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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民主与法制40年》系列报道之一
从创刊到发展：东奔西跑各司其职
编者按
新中国成立70年之际，《民主与法制》杂志迎来了她40岁的生日。
从诞生的第一天起，这本杂志就肩负着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使命，承载着一代人的法治梦想。从此，仗义执言、坚守真相的新闻理念就融入到了每一个《民主与法制》人的血液里，贯穿于《民主与法制》的每一个采访中，体现在《民主与法制》的每一篇报道上。影响社会生活的同时，也成就了《民主与法制》的昨天。
有人说“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民主与法制》杂志一路走来，不仅记载了自身的变化和进步，也见证了中国法治的变革和发展。在不惑之年，欣逢新时代的《民主与法制》，将继续活跃在新闻行业的第一线，坚守媒体的初心——记录中国法治，守护法治底线，并与时代同步，向新而进。
未来，一个集杂志、报纸传统媒体及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客户端等诸多新媒体于一体的法治传媒机构的建成，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也充满着期待。
1979年，第一本《民主与法制》面世了，距今已过去40年。
那一年，司法部刚刚恢复重建，复办后的法学院校迎来了第一批学子；那一年，我国法制建设重又走上正轨；那一年，我还没有出生……缘分驱使，让我在33年后，加入了《民主与法制》。
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本脍炙人口的法制刊物？她的发源地不是北京竟是上海？第一代办刊人经历了什么？那时的《民主与法制》和今天的《民主与法制》有什么异同？我带着这些疑问，开始探索《民主与法制》创刊的经过。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把国家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提出了“要法治不要人治”的口号。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对新中国法制建设而言，开启了一个新征程。
法学界应时而动，开始积极响应，重新开始法学研究工作，1979年，相继推出了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等七部法律。法制建设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民主与法制》应运而生。
“创办一本法制刊物吧”
《民主与法制》的创立，离不开老一代办报人郑心永的倾情奉献。令人唏嘘的是，在《民主与法制》创刊40周年之际，他因病去世，享年100岁。郑心永从上世纪40年代就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曾先后在《泰国爱国侨报》《民国日报》《曼谷日报》工作。抗战爆发后，回到国内从事新闻工作。曾在上海《中国商报》《文汇报》等报社任编辑。上海解放前夕，参加上海地下党领导的《上海人民报》工作。可以说，他是一位非常典型、特别标准的报人，更是一位享誉上海滩的著名老报人。
1978年，刚恢复工作的郑心永被安排到了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以下简称“社联”）工作，他此前在《文汇报》工作了30年。《文汇报》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政治上的“重灾区”，郑心永本人也受尽极“左”势力之苦。到社联后，他主要负责重建上海市经济学会和复刊《学术月刊》。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亲眼目睹十年“文革”中民主法制遭受践踏的郑心永，深受全会精神的感召，遂萌生了办一个相应刊物的念头。
对于创办一个全新的刊物，当时社联既无此工作计划，又不具备办刊的人力物力。郑心永曾回忆，在得知他的这个想法后，时任上海社联秘书长的徐盼秋找到了他，坦言道：“一个《学术月刊》已经不堪重负了，再办一个刊物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你既然有这个想法，我是支持你试一试的。”郑心永在社联的支持下，怀着一种政治责任感，加上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积累的人脉和社会资源，他自告奋勇地把创刊任务承担了下来。
“叫《民主与法制》如何”
刊物应该叫什么名字？郑心永自从萌生创刊念头，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几经琢磨，也没有一个让他满意的答案。有一天下班，郑心永坐公交车，返回位于鲁迅故居附近的家中。就在他一只脚刚迈进门坎儿的时候，灵光乍现，脑海中突然出现五个字“民主与法制”，刊物的名字就这么突然地诞生了。偶然中有必然，这可能就是经历了十年浩劫的郑老，内心最深处的渴求和向往。
据郑心永回忆，尽管创刊之初历尽艰辛，但幸运的是，《民主与法制》诞生和成长过程中，遇到了一些“贵人”相助。
很多人熟知《民主与法制》的历史，但却不知道她和1979年复校的华东政法学院（现华东政法大学）有着怎样的渊源。
当时出版部门规定，不准登记新办刊物，只能恢复“文革”前旧刊，这给抱着极大热情创办《民主与法制》的郑心永当头一棒。
在中共中央〔1978〕32号文件“关于恢复政法院系、培养司法人才”精神的指示下，1979年3月，国务院批准恢复华东政法学院。华政人无不欢欣鼓舞，1958年随着华东政法学院的撤销，一同停刊的华政主办的《法学》期刊，能不能恢复出版，变成了华政人的共同期盼。
得知这个消息后，郑心永找到了华东政法学院筹备组。在社联和华东政法学院筹备组的支持下，借着申请《法学》复刊的名义，上海市法学会和华东政法学院筹备组向上海市委宣传部提出申请，要求恢复《法学》，并更名为《民主与法制》。
5月14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向市委提交了《关于恢复出版〈民主与法制〉月刊的请示报告》。
5月底，上海市法学会召开了以“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繁荣法学，为四化服务”为主题的年会，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夏征农同志在会议讲话中呼吁，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对于创办《民主与法制》，夏征农是鼎力支持的。
其实早在1978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赴上海调研时，就征询过上海法学研究规划的意见，召开有党政干部和学者参加的座谈会，商议筹办一个法学刊物，成为中国法学研究和宣传的基地。夏征农当时参加了商议，对创办《民主与法制》这样一个宣扬法制的刊物，夏征农也酝酿已久。
所以，在这次法学会年会上，夏征农认真听取了郑心永作的关于《民主与法制》筹备情况的报告，并在思想、宣传和组织上都给予了帮助。
两个星期后的1979年6月14日，上海市委决定原由华东政法学院创办的《法学》月刊自7月起复刊，并更名为《民主与法制》，由上海市法学会和华东政法学院合办，由郑心永担任首任主编。
《民主与法制》作为改革开放后创刊的第一本法制期刊，就这样获得了官方身份。
“和读者通血脉，共呼吸”
创办之初，各方面条件都非常艰苦，杂志无经费、无人员编制，包括郑心永在内，一共有两个半人（其中有一人兼职），他们承担了组稿、发稿、校对、联系印刷、发行等所有工作。连办公地点，都是从社联借来的一间位于华东政法学院东风楼里的狭小房间（当时华政校园一大半房屋为上海社科院所拥有和使用）。没有自己的印刷厂，郑心永就凭借自己多年在《文汇报》的“老资格”，托《文汇报》代为印刷。没有纸张，便由《文汇报》代垫，承诺杂志出版发行以后，再付款给《文汇报》。内容上，郑心永等人更是用心良苦，亲自前往北京向政法界人士约稿、组稿，力求将一本出色的法制刊物呈现给全国人民。
1979年8月10日，第一期《民主与法制》出刊了。创刊号上首先刊登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夏征农的《民主、法制与四项基本原则》，经过第一代办刊人的精心挑选，在笔谈《迎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新时期》栏目中，刊登了多名政法界老领导和法学大家的文章，如史良的《民主与法制是分不开的》、费孝通的《守法卫法，人人有责》、曹漫之的《法制首先是保障民主的》等。
考虑到“文革”十年对我国民主与法制所造成的破坏，人们法制观念淡薄，极左思想尚未肃清，专制主义还严重存在，第一代办刊人觉得《民主与法制》除了刊登法律学术文章之外，迫切需要向全国人民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法律知识水平和法制观念。因此，第一代创刊人将向国人宣传、普及法律知识和增强法制意识作为《民主与法制》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编辑部创刊号的“致读者”中，这样表达了《民主与法制》的办刊方针：《民主与法制》是面向政法干部和广大读者，以扩大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为宣传中心的政治法律综合性刊物。力求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专家与群众相结合。读者关心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关心，读者提出的疑难问题，我们一定要尽可能帮助解答；读者想说的话，只要不违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原则，我们一定要尽量让他发表，我们要和读者通血脉，共呼吸，做读者的知心朋友。
创刊之初的《民主与法制》为月刊，主要内容分为：普及法律知识、典型案例讨论、法律顾问解答、大家自由议论等几个部分。
普及法律知识栏目主要为了配合干部群众学习法律，提高公民法律素养，栏目中系统介绍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知识，对于主要靠纸媒获取信息的改革开放初期，《民主与法制》这些对法律知识的介绍，让国民如久旱逢甘霖一般，读起来很是解渴。
典型案例栏目主要就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典型案例进行讨论和分析，这个栏目作为《民主与法制》的王牌栏目，一直保留至今。
“大家议论”栏目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在我加入之前就已经淡出了历史舞台。但在创刊初期，栏目内容涉及立法、法制宣传等内容，主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大家当时交流互动的很好平台，真正打开了民主的大门。
《民主与法制》一面世，就成为政治、法律、社会、伦理综合性的刊物，很快得到了读者的喜欢和社会的认同。发行量也从最初的两万册一路飙升。
“学校无权办全国性的综合杂志”
最初的《民主与法制》是由上海市法学会和华东政法学院共同创办的，在成立之初，时任华东政法学院副院长曹漫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到了1979年11月，随着《民主与法制》发行量的不断攀升，原本借用《文汇报》的纸张，已经不能满足印刷需求了，为此，曹漫之和李润玉两次赴京找时任司法部部长魏文伯解决《民主与法制》杂志发行量增加而带来的纸张困难问题。又与华政领导协商，调拨了1万元经费和几名工作人员（华政的老师和行政人员）给《民主与法制》。
但到了1980年3月，一件偶然的事情让华政失去了对《民主与法制》的编辑权和领导权。
据华东政法大学原校长何勤华在《华政的故事》一书中介绍：1980年3月，《民主与法制》在筹措第4期稿件时，向当时的一位市领导约稿。这位领导如期完成了名为《现代包公》的文章，文章虽写得不错，但编辑认为此文与约稿时提供的主题不太相符。文章中有一些提法也与当时中央领导的指示不统一，出于对这位市领导的保护，编辑说明了情况，并建议换一篇文章。这位领导听后非常生气，认为《民主与法制》是由社联领导的（当时法学会归属社联），学校只能办学报，不能办全国性的综合杂志，无权决定这篇文章能否刊登在《民主与法制》上。
事后经过多方努力，事情总算平息了。但这位分管宣传的市领导，最终决定了《民主与法制》的命运。华政党委给老校长、时任司法部部长魏文伯写信，详细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最终，也没能将《民主与法制》留在华政。
1980年11月3日，上海市委办公厅向上海市委宣传部复文，同意《民主与法制》由上海市社联领导，并建立杂志编辑委员会。自此，《民主与法制》被剥离华政，其归属尘埃落定。这时的《民主与法制》已经出版到第15期，变成大家争相订阅、如饥似渴阅读的炙手可热的读物。
以此为起点，《民主与法制》这本我国改革开放后创刊的第一本大众法制期刊，开始了她长达40年的辉煌之路。
（此文部分参考何勤华《华政的故事》《夏征农与〈民主与法制〉创刊前后》、穆中杰《〈民主与法制〉的诞生及其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