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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炮局”预审故事
-- 检察官·预审专家的深度对话
预审故事之九
刀下留人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与唐朝和尚怀素有关的故事。”老卢卖了个关子。关于怀素这个人，懂书法的人应该不陌生。他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书法家，他的草书称为“狂草”，用笔遒劲有力，奔放流畅。他的传世草书有《自叙帖》《苦笋帖》《食鱼帖》《圣母帖》《论书帖》等。
关于怀素如何写就《苦笋帖》，却有这么个传说：怀素有一次外出化缘，一天下来一无所获，早已饥肠辘辘。眼见天黑，到了一大户人家，不仅没有要到一口斋饭，主人还放出恶狗来咬他。没办法，到了村外，看到一片苦笋地，顾不得许多，刨出一根，剥了笋衣、揩去湿土就往嘴里送——那个苦呀！这真是应了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的一句话：“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据说怀素正是在这种心境下挥就《苦笋帖》的。
《苦笋帖》宋时曾入绍兴内府收藏，后历经元欧阳玄，明项元汴，清安岐、乾隆内府、永瑢、永瑆、奕訢、戴滢等收藏。字幅前有清乾隆皇帝题签并书引首“醉僧逸翰”。字幅后有宋米友仁、聂子述，明项元汴，清李佐贤、陆润庠等题识。钤有“绍兴”“欧阳玄印”“内府图书之印”“士奇之印”、项元汴诸印、清乾隆诸印、“皇十一子”“永瑆之印”等鉴藏印。《清河书画舫》《妮古录》《书画记》《平生壮观》《大观录》《墨缘汇观》《书画鉴影》等书均有著录。
可见这个《苦笋帖》真是一个无价之宝！但是不承想这个“宝贝”在人间莫名其妙地“蒸发”了。
奇迹就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时任公安部部长收到一封实名举报信，信的内容大体如下：
“我不慎走上邪路，参与了一伙盗窃文物犯罪，偷盗的大多是瓦罐什么的，主要是日本人收购。最近得知，我们这个团伙拿到怀素的《苦笋帖》，听说也要卖给日本人。因为南京大屠杀，我最恨日本人。我不是什么好人，但我是中国人，这东西卖给别人也就算了，但卖给日本人，我不干！”
侦破这个案子其实并不难，公安机关很快找到举报人。举报人也很快交代了参与贩卖文物的事实。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线索，公安机关迅速将这个文物盗窃团伙的其他成员捉拿归案，并送到了“炮局”。
当然，最大的收获还是起获了举报人说的那幅《苦笋帖》。
当时炮局预审员根本不知道《苦笋帖》是个什么东西，价值多少。最后也追查不清楚它的来源了。
这就牵扯到处理这伙人的时候，到底如何定罪。因为《苦笋帖》真的假的不清楚，到底值多少钱也不知道。后来有人建议，不妨到故宫博物院看看。
于是，炮局预审员先到北京市政府开了介绍信，拿张破报纸把字帖卷巴卷巴，骑着自行车进了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一听说是怀素的《苦笋帖》，当时就炸了！赶快给一帮七老八十的书画鉴定专家打电话：“快来吧！开开眼吧！”
那些专家年岁一大把了，一听说《苦笋帖》再现人间，二话没说赶到故宫。一看办案民警拿张破报纸卷着帖子，专家们那一个心疼，都急了：“你们这帮人居然敢用破报纸卷着？还敢用手拿？！”
“不用手拿，我们用啥拿呀？这我们哪懂呀！”办案民警也是一脸的委屈。
只见那些老家伙个个像拜神一样：清水净手，戴上口罩，把《苦笋帖》恭恭敬敬地在书案上铺开。拿着放大镜围着帖子左看看右瞧瞧，连大气都没敢喘。
居然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拍着桌子、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我死而无憾呀！”
这炮局民警嘴里嘀咕了：“这哪跟哪，至于吗？”
“这你们哪儿懂啊！这个早就失传很多年了。我这搞鉴定的，八十多岁了，也就在史料上见过，哪知道自己有生之年还能见到真迹呀！”老先生那叫老泪纵横。
“那这帖值多少钱？我们得定案呀！”民警问。
“多少钱？没价！”老先生说，“别说办案，这东西你们还不能拿走了。这是国宝，得扣下了。”
“那是真的假的？得给我们一个结论呀！”
这几位老先生争论了大半天，后来形成了两种意见：大部分人说是真的，但也有少部分人说是假的，理由就是纸张是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
他们给出了一个主意：“这样吧，你们到上海博物馆看看，假如要有这东西，你们送的这个东西就是假的。如果上海没有，这个就是真的。”
故宫博物院也不知道上海博物院到底有没有这帖子。因为，当时各个博物馆都有一些自己的镇馆之宝，一般也不会轻易对外说。
于是这几位办案民警风尘仆仆到了上海博物院，并说明了来意。“你们可以看看，只不过是真是假，我们也不知道。”博物院的同志说。
几位民警进去一看，顿时傻眼了：和留在故宫的那幅几乎一模一样！不过，这一趟也没白跑，至少上海的专家说了：我们这幅帖子的纸张要比你们北京故宫的那个老。
后来炮局民警回故宫要那幅《苦笋帖》，但故宫的专家说了：“拿回去没门儿！即便是假的，它也是国家级赝品。”
“被抓的那伙子文物盗窃犯，最后没有按怀素的这张帖子判，要不然肯定够毙的了，实名举报那位也给放了。”老卢最后说，“可惜没有找到《苦笋帖》的上家，否则更有故事。”
“你这个《苦笋帖》的案子，引出了司法鉴定问题。”曾经当过刑庭庭长的老法官接上了话茬儿，“我曾办理过几起死刑案件，都有类似的问题。”接着，他给我们讲了一个小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北京通县。
大概是八三年或者八四年的时候，一个村民用斧头把生产队长两口子和他们的孩子给砍了，仅有小孩儿幸免于难。
这可是一起恶性案件，在当地民愤极大。
在一审的时候，嫌疑人既有有罪的供述，又有无罪的供述，但总体而言，有罪供述还是比较稳定的。上世纪八十年代适用的还是1979年刑事诉讼法，二审案件一般进行书面审查就可以。但是主审法官还是发现了一些疑点：上诉人是在青天白日之下，拿着斧头到人家里去砍人，而且作案期间也不避人。上诉人和生产队长间并没有突出的矛盾和集中的起因，这有点蹊跷！
主审法官提审的时候，重点问了几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杀人？”
“队长对我有意见，成天跟我过不去，大事小事为难我。”上诉人回答。
“怎么跟你作对的？”
“天天想着要整我。”
“那么，你为什么选择那一天作案？”
“那天我干完活儿，挺累的，回到家里，喝了几口酒，本来想好好休息一下。”说到这里，上诉人情绪马上亢奋起来，“队长在村广播没完没了说我，我听得清清楚楚，骂我还不算，还把我全家给骂了！我能不生气吗？就到他们家去理论。”上诉人说到这里脖子上的青筋都暴跳出来了，“一到他们家，看到三口子正在吃午饭，还有说有笑呢！真是气死人啦！”
于是，上诉人从外屋抄起一把斧子，当场就把这一家三口给劈了！
案情其实并不复杂，在“严打”那会儿，这个人“罪大恶极”，枪毙一百次也不为过。但是细心的法官还是顶住了很大的压力，决定对他做个精神病鉴定。
到了北医三院的精神病所，鉴定医师一看这“杀人犯”，简单问了问，便对办案人员说：“这是典型的狂躁型精神病，严重幻听！”
后来办案法官细细一想，也对。
为什么呢？如果是大队长对着喇叭说上诉人的坏话，至少别的村民也能听到，但是当时侦查人员没有做这个工作，公诉人包括一审法官也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而只是轻信了他的有罪供述。
“这个人一审已经判了死刑了，二审改都没法改了。后来给送到精神病医院强制医疗了。”老法官说。
“那还是留了人家一条命。”老预审说。
“没错，这即便在当时，要是杀了完全是错案。”老法官补充道，“大量的案件，在预审的时候就应该搞清楚。但是有的案子比较糙，定与不定，杀与不杀，到了审判阶段法官很难决断。”
“预审也不是全能的，有的案子怎么也问不下来。而有的案子问下来了，也有可能是个雷。”预审员老卢不无感慨地说。
（未完待续 本文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