社务委员会。在全国率先实行聘用制，打破“铁饭碗”，成为不吃“皇粮”的“六自（自愿结合、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完善、自我约束）”单位。
为了增强经济活力，民主与法制社还以集体积累的资金，向外投资和创办实业，先后成立了德赛洛（DSL，即民主、科学、法制三个英文词汇的缩写）实业公司、德赛洛文化经济发展公司、德赛洛沙龙、德赛洛建设事业部、德赛洛文化艺术交流部、德赛洛摄影艺术中心等，在支援国家建设的同时，使民主与法制社经过十年的发展，逐渐由初创时前的几名员工、一个单一的编辑部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多功能的报业集团雏形。
而在《民主与法制》多方位发展的同时，有一个几乎从《民主与法制》创刊就有的部门，为《民主与法制》的发展和辉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个部门就是1980年年初成立的读者来信来访部，也就是常被人提起的信访部。
对于信访部的成立，民主与法制社成立十周年纪念册是这样描述的：为了坚持党的报刊的优良传统，民主与法制社设立了读者来信来访部，由一批长期从事司法工作、有较丰富的法学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人员组成。十年来，信访部每年平均要处理信访6万多件。为了使蒙冤者得到昭雪，使邪恶得到惩治，信访部工作人员的足迹踏遍天南海北，赢得了广大群众群众的信赖。
信访部第一任负责人施晨初先生，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华东政法学院前身）、曾经在民国时期法院做过推事（法官），“文革”期间受到迫害，平反后进入到民主与法制社工作，对于来信来访者的遭遇格外感同身受，工作起来也非常负责。
而在民主与法制社内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新进单位的大学生，都要到信访部锻炼一段时间。
冯慧、董启元、靳伟华等每个进入到民主与法制社工作的人都有过这段经历。
“1983年过完春节，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会科学院大楼内的《民主与法制》编辑部报到。本以为马上就可当上风光无限的记者，谁知被安排在信访室工作，主要任务是接待读者来访和回复读者来信，心中一时不免失落。”冯慧说。
但随后的工作却让冯慧感慨良多，获益匪浅。首先，当时全国读者的来信如雪片似的飞来，每个月达7000多封，大部分是来咨询法律政策和申诉冤错案的，可谓字字惊心，篇篇血泪。其次，也有发表对本刊文章的意见和社会热点事件的看法的，读者个个如未曾谋面的良师益友。“我们当时的宗旨是每信必复，为了做到这一点，编辑部还聘请了十多位已经离退休的懂法律的或有过政法工作经历的老同志，专门处理回复这些来信。他们有些本人就在‘反右’和‘文革’中遭受过磨难。因此，他们那种急读者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认真对待工作的负责精神，成为我一生的榜样。更令我难忘的，是在接待来访的工作中，面对的大多是冤错案受害者，他们的血泪控诉，甚至屈膝下跪，每每撞击着我的心灵，让我重新认识这个时代。使我从此懂得了作为一个政法记者所要面对的社会现实和承担的责任道义。”冯慧说。
董启元在信访部历练后，正值民主与法制社以连续报道形式在全国首推“温州模式”，引发巨大反响和关注。董启元随后便被派往温州组建办事处，在今后漫长的执业生涯中，信访部历练的经历都让他铭记一个记者的职责。
靳伟华如今已经是上海《检察风云》杂志社的主编，但她对于在民主与法制社工作的那段经历始终记忆深刻，视其为宝贵的财富。“我常对年轻人讲，现在老是讲调查记者，老是讲哪个媒体是调查记者的黄埔军较，其实新中国最早的一代调查记者就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民主与法制》产生，而信访部的锻炼，无疑是我们从象牙塔走向社会、成为一名记者所上的第一课，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人间疾苦，什么是铁肩担道义。”靳伟华说。
信访部实习之后，靳伟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被外派至北京。“当时给我的任务是拜访和联络在北京的一批政界、法学界、文艺界的名人，当我拿到写着雷洁琼、刘英、费孝通、范曾等大咖的名单时，心里真的无比震撼。不但是因为这些人都和《民主与法制》有着很深的渊源，也因为单位能够如此信任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所以《民主与法制》当时的辉煌是自有其道理的。”靳伟华说。
而除了事业上的收获，靳伟华还在这里收获了爱情。她的爱人胡峥于1989年从工作了六年的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调入民主与法制社工作，后被派往广州记者站。两人从相知、相爱到走进婚姻殿堂都与《民主与法制》有着不解之缘。而像靳伟华、胡峥这样喜结连理的例子，还有几对，这能够反映出当时民主与法制社和谐友爱的团队氛围。
而在辉煌的同时，《民主与法制》在发展的道路上也走了不少弯路。比如上文提到的《二十年“疯女”之谜》所引发的巨大的争议。
富敏荣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现为上海市新文汇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华东政法大学法制新闻研究中心副主任，曾任民主与法制社记者编辑，《中华工商时报》和《科技日报》驻上海记者站站长。他于1985年进入到民主与法制社工作，几乎经历了《疯女》事件的全过程。
“《疯女》事件被称为新中国第一起新闻官司，而且当时由于还没有民法，这起官司的记者是以诽谤罪被当事人提起刑事自诉的，最终法院判决撰写稿件的记者罪名成立，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半和一年。此外，《民主与法制》鼎盛时期，几乎伴随着各种争议。现在回过头看这些争议，虽然很多是在那个特定年代无法避免的，但还是或多或少给《民主与法制》的发展带了一些影响。”富敏荣说。
在《民主与法制》十周年的总结中，有这么一段话：当然，在《民主与法制》办刊过程中，也出现过某些失误。对此，从党性原则出发，本着有错必纠的方针，在报刊上公开作出认真的自我批评。《民主与法制》所走过的路程，就其意义而言，已经远超出她自身的发展过程。她所受到广大读者如此热情的欢迎和支持，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热切期望，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新闻报刊的合理要求；而她的风风雨雨，则可以说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和报刊改革的缩影。
而梳理《民主与法制》在上海的十年历程，可以说《民主与法制》的成功，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密不可分。
1979年第3期，创刊才两个月。叶剑英为本刊题词: 认真加强民主与法制。
1984年12月，彭真委员长为《民主与法制》题写了刊名并题词：我国宪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的总章程，希望你们继续做好宪法的普及宣传工作，帮助读者熟悉、遵守和掌握、运用它。
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民主与法制》时任副总编辑江耀春就舆论监督困境向李鹏总理提问。李鹏总理表示政府欢迎舆论批评和监督，相信民主生态会逐渐好转。江耀春作为那个时期《民主与法制》的功勋元老，采写了一批重量级报道，并为整个单位的发展殚精竭虑。
最终，在党的关心和支持下，民主与法制社于1987年改由北京注册登记，由中国法学会主管，并于1990年1月正式迁京，以新的姿态面向广大读者。
而这次上海之行，却让我有种非写不可的冲动。
此次上海之行，历时三天，除了第一天因为抵达上海很晚，没有进行采访活动之外，另外两天的采访活动安排得满满的，几乎每次吃饭的时间都在进行采访。最后一个采访靳伟华老师，不得不改签了返京列车的时间，就是为了能够多聊一会儿，多知道一些。在此特别感谢冯慧、侯劲松等老师对于此次采访的帮助和支持。
这次采访之行，我无法作为局外人冷眼旁观，因为从某种意义上，作为《民主与法制》的一员，这次采访之行其实是一场寻根之旅。尤其是在刚刚抵沪就听闻丁柯先生去世的消息，这种感觉更为强烈。
这次采访，见了很多人，听了很多故事，无不让人动容。
初创时期，一位曾在上海邮政系统供职的退休职工加入《民主与法制》，为了杂志的发行工作，几乎跑遍了上海大大小小的邮局。那时候交通不便，稍微偏远的地方一去就是一天，在上海最热的月份，多日舟车劳顿，这位老员工被晒得黝黑发亮。但如今，已经没人能记得他的名字。
唐海伦、李孝文两位老前辈，都是1980年前后进入到《民主与法制》发行部门工作。创业初期，两个花样年华的女孩子，除了忙着填单据寄样刊，做不完带回家继续做这样的本职工作之外，还和大家一起搬教材搬信件。创刊初期的《民主与法制》，根本就付不了多少工资，大家都是凭着一腔热情，为了共同的理想在付出。
听她们讲出差到外地搞发行工作时，坐卧铺车上连鞋子都被偷走的趣事；听她们讲杂志辉煌时，飞到哪儿都有当地的零售报刊商排队开车接机。你会不自觉地跟着她们一起笑，笑着笑着眼睛里又控不住闪着泪花。正是这样一群人，用他们的青春，燃烧了《民主与法制》的一段峥嵘岁月。
还有李午老师，最早每天骑着人力三轮车往返于报社和邮局之间，送走一批批杂志，带回一袋袋信件。老司机师傅曹嘉平回忆起那些年风风雨雨的不易，有一次从福建回上海半夜找不到宿地，敲开当地政府的大门，亮出《民主与法制》的证件，立刻被值班人员热情接待并安排住宿的自豪。一个媒体的辉煌，除了台前，还有幕后的默默付出。如今，他们的青春连同那段奋斗的岁月已被时光偷走。
这次采访，心会随着每一次讲述、每一个故事而跌宕起伏。从一无所有、借地办公到买下赤峰路323号1000平方米的办公场地，真正有了属于自己的落脚地，再到买下长寿路97号600平方米新的办公地，你会由衷地感叹《民主与法制》一路走过的不易。巧合的是，听到这些讲述时，采访的地方也就是我住的房间，也是323。如此巧合，冥冥之中似有天意。
还有那些《民主与法制》的重磅报道，比如以超人勇气刊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一名普通工作人员编写的《破产法》草案，并用连续报道的方式持续跟进，最终完成一家媒体推动一部法律出台的故事。你会由衷地敬佩你的那些前辈，也会由衷感叹《民主与法制》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辉煌自有其原因。
写至此处，胸中的那团火稍微平息，但是此次上海之行带来的思考，却未停止。
从上海到北京，历经十年风雨与辉煌的《民主与法制》步入转折，走向另一个时期。
从北京到上海，作为一名后来晚辈，在《民主与法制》创刊40周年之际，我奉命前往上海，试图去寻找1979到1990年间那些被时光埋没的人和事，试图去探寻《民主与法制》在上海腾飞那些年的足迹和图腾……
淮海中路622弄7号
本次上海之行，是在一种怀旧与悲伤的气氛中开始的。采访伊始，1988年6月就进入《民主与法制》工作的老记者、老前辈董启元就带来了一个令人悲伤的消息：昨晚，也就是2019年11月5日晚上7点12分，《民主与法制》杂志的第二任总编辑丁柯先生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
而在此前的2019年10月25日早上5点30分，《民主与法制》杂志的第一任主编郑心永先生也因病逝世，享年100岁。
两任老总编在创刊40周年之际先后离世，真真切切令人扼腕唏嘘。
新闻业内有句话，一个媒体的风格特色是由总编的性格决定的。这句话用在《民主与法制》身上再合适不过。
郑心永和丁柯两位老总编几乎贯穿了《民主与法制》在上海诞生并发展的整个过程，为《民主与法制》打上了鲜明的烙印，先后缔造了《民主与法制》在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与荣耀，称得上是《民主与法制》的教父级人物。
“过去业内有这样一句话，形容我国新闻行业标杆性的媒体，80年代看《民主与法制》，90年代看《焦点访谈》，新世纪后看《南方周末》。由此可见，当时《民主与法制》杂志的影响力多么大。”董启元说。
然而，很少有人能够想到的是，这样的一本杂志，起点是在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一间不足100平方米的大开间。
我国著名媒体人、时任《人民日报》记者部主任林钢曾在1982年4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做党和人民的桥梁——访上海〈民主与法制〉编辑部》一文中，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办公条件：一间不足100平方米的房间，用三合板隔成大小不等的五个隔间，这便是《民主与法制》的编辑部。排列得满满实实的一张张办公桌上，堆着一堆堆的稿件和信件。编辑和记者聚集会神地阅读着……
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有些“寒酸”的办公场地，还是从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下称社联）借来的。“同样，当时的桌子椅子很多都是从与《民主与法制》渊源颇深的华东政法学院（现华东政法大学）借来的，我刚到这里报到的时候，很多桌椅上还写着华东政法学院的编号。”冯慧说。
冯慧从1983年进入到《民主与法制》工作，一步步成长为《民主与法制》社的副总编辑，将整个青春和职业生涯都奉献给了《民主与法制》。
而除了办公设施是借的，整个编辑部包括郑心永在内只有3个人，其中一人还是兼职。这“两个半”人要同时完成策划、组稿、编辑、校对、发行等所有工作，困难可想而知，创刊经费更是无从谈起。“当时各个报社都是有自己印刷厂的，而我们不要说印刷厂，连印刷纸张都没有，是郑老凭借曾在上海《文汇报》工作多年的老关系，以先印刷、杂志卖掉后再付款的方式在《文汇报》的印刷厂印出了首批刊物。”冯慧说。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民主与法制》的创刊号即1979年第一期杂志在1979年8月10日正式与读者见面，改革开放后第一份法制月刊就此诞生。
两个80万的豪迈
“由于顺应了当时的形势，为群众说话，呼吁健全法制，特别是为受屈的伸张正义，批判伪法律‘公安六条’，揭露丑恶现象，引起了社会注意。”郑心永先生曾如此回忆。从郑心永先生提到的第一期批判伪法律“公安六条”等文章开始，每一期《民主与法制》都会刊登重磅稿件，比如第二期刊登《独立行使检察权是法律监督的基本原则》和《加强党的领导 依法独立办案》等，其倡导的司法独立理念虽然现在早已经被广泛接受，但是彼时的社会刚刚结束一个特殊的年代，能够发出这样的声音殊为不易，当然引发的反响和讨论也是广泛的。
除了制度性反思文章，那时的《民主与法制》杂志还报道一大批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普遍性的个案。比如1981年第1期，正值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修订的新婚姻法开始实施之时，《民主与法制》发表了遇罗锦的《我为什么要离婚》一文，并连续7期刊发讨论文章，其中包括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承办人的文章，引来了一场全国范围内思想领域的大地震，广大民众首次深入思考“婚姻存续的要件”“离婚依据”等问题。再比如1981年第3期《民主与法制》首发本刊记者的独家报道《林昭之死》，引发全国关注，一时洛阳纸贵。
“在那个特殊时期，《民主与法制》的几乎每一篇重磅报道都能够引发一场大讨论，《民主与法制》的名声也越来越响。时至今日，这些文章甚至都不过时，比如1981年第2到第4期前所未有的在公开媒体上发表有关修改宪法的讨论文章；1981年第5期开始刊发《法院院长、庭长审批案件的制度应否取消》的讨论文章，引起时任最高法院院长江华的直接公开回应等。办好一个媒体、一本刊物，最终还是要靠内容，内容是一本刊物的灵魂。正是这样一批批直击人心、敢于直言的文章，使《民主与法制》的影响越来越大，关注度越来越高，发行量也直线飙升。”冯慧说。
1981年第6期，《民主与法制》首创“道德法庭”栏目，刊发对不正之风的批评和反批评文章，引发各地媒体的仿效。也正是从这一期开始，《民主与法制》发行量迈上期发80万份台阶。
从零开始，从创刊之初发行量只有两万份，仅仅不到两年时间就飙升到80万份，《民主与法制》一时风头无两。
1982年4月17日，林钢专门报道《民主与法制》的文章《做党和人民的桥梁——访上海〈民主与法制〉编辑部》在《人民日报》发表。他在文章写道：《民主与法制》越办越出色，是有正确的办刊方向。他们的指导思想主要有两条：一是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及时宣传党的政策；二是努力把刊物办成群众的刊物，充分反映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精神。
这篇文章报道后不久，1982年6月，郑心永先生因多种原因，离开了《民主与法制》，北上开启了新的传奇生涯。他临走时，曾豪迈地留下了一句话：“创办《民主与法制》三年，我留下了两个80万，期发行量80万，报社存款80万。”
而正是这两个80万，为《民主与法制》日后的全面腾飞打下了基础。
期发258万份的奇迹
郑心永先生的接任者，是《民主与法制》历史上的另一位传奇总编辑丁柯先生。两人始于《民主与法制》的相爱相斗，则是另一个故事，在此暂不赘述。“初创时期的三年时间，《民主与法制》凭借着一批有分量、有影响力的报道，以特有的方式影响着我国的法治进程，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法治观念，同时也推动平反了一批冤错案。然而在这同时，也因为总是进行监督报道，揭露和抨击丑恶，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有关方面考虑换一个听招呼的总编辑，但是没想到接替者丁柯先生却一以贯之、锋芒不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主与法制》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和郑心永、丁柯两位老总编的担当和风骨有着直接的关系。”冯慧说。
丁柯上任伊始，《民主与法制》杂志1983年第1期就发表了由本刊记者沈涯夫、牟春霖采写的长篇通讯《二十年“疯女”之谜》：丈夫屠勇（化名）为了达到调进上海的目的，硬逼妻子田珍珠（化名）装成精神病，以后又百般地折磨她、虐待她，三次将妻子送进精神病院，致使妻子戴着“疯女”的帽子生活了22年。
文章发表后，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读者对文章的内容深信不疑，纷纷写信给刊物，严厉谴责丈夫的行为，并且要求追究丈夫的刑事责任。
此后，《民主与法制》杂志又在1989年第2、3、4期连续刊发各界反响文章。
也正是在这期间，冯慧大学毕业，迈着梦想的脚步进入到《民主与法制》工作。“《疯女》一文的发表，在带来巨大社会的反响的同时，也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如今反思，这篇文章采写本身确有不妥之处，但客观来说确实给《民主与法制》带来了更大的关注度。从此开始，《民主与法制》真正进入到了一本难求的程度。记得我刚到《民主与法制》工作不久，邻居听说后，每次见到我都希望能帮忙带一本《民主与法制》。”冯慧说。
而邮局作为当时报刊发行的官方渠道，每月《民主与法制》出版日，读者在邮局门口排队买《民主与法制》的盛况开始出现。
郑心永先生曾在离开《民主与法制》时，对丁柯先生有过这样一句评价：“丁柯这个人，是非常有头脑的，是难得的人才。”
其后发生的事，果然印证了这句话。除了继续坚持敢言敢说的办刊风格和方针，丁柯先生还不断开创着《民主与法制》历史上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1984年4月6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首都新闻界人士举行座谈会，讨论加强和改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宣传问题。彭真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第一个普及法律知识、加强法制宣传的热潮。
当年夏天，国内盛行各种有奖知识竞赛，受此启发，为了以更生动活泼、通俗有趣的形式宣传法律知识，进一步扩大影响，《民主与法制》开始策划和组织首届全国法制知识有奖竞赛。受命具体开展这项活动的，正是冯慧和时任《民主与法制》政法部主任凌河。
1984年第8期《民主与法制》杂志刊出了《法制知识学习竞赛活动》通告：“本刊根据广大读者的建议，从下期起举办群众性的法制知识竞赛活动，聘请全国法学界著名专家、学者审定命题及答案。全部试题连载于1984年第9、10、11期本刊，答卷由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运用计算机批阅（这在当时亦属创新之举），竞赛设一等奖十名、二等奖二十名、三等奖五十名、纪念奖一千名。杂志将公布标准答案和得奖者名单，答对一半试题者即获得法制知识学习竞赛合格荣誉证书。”
1984年第9期本刊刊发了以中顾委常委王首道为首的“全国法制知识学习竞赛活动”顾问团名单。同期发表的本刊评论《祝愿“法制知识学习竞赛”成功》中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文字：编辑部每月收到七千多封读者来信，这是本刊的“源头活水”，就是这次竞赛的二百道试题，大多数也是来自读者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刊物与读者的联系，进一步打开刊物的大门，不仅读者有更多的机会到刊物上发言，而且要邀请读者参加到本刊举办的这类社会交往中来。编读双方，携手合作，为民主与法制的宣传作出更多贡献。
这次由《民主与法制》独家举办的活动，共收到随刊发送、由读者填写后寄回的竞赛答卷304750份。1080名参赛读者获奖。有数万名读者获得了参赛证书及纪念徽章。1985年春天，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夏征农等上海市领导出席了颁奖大会。
由于这次竞赛活动的圆满成功，在全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1985年年底，中央电视台派专题部制片兼主持人孟广嘉专程赴上海，联系和商讨共同举办第二次法制知识竞赛事宜。
1986年1月，第二次法制知识竞赛正式开始，分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初赛由本刊书面进行，收到了20多万份答卷。这些答卷中除读者个人填写外，有的是各单位根据试题自行组织了比赛测试后集体填写的，还有从中越边境老山前线部队寄出的。
第二阶段则由参加初赛者中成绩最优秀的前20名至中央电视台参加决赛。当年6月，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位参赛者汇集北京，在中央电视台进行了决赛并向全国播出，他们中有法官、检察官、纪检工作人员、军人和机关干部，也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师、学生甚至医生和工人。活动从特等奖到纪念奖一共有5300人获奖，奖品为彩色电视机、立体声收录机、单反照相机、缝纫机、电子琴以及《公民法律顾问手册》等。
“我在完成了上海第一阶段的相关工作之后，提前进京，作为本刊的联络代表在中央电视台专题部‘上了整三个月的班’，协助他们组织协调竞赛活动相关事宜，还为决赛找了一个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女主持人，直至决赛录制拍摄全部结束。”冯慧说。
这次活动，再次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支持。王首道、曾志、刘英、张友渔等领导同志亲自到央视演播大厅出席授奖仪式。
这两次史无前例的法律知识竞赛活动，全国直接参加者总共达55万人之多。带动《民主与法制》杂志发行量也由此达到了每期258万份。由此《民主与法制》的发行量达到了顶峰。
“而除了这些，民主与法制社还积极拓宽报道内容的范围，除了继续坚持原有风格，还就一些热点问题采写了一批司法界和政界的高管名流，最多的一年，我们专访了9个省部级一把手，这些进一步扩大了《民主与法制》的声望和影响。”冯慧说。
画报应运而生的故事
1985年，还发生了民主与法制社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年十月，为了响应党中央开展普及法律教育的号召，民主与法制社运用自己的优势和已在全国形成的广泛影响，创办了《民主与法制画报》，这便是《民主与法制时报》的前身。而说起《民主与法制画报》的诞生，还有一段趣闻。
冯慧回忆，在广西南宁的一天晚上，他随同丁柯出门散步，第一次看到了南宁的书报夜市。
那围满了人的地摊上摆的是全国各地的各种民间小报，那些没有刊号的出版物虽然质量粗糙，但故事性很强。那个年代精神食粮匮乏，这些小报十分受老百姓欢迎，马路边成了报刊批发市场。老丁对冯慧说：“既然小报这么受欢迎，我们为什么不能也办一张通俗易懂、可读性和趣味性更强的小报呢？既普及了法律知识，又占领了市场。”
其实，扩大《民主与法制》的读者群一直是丁柯先生在思考的问题，这次南宁散步无疑受到了启发。
丁柯受到的另一个启发是在访问日本的时候，他发现日本人非常喜欢看漫画，书报摊上有连环画的报刊非常好卖。
“回上海后，老丁开始着手创办一种以图画和照片形式来展示民主与法制相关内容的读物，这就是《民主与法制画报》的由来。”冯慧说。
为了保证《民主与法制画报》的出版，民主与法制社特意扩大了美编队伍，又聘请了季平、翁承伟两位青年画家来负责画报的制作。这两位美术编辑后来都成为上海知名画家。
为了能一炮打响，民主与法制社还特意聘请《三毛流浪记》作者、著名画家张乐平先生亲自操刀，创作了连环漫画《三毛学法》。这也是张乐平最后一部三毛系列连环漫画。
1985年10月22日，《三毛学法》在《民主与法制画报》创刊号首次刊登，一直到1986年5月21日，共发表了十多辑。
“首期《民主与法制画报》四开八版，印数达20万份，但是由于这种以图画为主的形式在当时读者接受度较低，之后的发行量连续下跌。于是编辑部经过多方考虑，及时进行了调整，在保持原有图片风格的同时，增加了可读性和故事性都非常强的文字版面，报纸也改为四开十六版，从此销量开始迅速提升，在零售市场上大受欢迎。一度在各地的报摊上只卖《参考消息》《报刊文摘》和《民主与法制画报》，巅峰时发行量达到147万份，为杂志社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冯慧不无自豪地说。
理论联系实务的研究部
按照当年的设想，民主与法制社希望打造两刊一报格局：《民主与法制》杂志面向社会上有一定层次的读者；《民主与法制画报》则抢占报摊低端市场，普及法律知识；另外决定创办一份内部的学术交流内刊，以期加强与司法实践部门的联系。在这种构想下，1987年，民主与法制社研究部成立，专门负责编写出版内刊《法讯》（后更名为《法治通讯》）。
而由于《法讯》的专业性较强，需要具有一定专业法学功底的人员进行把关，民主与法制社经过慎重研究，最终决定从华东政法学院聘请三位青年学者来兼职，游伟就是其中之一。
游伟1984年毕业后就留校工作。在此前的求学生涯中，法律专业出身的游伟十分喜爱《民主与法制》，逐渐成为该杂志的铁杆“拥趸”。
1988年，经人推荐，游伟被杂志社领导看中。凭着过硬的编辑、写作能力，他很快被聘任为杂志社特约记者、研究部副主任，主要负责内刊的选稿及编审发行工作。
游伟回忆道：“当时的《法治通讯》印刷数千份，主要刊登一些法律上的探讨文章、疑难案例的释义解惑和一类案件的统计分析，交流到全国各地的法律院校和公、检、法、司等政法部门。”
当时，理论界和司法界的联系相对很少，一份薄薄的《法治通讯》便起到了纽带桥梁作用，很受法律界各方人士的欢迎。记得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和一批博士生，就我国经济领域的犯罪情况拟订了一部“法律”，取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刑法典（理论建议稿）”。
游伟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开中国学者提出立法草案先河的举措，具有标志性意义。
为此，《法治通讯》专门出了一期特刊，刊登了“建议稿”及其说明，页码扩展到30多页，还把它送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刑法室，受到立法部门领导的重视和肯定。
游伟的家里至今还保存着由他编辑的数十期《法治通讯》和一本《民主与法制》特约记者证。他说：“当年，杂志社的领导气魄相当大，计划给研究部5万元预算，让他们联系司法实践部门，组织法律问题的研讨会，策划研究选题。此段经历，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年半时间，却让我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
有一个小插曲让游伟至今难忘：2001年，已经在全国刑法学界确立影响的游伟应邀到江苏法院系统讲课。操办讲座的一位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拉住游伟的手，掏出一份保存完好的《法治通讯》，指着其中的一篇文章说：“游教授，真是久闻大名啊！这就是十多年前我还在检察院研究室工作时你编发的我的第一篇文章，我至今收藏着。感谢你对我的指导。”
离开民主与法制社后，游伟在深耕学术的同时，先后担任上海虹口区法院和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的副院长，现任华东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副厅级领导。
刊授部创造的教学神话
同样是在1985年，《民主与法制》历史上还发生了一件大事。1985年，民主与法制社法律专业知识刊授部正式成立，这一消息一经在1984年第12期《民主与法制》杂志上披露，便迅速引发了读者的兴趣，来信咨询者络绎不绝。
为此，《民主与法制》杂志1985年第1期杂志特意就创办刊授部的背景和形式进行了解答：彭真同志最近要求本刊“继续做好宪法的普及和宣传工作，帮助读者熟悉遵守和掌握运用它”。刊授部的成立，就是为了完成“五年内在全国普及法律知识”的宏伟任务，应广大读者要求和法学界著名学者的建议而举办的。它面向全国，不受地域、年龄、性别、民族、职业等的限制，只要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或同等学历的有志于自学成才者，都能成为该校的一名学员。
侯劲松1988年2月进入《民主与法制》工作，转眼已经30余年，与董启元和后面将要提到的现任《检察风云》杂志社主编靳伟华是同一年入职的。
他进入到《民主与法制》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刊授部。“刊授部招收的学员几乎遍布了全国各个省份，青海、新疆、西藏等祖国偏远省份的学员也有很多。当时采用函授形式，学员报名后，由我们邮寄教材。然后学习到一定阶段，会组织考试。考卷内容由选择、判断、问答和论述等多种题型组成，几乎涵盖了当时的每部法律。考卷先邮寄给学员，学员做完后再邮寄给我们，我们组织华东政法学院、上海社科院法学所和司法系统工作的实务界专家进行批阅，每门课程的成绩单都会邮寄给学员。”侯劲松回忆说。
而除了刊授教学，刊授部还会定期组织实地培训。由刊授部组织一批专家讲师，经提前预告后，到一地举办一定时间内的面授课程。“我记得很深，有一次我们在成都进行面授，每堂课一百多人的大礼堂座无虚席，这些人都是自费食宿交通。成都面授面向的是西南省份，很多学员都是千里迢迢从云南、西藏等省份赶过来的，可见当时学员的学习热情多么高涨。”侯劲松说。
还有一个令侯劲松印象深刻的故事，发生在上海。1988年8月，正值上海最热的时节，在四川路一所学校的礼堂里，由华东政法学院的一位老教授进行面授课程，来自江浙沪地区的二百多名学员挤得满满当当。
“当时物质条件很差，没有空调，只有几个吊扇在呼呼转着，吊扇吹得到的地方还稍微好点，吹不到的地方便汗流浃背。然而到了下午，突然停电了，整个礼堂挤了那么多人，空气不流通，闷热异常，每个人身上都像洗了澡一样，就连上课的老教授都索性脱掉衬衫，只穿一个背心讲课。饶是如此，在整个上课期间，没有一个学员提前离开，课后还纷纷围着请老教授解答问题。可见当时学员的学习热情多么高涨，我们的课程多么受欢迎。面授课程结束后，我们觉得作为主办方没有组织好，有些愧疚，有些学员还拉住我的手，安慰我说：‘教授讲得太精彩了，我们学到了很多，没电不怪你！’”侯劲松说。
侯劲松介绍，刊授部的教材，是由民主与法制社组织权威的专家教授编写，并正式在出版社出版的，开始是刑法、民法、刑诉法、民诉法等6本。后来随着国家逐步颁布了其他法律，又紧跟着编写了更多的教材，最多的时候达14种课程。
从刊授部成立到结束的10年间，共培养5万多学员，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法治建设输送了一大批人才。“当时我们发的结业证书很多政府和司法部门都是很认可的，直接就可以找工作用。后来有一次我去青海开会，一个当地司法系统的领导特意拿着结业证书，拉着我的手说，当时就是通过刊授课程走上法律道路的。”冯慧也回忆说。
多点开花铸就的辉煌时代
冯慧表示，当时对于《民主与法制》的发展，丁柯先生有一个非常宏大的设想，那就是打造一个报业集团。“现在来看，成立报业集团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是什么超前的理念，可是放在三十年前那个相对保守的年代，这个想法绝对是惊人的。”冯慧说。
为了实现这个想法，民主与法制社进行了多个方向的尝试和拓展。
比如为了形象化宣传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民主与法制社于1994年成立了影视部，先后拍摄了故事片《无罪的女囚》（上下集）和《秋天的失落》（四集）。这两部故事片的内容都是法制、伦理、道德方面的。同时，还拍摄了一部历史故事片《洗冤录》（上下集）。该片完成时正值宋慈诞辰八百周年，颂扬了祖国历史上著名法学家宋慈在法学上作出的贡献。另外，影视部还拍摄了《奉化春光》《大上海的一颗明珠》等风光片，以及工业、农业等各方面的资料片。
1986年8月30日，民主与法制社进行体制改革，成立社务委员会。在全国率先实行聘用制，打破“铁饭碗”，成为不吃“皇粮”的“六自（自愿结合、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完善、自我约束）”单位。
为了增强经济活力，民主与法制社还以集体积累的资金，向外投资和创办实业，先后成立了德赛洛（DSL，即民主、科学、法制三个英文词汇的缩写）实业公司、德赛洛文化经济发展公司、德赛洛沙龙、德赛洛建设事业部、德赛洛文化艺术交流部、德赛洛摄影艺术中心等，在支援国家建设的同时，使民主与法制社经过十年的发展，逐渐由初创时前的几名员工、一个单一的编辑部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多功能的报业集团雏形。
而在《民主与法制》多方位发展的同时，有一个几乎从《民主与法制》创刊就有的部门，为《民主与法制》的发展和辉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个部门就是1980年年初成立的读者来信来访部，也就是常被人提起的信访部。
对于信访部的成立，民主与法制社成立十周年纪念册是这样描述的：为了坚持党的报刊的优良传统，民主与法制社设立了读者来信来访部，由一批长期从事司法工作、有较丰富的法学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人员组成。十年来，信访部每年平均要处理信访6万多件。为了使蒙冤者得到昭雪，使邪恶得到惩治，信访部工作人员的足迹踏遍天南海北，赢得了广大群众群众的信赖。
信访部第一任负责人施晨初先生，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华东政法学院前身）、曾经在民国时期法院做过推事（法官），“文革”期间受到迫害，平反后进入到民主与法制社工作，对于来信来访者的遭遇格外感同身受，工作起来也非常负责。
而在民主与法制社内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新进单位的大学生，都要到信访部锻炼一段时间。
冯慧、董启元、靳伟华等每个进入到民主与法制社工作的人都有过这段经历。
“1983年过完春节，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会科学院大楼内的《民主与法制》编辑部报到。本以为马上就可当上风光无限的记者，谁知被安排在信访室工作，主要任务是接待读者来访和回复读者来信，心中一时不免失落。”冯慧说。
但随后的工作却让冯慧感慨良多，获益匪浅。首先，当时全国读者的来信如雪片似的飞来，每个月达7000多封，大部分是来咨询法律政策和申诉冤错案的，可谓字字惊心，篇篇血泪。其次，也有发表对本刊文章的意见和社会热点事件的看法的，读者个个如未曾谋面的良师益友。“我们当时的宗旨是每信必复，为了做到这一点，编辑部还聘请了十多位已经离退休的懂法律的或有过政法工作经历的老同志，专门处理回复这些来信。他们有些本人就在‘反右’和‘文革’中遭受过磨难。因此，他们那种急读者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认真对待工作的负责精神，成为我一生的榜样。更令我难忘的，是在接待来访的工作中，面对的大多是冤错案受害者，他们的血泪控诉，甚至屈膝下跪，每每撞击着我的心灵，让我重新认识这个时代。使我从此懂得了作为一个政法记者所要面对的社会现实和承担的责任道义。”冯慧说。
董启元在信访部历练后，正值民主与法制社以连续报道形式在全国首推“温州模式”，引发巨大反响和关注。董启元随后便被派往温州组建办事处，在今后漫长的执业生涯中，信访部历练的经历都让他铭记一个记者的职责。
靳伟华如今已经是上海《检察风云》杂志社的主编，但她对于在民主与法制社工作的那段经历始终记忆深刻，视其为宝贵的财富。“我常对年轻人讲，现在老是讲调查记者，老是讲哪个媒体是调查记者的黄埔军较，其实新中国最早的一代调查记者就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民主与法制》产生，而信访部的锻炼，无疑是我们从象牙塔走向社会、成为一名记者所上的第一课，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人间疾苦，什么是铁肩担道义。”靳伟华说。
信访部实习之后，靳伟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被外派至北京。“当时给我的任务是拜访和联络在北京的一批政界、法学界、文艺界的名人，当我拿到写着雷洁琼、刘英、费孝通、范曾等大咖的名单时，心里真的无比震撼。不但是因为这些人都和《民主与法制》有着很深的渊源，也因为单位能够如此信任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所以《民主与法制》当时的辉煌是自有其道理的。”靳伟华说。
而除了事业上的收获，靳伟华还在这里收获了爱情。她的爱人胡峥于1989年从工作了六年的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调入民主与法制社工作，后被派往广州记者站。两人从相知、相爱到走进婚姻殿堂都与《民主与法制》有着不解之缘。而像靳伟华、胡峥这样喜结连理的例子，还有几对，这能够反映出当时民主与法制社和谐友爱的团队氛围。
而在辉煌的同时，《民主与法制》在发展的道路上也走了不少弯路。比如上文提到的《二十年“疯女”之谜》所引发的巨大的争议。
富敏荣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现为上海市新文汇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华东政法大学法制新闻研究中心副主任，曾任民主与法制社记者编辑，《中华工商时报》和《科技日报》驻上海记者站站长。他于1985年进入到民主与法制社工作，几乎经历了《疯女》事件的全过程。
“《疯女》事件被称为新中国第一起新闻官司，而且当时由于还没有民法，这起官司的记者是以诽谤罪被当事人提起刑事自诉的，最终法院判决撰写稿件的记者罪名成立，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半和一年。此外，《民主与法制》鼎盛时期，几乎伴随着各种争议。现在回过头看这些争议，虽然很多是在那个特定年代无法避免的，但还是或多或少给《民主与法制》的发展带了一些影响。”富敏荣说。
在《民主与法制》十周年的总结中，有这么一段话：当然，在《民主与法制》办刊过程中，也出现过某些失误。对此，从党性原则出发，本着有错必纠的方针，在报刊上公开作出认真的自我批评。《民主与法制》所走过的路程，就其意义而言，已经远超出她自身的发展过程。她所受到广大读者如此热情的欢迎和支持，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热切期望，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新闻报刊的合理要求；而她的风风雨雨，则可以说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和报刊改革的缩影。
而梳理《民主与法制》在上海的十年历程，可以说《民主与法制》的成功，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密不可分。
1979年第3期，创刊才两个月。叶剑英为本刊题词: 认真加强民主与法制。
1984年12月，彭真委员长为《民主与法制》题写了刊名并题词：我国宪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的总章程，希望你们继续做好宪法的普及宣传工作，帮助读者熟悉、遵守和掌握、运用它。
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民主与法制》时任副总编辑江耀春就舆论监督困境向李鹏总理提问。李鹏总理表示政府欢迎舆论批评和监督，相信民主生态会逐渐好转。江耀春作为那个时期《民主与法制》的功勋元老，采写了一批重量级报道，并为整个单位的发展殚精竭虑。
最终，在党的关心和支持下，民主与法制社于1987年改由北京注册登记，由中国法学会主管，并于1990年1月正式迁京，以新的姿态面向广大读者。
记者手记：
转眼间从事新闻行业也快10个年头了。坦白说，在众多的采访中，能够让我想写记者手记的时候并不多。而这次上海之行，却让我有种非写不可的冲动。
此次上海之行，历时三天，除了第一天因为抵达上海很晚，没有进行采访活动之外，另外两天的采访活动安排得满满的，几乎每次吃饭的时间都在进行采访。最后一个采访靳伟华老师，不得不改签了返京列车的时间，就是为了能够多聊一会儿，多知道一些。在此特别感谢冯慧、侯劲松等老师对于此次采访的帮助和支持。
这次采访之行，我无法作为局外人冷眼旁观，因为从某种意义上，作为《民主与法制》的一员，这次采访之行其实是一场寻根之旅。尤其是在刚刚抵沪就听闻丁柯先生去世的消息，这种感觉更为强烈。
这次采访，见了很多人，听了很多故事，无不让人动容。
初创时期，一位曾在上海邮政系统供职的退休职工加入《民主与法制》，为了杂志的发行工作，几乎跑遍了上海大大小小的邮局。那时候交通不便，稍微偏远的地方一去就是一天，在上海最热的月份，多日舟车劳顿，这位老员工被晒得黝黑发亮。但如今，已经没人能记得他的名字。
唐海伦、李孝文两位老前辈，都是1980年前后进入到《民主与法制》发行部门工作。创业初期，两个花样年华的女孩子，除了忙着填单据寄样刊，做不完带回家继续做这样的本职工作之外，还和大家一起搬教材搬信件。创刊初期的《民主与法制》，根本就付不了多少工资，大家都是凭着一腔热情，为了共同的理想在付出。
听她们讲出差到外地搞发行工作时，坐卧铺车上连鞋子都被偷走的趣事；听她们讲杂志辉煌时，飞到哪儿都有当地的零售报刊商排队开车接机。你会不自觉地跟着她们一起笑，笑着笑着眼睛里又控不住闪着泪花。正是这样一群人，用他们的青春，燃烧了《民主与法制》的一段峥嵘岁月。
还有李午老师，最早每天骑着人力三轮车往返于报社和邮局之间，送走一批批杂志，带回一袋袋信件。老司机师傅曹嘉平回忆起那些年风风雨雨的不易，有一次从福建回上海半夜找不到宿地，敲开当地政府的大门，亮出《民主与法制》的证件，立刻被值班人员热情接待并安排住宿的自豪。一个媒体的辉煌，除了台前，还有幕后的默默付出。如今，他们的青春连同那段奋斗的岁月已被时光偷走。
这次采访，心会随着每一次讲述、每一个故事而跌宕起伏。从一无所有、借地办公到买下赤峰路323号1000平方米的办公场地，真正有了属于自己的落脚地，再到买下长寿路97号600平方米新的办公地，你会由衷地感叹《民主与法制》一路走过的不易。巧合的是，听到这些讲述时，采访的地方也就是我住的房间，也是323。如此巧合，冥冥之中似有天意。
还有那些《民主与法制》的重磅报道，比如以超人勇气刊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一名普通工作人员编写的《破产法》草案，并用连续报道的方式持续跟进，最终完成一家媒体推动一部法律出台的故事。你会由衷地敬佩你的那些前辈，也会由衷感叹《民主与法制》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辉煌自有其原因。
写至此处，胸中的那团火稍微平息，但是此次上海之行带来的思考，却未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