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 
本刊简介《寻访老律师》系列报道之四
傅玄杰：上海滩上家喻户晓的“90后”律师
傅玄杰律师是1979年上海律师队伍开始重建时归队的，那年正好50岁。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是上海滩上家喻户晓的大律师。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律师制度重建40周年，傅玄杰见证了中国律师业蓬勃发展的新时代。
8月中旬的上海，依然骄阳似火，记者在上海市律师协会的会客室里见到了傅玄杰律师。他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如果不是事先知道，你绝不会相信，眼前这位老人已是“90后”，却依然活跃在法庭内外。
当年在此出入的有沈钧儒、章士钊、史良等著名律师，成立于1912年的上海律师公会是中国近代影响最大的律师同业组织，到1937年已经有1340个会员。1926年，上海律师公会选址贝勒路（即黄陂南路）572号建造办公楼。1928年，由上海律师筹款75700块银元，在现今的复兴中路、黄陂南路路口所建造的办公大楼落成。1929年10月，上海律师公会正式迁入办公。
1947年，上海的学生运动风起潮涌，当时16岁正在读中学的傅玄杰参加了学生运动，在游行中有不少学生被捕，之后被关在了曹家花园。
上海滩赫赫有名的“七君子”中有沈钧儒、史良、沙千里和王造时四名律师，史良律师出面保释这些学生，成为很多学生心目中的英雄。
“有一天，史良去曹家花园保释被关押的学生，我们都跑去曹家花园看了，这是第一次见到史良。从这一刻起，我就决定将来要念法律。”傅玄杰告诉记者。
1948年，傅玄杰进入了上海法政学院学习。上海法政学院的历任校长都是当时法律界的名人，包括郑毓秀、章士钊、王宠惠、魏道明等人，史良是该校第一届毕业生，沈钧儒等人都在这里授课。傅玄杰成为该校最后一届学生，1952年上海法政学院并入了华东政法学院。
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这一年傅玄杰即将大学毕业，此时他却毅然选择参军。在朝鲜战场上，因为是学法律出身，他被安排到了空军第三师军法处担任助理，当时的师军法处由一名处长和2至3名助理组成，傅玄杰参与了很多军事审判工作。
朝鲜战争结束后，傅玄杰随部队南下，驻扎在杭州和绍兴一线。他所在的部队参加一江山岛战役。一江山岛解放后，又解放了浙东沿海的全部岛屿。
1959年，在外多年的傅玄杰复员回到了上海。
1967年，傅玄杰在上海洗涤剂厂劳动期间，被造反派扣上了“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江青”的罪名。之后，傅玄杰被关在淮海路与常熟路交界口的徐汇公安分局看守所。关了六个月，因定不了罪被放了出来。
无巧不成书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第一律师顾问处的办公地点和“文革”期间关押他的徐汇区看守所就在同一条弄堂里，而且还是门对门。傅玄杰时常会指着对门跟人说：“对面曾是关过我的地方。”
1979年，上海市律师协会的韩学章派人找到了他，邀请他“归队”时，傅玄杰也曾有过犹豫。
韩学章对他说：“我们经过了10年动乱，必须要重建法制。”这句话深深地触动到了傅玄杰。于是，那年已50岁的傅玄杰来到上海市司法局报到。傅玄杰和其他归队的律师没有办公室，只能借在福州路上的上海市高级法院一个阁楼里办公，夏天热得像蒸笼。
“当时只有十几个老律师归队，新时代需要法律人才特别是律师。我报到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手拿市司法局的介绍信和人员名单，走访市轻工局、纺织局和机电局等各大单位人事处，寻找有法律基础的人才。”傅玄杰说道。
傅玄杰和同事们一圈圈跑下来，有些人因为已经有了成就，有些人对律师前景没有信心，愿意回来做律师的人并不多，最后只有50多人愿意归队。
当时律师编制归属于市司法局，司法局将这50多人分成了两个组，成立了第一和第二两个法律顾问处。第一法律顾问处负责市区南片地区，对应于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展律师业务；第二法律顾问处负责市区北片地区，则对应于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展律师业务。1984年，第一法律顾问处和第二法律顾问处分别改名为上海第一律师事务所和第二律师事务所。
与傅玄杰几乎同时归队的有李国机和郑传本两位律师。李国机律师在1979年归队时，已经54岁，在上海天章造纸厂当了17年造纸工人。1979年2月，当他又走上法院辩护席，庭审电视录像立即传到海外，标题为“中国有律师了”。郑传本律师1980年加入律师队伍时已经47岁，他是报童出身，先干了20年公安，之后又做了7年法官。上海电视台直播于双戈抢劫案庭审，收视率高达95%以上，郑传本因出色的辩护，一夜成名。
上海电视台于1987年10月21日开办全国首创的“海外影视”专栏，以满足广大观众多方面了解国外的经济文化、风土人情的需要。该专栏在黄金时段播出《神探亨特》《鹰冠庄园》等美国电视剧，每集电视剧播放前，都会播放一行字幕“上海电视台法律顾问傅玄杰律师郑重声明”。这让“傅玄杰”这个名字一下子广为人知。
傅玄杰对记者说道：“其实早在1981年，上海电视台视引进了日本电视连续剧《姿三四郎》，从那时起自己就担任了上海电视台的法律顾问。”
之后，傅玄杰参与了《神探亨特》等国外电视剧的引进工作。当时的谈判很艰难，美方担忧，中国没有版权法，电视剧进入上海，就等于进入了全中国所有的电视台，因此每集放映权要价20万美元，而按国际常规是每集2万美元。
“美国人怕盗版播放，知识产权受到侵害。”傅玄杰说道，“我们反复向美方说明，此次引进海外电视剧是经上级部门批准，在福州、厦门、上海和天津四地试点。”
双方僵持了两个多月，最后达成了共识，在电视剧播放前，屏幕上打出“上海电视台法律顾问傅玄杰律师郑重声明”的字幕。为此，在第一律师事务所专门成立了一个组打版权官司。
《神探亨特》《鹰冠庄园》《大饭店》《豪门恩怨》等电视剧至今令50、60后回味无穷，傅玄杰的名字也随着这些电视剧走进了千家万户。
美方对版权问题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之后有50多个地方电视台进行了盗版播放。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傅玄杰和同事们一边忙着发出律师函，一边忙着打官司。
“那时候法治意识比较淡薄，大约有50多家外地电视台侵权播放，我们上门交涉时，他们会振振有词说：上海观众能看，我们为啥就不能看？有的还坚决否认，说从来没有播放过。他们却不知侵权的后果，会严重影响中美文化的交流。”傅玄杰说道。
傅玄杰到当地法院要求立案，立案庭法官要么说要请示领导，要么推说这是文化娱乐的事，更有甚者说：“你如何证明被盗版播放了？”
有一次，傅玄杰带着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和摄像机，住进了当地一家宾馆，然后叫来了宾馆服务员，一同观看当地电视台播放的盗版节目，同时进行了摄像取证。
不料，对方得知后，直接去上海找到宣传部，说如果让电视台登报道歉，这会影响电视台的声誉和当地的安定团结。上海电视台领导很为难，想算了，傅玄杰却说，我们跟美国制片公司是有合同的。在他的坚持下，那家电视台在当地的广播电视报上刊登了终止侵权的声明。
之后，在中国引进的第一家外资饮料（中美合资可口可乐）项目中，傅玄杰担任了中方的法律顾问，第一次谈判是在8月的一个下午，谈判的地点在美方律师团下榻的西郊宾馆。炎炎夏日，傅玄杰下了公交车后，从车站走进西郊宾馆后已是汗流浃背。
而美方的6名律师是清一色的西装革履，这次谈判给傅玄杰印象极为深刻，也彻底转变了他对律师职业形象和律所软硬件建设的观念。于是，他回去后立即行动，首先在办公室里安装好了空调。当美国律师代表团来到律所进行第二次谈判时，傅玄杰和同事们身着西服坐在开着空调的会议室里。傅玄杰和他的团队在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促使合资项目最终取得了成功。
经济法律事务部办公室设在上海滩最繁华的地方，南京路上各大公司都成为他们的客户。三年之后，经济法律事务部成了律所里的“香饽饽”，也成了所里人最多的部门。
“有一年，市里要成立第三律师事务所，领导找到我，要求让‘一所’的经济法律事务部划让给第三律师事务所。我只能忍痛割爱，不久之后，‘一所’又重新成立了经济法律事务部。”傅玄杰说道。
随着法律服务的需求不断上升，80年代中后期，第一律师事务所上缴财政已经超过1000万元，在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律所有钱了，傅玄杰首先想到的是律所的发展和律所的凝聚力。
“在1992至1994年，律所先后在浦东和浦西买了5处办公场所。之后，律所给需要改善住房条件的员工分了房，给不需要住房的员工进行货币补助。事务所的事业发展进入了快车道，专职律师和兼职律师人数由最初的四五十人发展到如今的380多人。”傅玄杰说道。
傅玄杰在担任上海市第一律师事务所主任之前，从没有做过律师事务所管理工作，他不仅在工作中不断探索管理模式，而且亲力亲为办理案子，每天能休息的时间非常少。
有一次，凌晨3点多，竟然有人敲响了他的家门，来人遇到了紧急的事上门求助，傅玄杰二话不说跟来人就走了。“因为他们遇事心里着急，我能帮助的总要帮助的。”傅玄杰对记者说道。
上世纪90年代初，司法改革的进程不断加快，允许律师自己开所。1990年，60岁的傅玄杰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他想开一家自己的律所，探索律所发展的新模式、新思路。组织上再三挽留，他留任了四年，培养出了一名律所主任后，这才办理了退休手续。
1994年，傅玄杰开办了个人所——上海市傅玄杰律师事务所，核心业务是公司法、知识产权、房地产及大型基础设施、金融法及国际商事等。
出于对法律和律师职业的热爱，64岁的傅玄杰选择再次出发，继续向自己发出挑战。
律所经过20多年的发展，虽然精品化、专业化的律所管理模式取得很好的成就，但傅玄杰一直在思索，律所发展想要更上一层楼，学习和借鉴律所规模化、专业更精细化的管理模式也非常重要，他也一直在向这个方向努力。
2013年，傅玄杰接手了一起刑事案件的辩护工作，这起案件经历了四年多时间，80多岁的傅玄杰在上海和江苏两地来回奔波，研究案情，调查取证。
被告人俞某因犯抽逃出资罪、合同诈骗罪被提起公诉。一审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俞某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万元；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30万元。
被告人俞某不服，提出上诉。之后，该案件被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原审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于2015年4月13日作出刑事判决，被告人俞某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在法庭上，辩护律师傅玄杰充分阐述了认定此案中构成合同诈骗罪罪与非罪的主客观要件和法律依据，认为被告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二审法院采纳了俞某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撤销了一审法院的刑事判决第一项，原来20年刑期改判为10年刑期。
如今，“90后”的傅玄杰，依然保持着最初做律师时的习惯，西装笔挺，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语调不缓不急，办案的劲头一点没有减弱，还是那么的投入和专注。
记者此前两次与傅玄杰约时间采访，但均因他要研究案情被推迟。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90后”的他，现在在江浙沪等地还有很多人找他帮忙打官司，他依然活跃在法庭内外，原来傅玄杰真的很忙。
傅玄杰对记者说道，上海律师队伍在重建之初，两手空空，一切从零开始。一路走来，已整整40年，在党和政府的指引和支持下，上海律师创造了今天的辉煌。今年自己已年届九十，与年轻有为的律师们一起，共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添砖加瓦，共同把我们国家的法治建设得更加美好。
8月中旬的上海，依然骄阳似火，记者在上海市律师协会的会客室里见到了傅玄杰律师。他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如果不是事先知道，你绝不会相信，眼前这位老人已是“90后”，却依然活跃在法庭内外。
50岁时成为律师
傅玄杰是浙江绍兴人，出身旧时的绍兴师爷世家，儿时生活在上海。那时傅家的房产在法租界，与上海律师公会相距仅五六十米。据傅玄杰回忆说，每天上学都会从上海律师公会的门口走过，旧律师公会大楼前面的那十几级台阶，在他的心目中显得庄严神圣。当年在此出入的有沈钧儒、章士钊、史良等著名律师，成立于1912年的上海律师公会是中国近代影响最大的律师同业组织，到1937年已经有1340个会员。1926年，上海律师公会选址贝勒路（即黄陂南路）572号建造办公楼。1928年，由上海律师筹款75700块银元，在现今的复兴中路、黄陂南路路口所建造的办公大楼落成。1929年10月，上海律师公会正式迁入办公。
1947年，上海的学生运动风起潮涌，当时16岁正在读中学的傅玄杰参加了学生运动，在游行中有不少学生被捕，之后被关在了曹家花园。
上海滩赫赫有名的“七君子”中有沈钧儒、史良、沙千里和王造时四名律师，史良律师出面保释这些学生，成为很多学生心目中的英雄。
“有一天，史良去曹家花园保释被关押的学生，我们都跑去曹家花园看了，这是第一次见到史良。从这一刻起，我就决定将来要念法律。”傅玄杰告诉记者。
1948年，傅玄杰进入了上海法政学院学习。上海法政学院的历任校长都是当时法律界的名人，包括郑毓秀、章士钊、王宠惠、魏道明等人，史良是该校第一届毕业生，沈钧儒等人都在这里授课。傅玄杰成为该校最后一届学生，1952年上海法政学院并入了华东政法学院。
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这一年傅玄杰即将大学毕业，此时他却毅然选择参军。在朝鲜战场上，因为是学法律出身，他被安排到了空军第三师军法处担任助理，当时的师军法处由一名处长和2至3名助理组成，傅玄杰参与了很多军事审判工作。
朝鲜战争结束后，傅玄杰随部队南下，驻扎在杭州和绍兴一线。他所在的部队参加一江山岛战役。一江山岛解放后，又解放了浙东沿海的全部岛屿。
1959年，在外多年的傅玄杰复员回到了上海。
1967年，傅玄杰在上海洗涤剂厂劳动期间，被造反派扣上了“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江青”的罪名。之后，傅玄杰被关在淮海路与常熟路交界口的徐汇公安分局看守所。关了六个月，因定不了罪被放了出来。
无巧不成书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第一律师顾问处的办公地点和“文革”期间关押他的徐汇区看守所就在同一条弄堂里，而且还是门对门。傅玄杰时常会指着对门跟人说：“对面曾是关过我的地方。”
1979年，上海市律师协会的韩学章派人找到了他，邀请他“归队”时，傅玄杰也曾有过犹豫。
韩学章对他说：“我们经过了10年动乱，必须要重建法制。”这句话深深地触动到了傅玄杰。于是，那年已50岁的傅玄杰来到上海市司法局报到。傅玄杰和其他归队的律师没有办公室，只能借在福州路上的上海市高级法院一个阁楼里办公，夏天热得像蒸笼。
“当时只有十几个老律师归队，新时代需要法律人才特别是律师。我报到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手拿市司法局的介绍信和人员名单，走访市轻工局、纺织局和机电局等各大单位人事处，寻找有法律基础的人才。”傅玄杰说道。
傅玄杰和同事们一圈圈跑下来，有些人因为已经有了成就，有些人对律师前景没有信心，愿意回来做律师的人并不多，最后只有50多人愿意归队。
当时律师编制归属于市司法局，司法局将这50多人分成了两个组，成立了第一和第二两个法律顾问处。第一法律顾问处负责市区南片地区，对应于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展律师业务；第二法律顾问处负责市区北片地区，则对应于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展律师业务。1984年，第一法律顾问处和第二法律顾问处分别改名为上海第一律师事务所和第二律师事务所。
上海滩上家喻户晓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上海有三位律师与电视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能上电视节目的律师自然在上海市民心目中是不同凡响的，这三位律师也因此家喻户晓。与傅玄杰几乎同时归队的有李国机和郑传本两位律师。李国机律师在1979年归队时，已经54岁，在上海天章造纸厂当了17年造纸工人。1979年2月，当他又走上法院辩护席，庭审电视录像立即传到海外，标题为“中国有律师了”。郑传本律师1980年加入律师队伍时已经47岁，他是报童出身，先干了20年公安，之后又做了7年法官。上海电视台直播于双戈抢劫案庭审，收视率高达95%以上，郑传本因出色的辩护，一夜成名。
上海电视台于1987年10月21日开办全国首创的“海外影视”专栏，以满足广大观众多方面了解国外的经济文化、风土人情的需要。该专栏在黄金时段播出《神探亨特》《鹰冠庄园》等美国电视剧，每集电视剧播放前，都会播放一行字幕“上海电视台法律顾问傅玄杰律师郑重声明”。这让“傅玄杰”这个名字一下子广为人知。
傅玄杰对记者说道：“其实早在1981年，上海电视台视引进了日本电视连续剧《姿三四郎》，从那时起自己就担任了上海电视台的法律顾问。”
之后，傅玄杰参与了《神探亨特》等国外电视剧的引进工作。当时的谈判很艰难，美方担忧，中国没有版权法，电视剧进入上海，就等于进入了全中国所有的电视台，因此每集放映权要价20万美元，而按国际常规是每集2万美元。
“美国人怕盗版播放，知识产权受到侵害。”傅玄杰说道，“我们反复向美方说明，此次引进海外电视剧是经上级部门批准，在福州、厦门、上海和天津四地试点。”
双方僵持了两个多月，最后达成了共识，在电视剧播放前，屏幕上打出“上海电视台法律顾问傅玄杰律师郑重声明”的字幕。为此，在第一律师事务所专门成立了一个组打版权官司。
《神探亨特》《鹰冠庄园》《大饭店》《豪门恩怨》等电视剧至今令50、60后回味无穷，傅玄杰的名字也随着这些电视剧走进了千家万户。
美方对版权问题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之后有50多个地方电视台进行了盗版播放。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傅玄杰和同事们一边忙着发出律师函，一边忙着打官司。
“那时候法治意识比较淡薄，大约有50多家外地电视台侵权播放，我们上门交涉时，他们会振振有词说：上海观众能看，我们为啥就不能看？有的还坚决否认，说从来没有播放过。他们却不知侵权的后果，会严重影响中美文化的交流。”傅玄杰说道。
傅玄杰到当地法院要求立案，立案庭法官要么说要请示领导，要么推说这是文化娱乐的事，更有甚者说：“你如何证明被盗版播放了？”
有一次，傅玄杰带着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和摄像机，住进了当地一家宾馆，然后叫来了宾馆服务员，一同观看当地电视台播放的盗版节目，同时进行了摄像取证。
不料，对方得知后，直接去上海找到宣传部，说如果让电视台登报道歉，这会影响电视台的声誉和当地的安定团结。上海电视台领导很为难，想算了，傅玄杰却说，我们跟美国制片公司是有合同的。在他的坚持下，那家电视台在当地的广播电视报上刊登了终止侵权的声明。
之后，在中国引进的第一家外资饮料（中美合资可口可乐）项目中，傅玄杰担任了中方的法律顾问，第一次谈判是在8月的一个下午，谈判的地点在美方律师团下榻的西郊宾馆。炎炎夏日，傅玄杰下了公交车后，从车站走进西郊宾馆后已是汗流浃背。
而美方的6名律师是清一色的西装革履，这次谈判给傅玄杰印象极为深刻，也彻底转变了他对律师职业形象和律所软硬件建设的观念。于是，他回去后立即行动，首先在办公室里安装好了空调。当美国律师代表团来到律所进行第二次谈判时，傅玄杰和同事们身着西服坐在开着空调的会议室里。傅玄杰和他的团队在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促使合资项目最终取得了成功。
年届九十依然活跃在法庭内外
改革开放给社会经济带来了飞速发展，也给律师业带来了很多的机遇。傅玄杰敏锐地意识到，律所只做刑事、民事案子，以后肯定不行，经济法律服务会成为将来发展的一个重点。于是，他在南京东路的永安百货里租借了一间办公室，挂上了上海第一律师事务所经济法律事务部的牌子，这在全国尚属首家，当时法院甚至还没有设经济庭，而当时律所里的其他律师并不看好，还觉得“与厂长、经理和局长们打交道时，自己像个小瘪三”，傅玄杰却带着助手在那里开始办起了公。经济法律事务部办公室设在上海滩最繁华的地方，南京路上各大公司都成为他们的客户。三年之后，经济法律事务部成了律所里的“香饽饽”，也成了所里人最多的部门。
“有一年，市里要成立第三律师事务所，领导找到我，要求让‘一所’的经济法律事务部划让给第三律师事务所。我只能忍痛割爱，不久之后，‘一所’又重新成立了经济法律事务部。”傅玄杰说道。
随着法律服务的需求不断上升，80年代中后期，第一律师事务所上缴财政已经超过1000万元，在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律所有钱了，傅玄杰首先想到的是律所的发展和律所的凝聚力。
“在1992至1994年，律所先后在浦东和浦西买了5处办公场所。之后，律所给需要改善住房条件的员工分了房，给不需要住房的员工进行货币补助。事务所的事业发展进入了快车道，专职律师和兼职律师人数由最初的四五十人发展到如今的380多人。”傅玄杰说道。
傅玄杰在担任上海市第一律师事务所主任之前，从没有做过律师事务所管理工作，他不仅在工作中不断探索管理模式，而且亲力亲为办理案子，每天能休息的时间非常少。
有一次，凌晨3点多，竟然有人敲响了他的家门，来人遇到了紧急的事上门求助，傅玄杰二话不说跟来人就走了。“因为他们遇事心里着急，我能帮助的总要帮助的。”傅玄杰对记者说道。
上世纪90年代初，司法改革的进程不断加快，允许律师自己开所。1990年，60岁的傅玄杰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他想开一家自己的律所，探索律所发展的新模式、新思路。组织上再三挽留，他留任了四年，培养出了一名律所主任后，这才办理了退休手续。
1994年，傅玄杰开办了个人所——上海市傅玄杰律师事务所，核心业务是公司法、知识产权、房地产及大型基础设施、金融法及国际商事等。
出于对法律和律师职业的热爱，64岁的傅玄杰选择再次出发，继续向自己发出挑战。
律所经过20多年的发展，虽然精品化、专业化的律所管理模式取得很好的成就，但傅玄杰一直在思索，律所发展想要更上一层楼，学习和借鉴律所规模化、专业更精细化的管理模式也非常重要，他也一直在向这个方向努力。
2013年，傅玄杰接手了一起刑事案件的辩护工作，这起案件经历了四年多时间，80多岁的傅玄杰在上海和江苏两地来回奔波，研究案情，调查取证。
被告人俞某因犯抽逃出资罪、合同诈骗罪被提起公诉。一审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俞某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万元；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30万元。
被告人俞某不服，提出上诉。之后，该案件被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原审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于2015年4月13日作出刑事判决，被告人俞某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在法庭上，辩护律师傅玄杰充分阐述了认定此案中构成合同诈骗罪罪与非罪的主客观要件和法律依据，认为被告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二审法院采纳了俞某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撤销了一审法院的刑事判决第一项，原来20年刑期改判为10年刑期。
如今，“90后”的傅玄杰，依然保持着最初做律师时的习惯，西装笔挺，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语调不缓不急，办案的劲头一点没有减弱，还是那么的投入和专注。
记者此前两次与傅玄杰约时间采访，但均因他要研究案情被推迟。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90后”的他，现在在江浙沪等地还有很多人找他帮忙打官司，他依然活跃在法庭内外，原来傅玄杰真的很忙。
傅玄杰对记者说道，上海律师队伍在重建之初，两手空空，一切从零开始。一路走来，已整整40年，在党和政府的指引和支持下，上海律师创造了今天的辉煌。今年自己已年届九十，与年轻有为的律师们一起，共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添砖加瓦，共同把我们国家的法治建设得更加美好。
● 责任编辑：王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