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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寻访老律师》系列报道之一
陈蓓：后半生圆梦的“三栖律师”
编者按
1979年12月9日，司法部一纸《关于恢复律师工作的通知》，开启了律师制度恢复的序幕。1980年，林彪、江青“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开庭。张思之、马克昌、苏惠渔等10位辩护律师集体亮相，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
以律师参与“两案”审理为起点，各地纷纷筹建法律顾问处（律师事务所的前身）和律师事务所，组建律师队伍，中国律师业开始走上蓬勃发展之路。
作为新中国的第一批律师，陈蓓、章荣毕、梅永湘、傅玄杰、周纳新、张斌生、汤忠赞、许小平等人积极投入到了律师业的恢复和重建中，成为当地律师行业的奠基人。
在这些律师行业先驱的带动下，中国律师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迅速成长为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舞台上不可或缺的力量，成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力的践行者和推动者。
王工律师在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一次即席发言，标志着中国律师开始走上政治舞台；郭星亚律师大胆探索非诉讼法律事务，成为律师为市场经济建设服务的先行者；吕思源律师因专打“小”官司被原党中央副主席李德生称赞为“江南一怪 矢志护法”……
弹指一挥间，中国的律师制度已经走过整整40个春秋。这些老律师有的已经告别了审判席，有的依然活跃在法庭内外，为中国的法治建设发挥着余热。
在重阳节到来之际，我们兵分九路，奔赴北京、上海、广东、江西、江苏、陕西、浙江、福建、山东等地，寻访10位70岁以上高龄的老律师，以期从这些法治建设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身上，找到新中国法治发展的轨迹和辉煌历程。
兹以此专题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并庆祝律师制度恢复40周年！
在北大法律系，亲历沈崇事件
到2019年农历五月十二（6月14日），陈蓓年满95岁。近些年来，她基本住在医院。陈蓓出生在天津一个大户人家。她的祖父陈秀谱曾在清朝大臣铁良手下当差，后开办生产军服的军衣庄发家，在天津置办了大量房产和地产。她的姥姥家则是书香门第，她的姥爷是清朝最后一批举人中的一位。他能文且善于经商，一度担任天津商会会长。
因为都在商会任职，陈蓓的爷爷和姥爷彼此认识，顺理成为儿女亲家。
陈蓓的父亲在南开中学读书时，与周恩来是同窗。从南开中学毕业后，他到了天津一家私人纺纱厂工作。因为打算盘打得既快又准，被称为“铁算盘”。她的母亲小时候上过私塾，与陈蓓父亲结婚后，养育了四男四女八个孩子。即使照顾孩子再艰辛，她也一直坚持读书。
“父亲母亲都是很正直的人，讲究公平、公正。他们对我们几个孩子的教育是潜移默化的，遇到事时会教我们怎么做人。”陈蓓说。她记得父亲喜欢读书看报，其中有不少进步书刊。她的母亲则遇事挺讲原则，孩子做错了事也会批评。
在陈蓓的记忆中，父亲和母亲都很喜欢她。因为身体比较弱，她10岁才上学。但在上学之前，父母就教她看书识字。由于识字多，她在上学后能连续跳级，后来就和7岁上学的孩子一样了。
在小学阶段，每到发榜，陈蓓总是第一名。后来，她以优异的成绩升入温家宝祖父温瀛士先生开办的普育女子学堂。上高中时，她考取了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天津中西女中。
陈蓓上高中时，抗战爆发。在1945年高中毕业时，抗战胜利。
在1945年考大学时，陈蓓按照父亲“报考法律专业”的心愿，报考北京大学法律系并被录取。
“父亲让我考法律系是有原因的。”陈蓓说。原来，陈蓓父亲兄弟五人，其祖父在世时及去世后一直没有分家，这个大家庭由她的父亲管理。“来的钱，走的钱，一笔笔都记着”，一大家人过得平平安安。后来，她的五叔去世，五婶要分家就打官司把她父亲等人告了。
后来，陈蓓的父亲把她爷爷留下的大批房产和土地等分成五份，又做了五个阄，各家抓阄得到相应的家产。分家这件事虽然顺利，但也让她的父亲伤了很多脑筋。为了防止以后再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不用花钱请律师，他就希望女儿学法律。陈蓓不负父亲期待考入北大法律系，“当一名正直的律师，为人伸张正义”也成了她的梦想。
进入北大不久，即1945年的冬天，国民党派人到北大做反动宣传，蒙蔽了不少同学。包括陈蓓在内的进步学生决定通过办壁报的方式宣传进步思想，他们为壁报取名为《新法壁报》。每周一期的《新法壁报》，内容大都是时事评论。在李公朴、闻一多惨遭杀害时，《新法壁报》义正词严地抗议国民党的暴行。因为《新法壁报》标题醒目、内容充实，期期都吸引了很多同学观看，也激发很多学生对解放区的向往。
1946年冬天，陈蓓他们选举成立了北大女同学会。这个女同学会，实际上是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成立的联系群众的组织，在15名领导成员中，陈蓓担任总务部长。
北大女同学会成立不久，“沈崇事件”爆发。
1946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夜，北大先修班女生沈崇去看电影，被两个美国兵架到影院附近的树林里强奸，相关消息却被国民党扣压了。陈蓓和同学们得知这个消息后都很生气，大家决定当晚就把美军的暴行揭露出去。
当天夜里，大家用大字写好一份墙报并贴了出去。“第二天一早，这张大字墙报就像火种一样迅速蔓延开来。同学们个个义愤填膺，争着写标语和大字报，很快墙报就贴满了广场西墙。”陈蓓说。后来，这面墙被称为“民主墙”。
第二天中午，在女同学会主席的领导下，北大女生率先发出“抗议美军暴行，要求惩办凶手”的吼声。那天午饭时间，陈蓓站在饭厅里一个板凳上，向大家讲了沈崇事件的经过。后来，几乎所有北大女生都参与签名，向全校师生发起抗议美军暴行的活动。
之后，陈蓓和其他女生组成了北大抗议美军暴行筹委会，发起了12月30日在北京市举行的抗议美军暴行的大中学校学生游行示威活动。最终，迫使国民党政府判处美军主犯皮尔逊十五年徒刑，美国驻在平津的海军陆战队全部撤到青岛。
1947年年初，国民党政府在内战连连失利的同时，滥发钞票，导致物价飞涨。全国各地的学生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陈蓓和志同道合的北大同学，一起经历了1946年的反美抗暴运动和1947年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1947年的秋季，随着北大女同学会主席刘俊英毕业，女同学会转入地下活动。1948年8月的一天，国民党当局准备逮捕200多名大学生的名单发布，其中北大就有71人。为此，地下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让这些同学撤离北平并护送他们到解放区去。
新中国第一批报人，改革开放后的出版人
进入北大不久，陈蓓经一名高中同学介绍，于1945年10月认识了地下党员何家栋。当时，何家栋在中外出版社负责出版业务。中外出版社主要有两个任务：一是推销翻印解放区的出版物，如《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二是为解放区的机关和学校提供国统区的报纸、刊物和图书。
何家栋出生于河南信阳一户农家，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革命军队。抗战胜利前后，他受晋察冀军区城工部文委领导，在北平做地下工作。
1947年，通过中外出版社工作人员的介绍，陈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她帮中外出版社卖进步书籍。
不久，陈蓓和何家栋从地下党的工作关系发展成恋爱关系。当时，他们谈恋爱经过了组织批准。1947年7月，两人秘密结婚。那年11月，中外出版社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不久,何家栋撤到晋察冀解放区，陈蓓也在12月撤离到解放区。
到解放区后，陈蓓和丈夫在华北联合大学政治班学习一年。他们所在的政治班是速成班，目的是培养共产党的进城干部。
1948年，陈蓓和丈夫从华北联合大学毕业后，双双被分配到华北新华书店，后来又到了《新大众报》。
1949年年初，何家栋被派往天津军管会新闻处参加接收工作，接着又调到工人日报社工作。不久，他亲手创办了工人出版社。当年11月，陈蓓到达北京并被分到工人日报社工作。一开始，陈蓓在资料室管资料，几个月后成为工人日报社的北京组组长。北京组是个编、采、通合一的综合性部门，又编又采又搞通讯和联络。北京组不到十个人，每个人都日夜不停地忙，早上八点上班，通常要一直干到夜里12时以后。有时白天外出采访、编辑，晚上还要写文章，一般到凌晨2时才能回家睡觉。
和何家栋结婚后，陈蓓于1948年生下了大女儿。1950年，她又生了二女儿。在接下来的1952年到1955年，她又接连生了3个儿子和1个女儿，成了6个孩子的母亲。
“孩子虽然生得多又密集，可我一天也没有耽误工作。那时，产前和产后一共有四十五天假期，休完产假我就回去上班了。”陈蓓说。为了不耽误工作，她请婆婆和保姆一起带孩子。在生下六个孩子后，家里一度有两个保姆。
在陈蓓最小的孩子两岁那年，一场政治风潮波及了她的家庭。那是1957年，随着“反右”风潮刮起，先是她的丈夫何家栋被打成“右派”，随后陈蓓也被打成“右派”。
陈蓓记得，自己被打成“右派”，主要是因为一篇名叫《让和风细雨吹洒过来吧》的杂文。原来，在1957年5月“整风运动”开始后，她写了这篇文章表达自己的期望：“整风不要整人，不要疾风暴雨，要和风细雨。”文章发表后，没有人提出异议。但在“反右”开始后，有人翻出这篇文章说是“右派”言论。
陈蓓夫妇双双被打成“右派”后，何家栋因为编写《刘志丹》这本书，被工人出版社留用了。陈蓓则没有这么幸运，她于1958年被下放到河北唐山一个农场“劳动锻炼”了三年多，1961年又被下放到山东省成武县教育系统。
“文革”开始后，在成武县五中工作的陈蓓又因为《让和风细雨吹洒过来吧》这棵“大毒草”被打成“牛鬼蛇神”，丈夫何家栋也被关入“牛棚”。在那段艰难岁月，他们的两个儿子无辜受害，死于非命。
终于，1978年来临。这年10月，何家栋回到北京参加《工人日报》的复刊工作，并担任副总编辑。不久，陈蓓也被平反，回到工人日报社当编辑记者。
1980年，法律出版社重建。陈蓓作为法律专业人才，被调到法律出版社工作，担任法学著作编辑室负责人。在这里，她一直工作到60多岁。
人生后半程，圆了律师梦
到法律出版社工作后，陈蓓每天与法律书籍和法律人打交道。随着律师制度的恢复，她心中的律师梦苏醒了。自1982年起，陈蓓开始当兼职律师。1984年年底，她应北京市第一特约律师事务所（后改为北京青山律师事务所）的邀请，成为这家律所的特邀律师。
1985年，陈蓓从法律出版社离休。此后，她就开始全身心拥抱律师梦。
1993年，69岁的陈蓓转到长城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当律师。在这里，她一直工作到1996年，才彻底休息。
在90岁那年回忆这段历史时，陈蓓对自己处理过的法律事务如数家珍——
从法律出版社离休后，我当过中国重型机械总公司、中国农业机械化服务总公司、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等公司和单位的常年法律顾问。那时候，我每周都要去这些单位执行任务，到律师事务所值半天班，另外还写一些专栏文章和回忆录。《经济参考报》有个法庭内外版，开设了“经济合同法入门”“涉外经济合同法基础知识”“本报法律顾问答读者问”等几个栏目，每期我都要为这些专栏写稿。除了这些，我还在中央电视台讲授经济合同法，去各种法律知识培训班讲授民法、经济法等法律知识。
当律师的时候，陈蓓经手的各种案件加起来有上百件。这些案件，有的是民事案件，有的是经济案件，还有一些是刑事案件。令她自豪的是，不管是哪种类型的案件，经她之手后，有的下了判决，有的是调解结案，总之“没有一起是打输的”。
陈蓓曾经计算过，在她当律师期间，除了为登门求助的熟人或他们介绍来的陌生人提供法律咨询，她平均每年代理10起左右案件。这些案件，大都是些与生活有关的小案件。比如，她经手过这样一起离婚案：一位男士在农村娶妻，婚后双方感情一直不错。后来，男士带着家人到了北京。在北京，男士在一家知名单位工作，慢慢地看不起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村老婆了，身边有了个年轻漂亮的第三者。在这种情况下，男方提出离婚，陈蓓是女方的代理律师。后来，法院判他们离婚时，因两个人没有什么财产，女方“分到点钱算是补偿”。
另一起案件的开庭场景，也深深地嵌入了陈蓓的记忆。案件在北京一家法院开庭审理，案情是一个鱼塘死了很多鱼，受害者要追究管理人的责任。因为涉及民生的原因，那次开庭时有上千人旁听法庭辩论。
因为在开庭前做了充分准备，陈蓓在法庭上不仅一点儿也不紧张，而且应对自如。最终，她为当事人打赢了官司，原来是有人投毒，鱼塘的管理人没有责任。
在律师生涯中，陈蓓经手过一起非常有影响力的案件。这起她耗费了30年时间和精力的案件，就是方志敏烈士小儿子方兰的案件。这起案件，直到2013年才圆满解决。
自1985年正式离休后，陈蓓帮人打官司就都是义务帮忙。
除了帮人打官司，在离休之后，陈蓓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北大校友会的工作上。北大校友会于1984年成立时，陈蓓担任理事。她在参与组织各种活动之外，还参与办刊物、编书等事务。《北大岁月》和《北大红楼：永远的丰碑》两本书，都浸透了她的心血。
在北大校友心中，北大有伟大的精神和光荣的传统。在陈蓓心中，北大精神就是“五四运动提倡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北大传统就是蔡元培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北大的精神和传统发源于北大红楼，红楼是北大的精神象征。北大迁入燕园后，有些师生将博雅塔和未名湖当成北大的象征。陈蓓投入大量精力编辑《北大红楼：永远的丰碑》这本书，是要告诉后来的北大人，不要忘记北大的精神象征——红楼，要把北大的精神和传统传承下去。
这就是陈蓓——一位北大法律系校友的情怀。
● 责任编辑：王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