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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战争也有规则？
-- ——人类战争史上法治文明的变迁脉络
迥异的规则意识
西方社会的决斗是发生在两个绅士间的战争。说其是绅士间的对战，一是因为决斗不可能发生在一名贵族和一个农夫之间，二是决斗只能为捍卫荣誉或名誉而进行，不太可能为了一堆金币的归属而发生决斗。金币的归属由法庭说了算，而决斗不是。三最为重要，是决斗必须在一定的规则下进行，包括决斗的发起，一人若感到自己被冒犯，就可以脱下自己的白手套扔到对方的脚下，意即发起决斗邀请；被挑战者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捡起手套应战，要么不敢应战而灰溜溜地走开，可那意味着在上流社会将失去名誉，大家都瞧不起你，没人和你玩，那是一种比死还难受的惩罚。但受挑战者所独有的特权就是有权选择决斗的方式，可以决定用刀、用枪还是空手搏击，只要规则公平，挑战者不得变更决斗方式。一位医生灵活地运用这份特权让挑战者知难而退，一名纨绔子弟向其发起挑战，这名从小不用从事体力劳动整天练习打架的公子哥自以为无论选择何种决斗方式，那名整天摆弄试管手无缚鸡之力的学究都不是自己的对手，谁知医生对前来约定决斗方式与地点的副手只淡淡说了一句：决斗是吗？按规矩，应由我指定公平决斗的方式。很简单，这里有两管透明的液体，一管是蒸馏水，一管是目前世上最毒的病菌，一旦服下，无药可解，决斗的方式就是：双方各选择一管饮下，生死听天由命可也。副手愕然，旋即，挑战者派人告知决斗取消。
枪战决斗中，地点一般选择在郊外，时间在太阳刚升起时，郊外人少，子弹乱飞不会伤及无辜；太阳初起时，视野良好且光线不致于刺眼。决斗者持枪背对而立，由副手数步，各向前行，喊停时转身互射。可以约定三步停、五步停或五十步停，仇怨越深约定的步数越少，子弹的命中率及穿透力越高。可约定一击不中决斗即告结束，也可约定一方死亡决斗方休。但规则必须是公平的。
相较之下，中国人的掐架文化中，却一直缺乏规则意识，胜者为王胜者寇，打赢是王道，只要能赢，手段在所不论。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于是架越打越无规矩无节操无底线，偷袭、投毒、使绊子，什么招好使用什么。就如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大侠，一开始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如郭靖郭大侠，降龙十八掌是实打实苦练出来的，到最后的《鹿鼎记》韦爵爷小宝，只会下药撒石灰，打架偷奸耍滑、借力打力、借刀杀人是常态，蔑视规则，却在江湖上混得风生水起，左右逢源，无往不利，连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都自叹弗如，总结其成功的经验，实在是深得我大中华酱缸文化之精萃。
中国式战争也是如此，兵家圣书《孙子兵法 计篇》有云：兵者，诡道也。意即用兵之道在于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千变万化，让敌人无从揣测，方为制胜之道。据此，用兵不厌诈，为了取得胜利，什么法子都可以用，什么超越底线的坏事都可以干，坑杀降卒可也，或屠城立威，或纵任士卒随意抢劫杀人，却说是激励士气。
放眼中国古代战争史，无论是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还是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文明的攻防战，抑或王朝更替时的农民起义，战争都是充满了血腥和暴虐，毫无规则可言，守规则者，如宋襄公，不肯半渡而击，却被人笑为迂腐。
战争自有其规则
与二人决斗相比，战斗、战争无非是更多男人间的群殴而已。人数多少，取决于国家男性居民的数量和国家军事动员的能力，秦将王翦灭楚之战，动员了六十万军队。一千多年后，东瀛日本的战国时代，会战少者数千人，多者三五万，真的如一群村长带人打群架。战争是否需要规则？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先从扔白手套说起吧，那就是宣战。与个人决斗相比，国家之间宣战所引发的法律后果要严重得多。
两个国家相互宣布处于战争状态后，双方的外交关系即告自动断绝，交战国一般会关闭在敌对国的领使馆。但接受国有义务尊重对方使领馆财产、档案和留守人员的安全，毕竟战争总是要结束的，除非国家灭亡，双方外交关系还得继续。
宣战后，双方原先签订的同盟条约、互助条约及和平条约即为废止，商贸性条约停止执行。但是，双方均签署加入或认可的与战争有关的国际公约不仅继续有效，而且必须得到严格遵守。
两国交战，交战国有权没收敌对国在自己国土上的国家财产，对于占领区的敌国私产，动产可以征用，不动产可以使用，却不能改变其财产归属，在海上也是如此。
茫茫大海上，两船相遇很是难得，一般鸣汽笛相问候，但一处于战争状态，就不同了。二战爆发时，一英国商船在海上，突然收到电报说英国和德国已经处在战争状态，船长还是很轻松，说怕什么，印度洋上不可能有德国的军舰，因为一战结束后的凡尔赛和约，让德国人的海外殖民地都被战胜国给瓜分了，德国人的军舰都被大英帝国的舰队给堵在德国港口。话音未落，前面的一艘商船突然升起了德国海军军旗，并要求他们投降。原来，宣战之前，德国海军就已经下了先手，派出军舰悄悄越过英吉利海峡，在大西洋和印度洋航线上执行袭击任务，平常伪装成第三国商船，一看到猎物，马上升军旗，亮出利牙。
当然，德国海军还是很绅士的，严格遵照国际法规范，他们会要求敌对国商船上的船员离船，再将商船击沉。被俘船员在军舰上受到了良好的待遇，当舰长发现被俘船员越来越多消耗着宝贵的淡水和粮食储备时，所做的选择是在一个中立国港口释放了所有被俘船员，只要求他们口头宣誓不再参加之后的战斗。
从形式上看，宣战要有双方处于战争状态的公开通告或最后通牒。最后通牒如同一个附最后期限（Dead Line）的附条件的通知。也就是说，如果被通牒方在最后的时间点不能满足或正式答复通牒方提出的条件，即视为双方处于战争状态。
二战期间，日本袭击珍珠港，联合舰队在海上秘密行进多日机动接近珍珠港，同时军部向日本驻美国大使馆发出一封很长的密电，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递交给美国国务卿，其实这就是加密的宣战书。但日本联合军部为了保证袭击的突然性，留给大使馆的时间非常短，恰巧那天又是星期天，打字员休息，译电及打字费了很长时间，等到宣战国书提交的时候，珍珠港已经炸成一片火海。
美国人抓住这一点，认为日本人的行为是无耻的偷袭，是不宣而战。罗斯福总统在国会演说中说：“我要求国会宣布：自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日本进行无缘无故和卑鄙怯懦的进攻时起，合众国和日本进入战争状态。”日本驻日使馆的小差错，使得日本大本营原本算计得很好的突然宣战变成偷袭，使得尊重规则的美国人出奇愤怒，孤立主义一扫而空，爱国热情高涨。
当然，也有久战而不宣的。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是，二战中，中国对日本正式宣战的时间点是1941年12月9日，也就是在美国对日宣战的第二天，彼时离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已经过了四年五个月。在此之前，中国军民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多年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机器，但双方均一直未宣布两国处于战争状态，这并不是疏忽，而是双方均有现实层面的考虑。对于中方，在开战的第一年，日本舰队即已封锁中国的所有海岸线，如果正式宣战，非交战国必须严守中立，即从法属印度支那或英殖民地缅甸仰光输入战略物资的生命线都会被切断，抵抗无法维系；对于日本人而言，征服中国的目的在于掠夺占领区的资源，以战养战，宣战意味着资源掠夺的种种不便，因故迟迟未对中国宣战。英美对日宣战后，中国政府顾虑已消，适时对日宣战，不仅让中国正式成为美英的同盟国，也有利掌握战争结束时对日本谈判的主动权。
凡事有开始就有结束，战争也是如此。战争结束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以是一方无条件投降（如二战中的德国、日本），也可以是双方缔结和平条约，战败一方同意割地或战争赔偿（这事大清王朝干得最多）。在战争过程中，交战一方可以提出停战要求，也可以邀请中立第三方进行调停或斡旋。
无知的代价
近代中国一直是在被打得鼻青脸肿中，学习国际战争规则的。近代世界秩序如丛林，强权即公理，落后就要挨打是实情，清政府闭关守国，宁愿抱残守缺也不肯睁眼看世界，以天朝上国自居，在外交事务中缺乏国际法人才，三番五次吃哑巴亏，也是史实。与清政府的不思反省不同的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迅速“脱亚入欧”，积极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并转身以此对付前师长。
1871年，一批琉球渔民因风暴迷航，船在台南登陆，后与当地高山族土著发生冲突，部分被杀。刚将琉球纳入疆域的日本国政府即与清政府交涉，要求惩凶及赔偿，清政府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采用驼鸟政策，宣称台湾乃“无主番地”，高山族“不入王化，非清朝百姓”。清朝官员自以为此番推辞，自能推脱干系，孰不知日本外交官员等的就是你这一句，既然是“无主番地”，那就是国际法上的无主地，任何主权国家都可以宣告因占有取得土地所有权；高山族既不是大清国民，那么，就是国际法上的无政权形态的部落，可以殖民。于是，一支被冠以“台湾生番探险队”的军队被集结派往台湾，还好生番的勇猛抵抗和疾病阻止了日本人侵略的步伐，清政府也随之恍然大悟，尔后加强了对宝岛的治理与开发。
中日甲午战争中，对国际法的无知也使中国人吃了亏。北洋水师雇佣英国商船高升号向朝鲜运兵，李大人的如意算盘是让英国船为中国人运兵当盾牌使，毕竟，日本人没胆子向大英帝国开战。可没料到的是日本人已经提前研究了战争法，在拦截高升号时即以旗语通知英国船长：“日本与中国已经正式处于战争状态，英国政府在战争中严守中立，高升号应放下所载清军士兵，退出冲突区域。”英籍船长的回答是：船载清兵拒绝下船，且已用武力控制船只。日军舰随即下令击沉高升舰，在军舰下沉时，日舰救起所有外籍船员。
李鸿章听说英商船被日本军舰击沉，还很高兴，以为这下子把英国人也拖入浑水了。在英国法院进行的国际法诉讼中，日本人做了大量公关工作：法庭外，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剑桥、牛津大学两位国际法专家倾向于日本的法律意见，影响公众判断；法庭上，关键证人作了对日本国有利的陈述，而中国人一直无所作为，最后法庭的判决是：日本军队采取的措施符合战争法规范，无须承担责任，清政府必须承担英国商船的所有损失。
更乌龙的一次是，庚子年义和拳乱，掌国的慈禧太后下诏对东西洋十一国同时宣战，牛气是很牛气，灾难性的后果很快出现，次年《辛丑条约》签订，中国彻底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责任编辑：阮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