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印象深刻的“特约撰稿人”座谈会

  今年是《民主与法制》创刊40周年。作为一名曾经的基层法律工作者和公安文化杂志编辑,同时也是《民主与法制》的老读者、作者,我很幸运能够见证这个有意义的历史时刻。
  1979年《民主与法制》杂志创刊,时值国家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百乱待理。面对“十年动乱”严重破坏法治的深刻教训,国家亟须建立、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思想理念和制度建设,社会上也迫切需要对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重新认知和教育普及。
  《民主与法制》杂志应运而生,极大地引起了社会的注意、收获了一大批忠实的读者。至今,已经发展成为全国影响力很大的中央主流媒体之一。
  我一直以为,坚守法治前沿、透析重大案件、保护公民权利、推广民主理念、维护社会主义法治,始终是《民主与法制》这本杂志的最大亮点。关注民生,弘扬正义,勇于揭露罪恶,抨击腐败,扶持民主,关爱百姓,为广大读者提供丰富的普法宣传,这也是《民主与法制》长期的办刊宗旨。
  作为读者,我曾长期阅读这本杂志,增长了许多法律知识;作为法律工作者,我从这本杂志汲取营养,积累办案经验,不断改善和促进自己的工作;作为作者,也将我的所思所想所悟,通过这本杂志变成了文字,与其他读者进行交流。
  至今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七年前我参加《民主与法制》杂志社举办的一次特别活动。
  2012年12月16日,我来到浙江省宁波市,参加《民主与法制》杂志社举办的“特约撰稿人”座谈会,开启了我与这本杂志领导和采编人员的互动。这次活动内容安排得特别丰富多彩,不仅仅是开会研讨,更重要的是到当地检察机关实地参观采访,深入了解办案过程,与检察官面对面交流。
  我记得,当时与会人员对检察院在讯问过程中使用的测谎仪器特别感兴趣。过去我们曾简单的予以否定。其实,测谎仪器是科学仪器,因为人的心理活动一定会通过人的生理反应表现出来。测谎仪器有一个传感器套在人的手指上,另一端通向主机和显示屏。显示屏用曲线来显示人的心理活动。心理活动剧烈,曲线会标出高峰值,这种峰谷的高低与水平线的交叉,就是心理活动的曲线。一些好奇的记者纷纷主动坐在专用椅子上,面带笑容测试仪器的灵敏度。
  在投稿与办刊的经验交流会上,《民主与法制》周刊总编辑刘桂明先生着重介绍杂志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他特别提到杂志封面图案设计的重要性,既可以画龙点睛地提示杂志内文中的重要内容,还可以用风格新颖、形式活泼亮丽的画面吸引读者的注意。这对我的启发很大,因为当时我担任公安部文联会刊《家园》杂志编辑部主任,也是一个办刊人。
  我在发言中提出一个建议,希望《民主与法制》能够随时发现和记录在中国民主与法制进程中有巨大影响的、有代表性的人物和案件,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史的一个见证。实际上,《民主与法制》杂志已经这样做了,而且做得很好,尽管这里面或许有困难与阻碍,但也必须有担当。
  睿智而又颇具创新意识的总编辑和目光敏锐兼年富力强的采编队伍,是《民主与法制》的另一个亮点。这支队伍始终把新闻报道的焦点,对准国家民主与法治建设的一线,关注百姓,伸张正义。不久前被宣布无罪释放的张高平叔侄,就是因张高平本人在阅读2008年第13期《民主与法制》杂志里的一篇文章时,发现一个重要的人物线索,并由此推动案件的重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民主与法制》杂志的通讯报道,也许就没有张高平叔侄案件的平反。其实,像这样的案例和事例有许许多多,举不胜举。
  刘桂明先生既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我的恩师。上世纪90年代,他担任《法律与生活》杂志编辑部主任,在他的主持下,《法律与生活》杂志办得有声有色。我的一些拙作,承蒙刘总编辑不弃,经常刊登在《法律与生活》杂志。后来,他又调到《中国律师》杂志担任总编辑。
  那时候,恢复不久的律师制度正在艰难跋涉之中,律师事业前途远大、方兴未艾。他竭尽全力,以律师杂志为宣传阵地,为律师行业的改革与发展,为广大律师行使正当权利鼓与呼,正可谓“想律师之想,言律师所言,急律师所急,忧律师所忧”,其杂志办得风生水起,风靡律师界,受到律师群体的热烈欢迎,刘桂明先生也成为律师界的一面旗帜。带着这些丰富的办刊经验和人生理想,他又担任起《民主与法制》周刊的总编辑。
  中国有句老话叫“四十不惑”。正如本次征文启事中所言:四十年来,《民主与法制》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在民主与法治建设领域的重要舆论阵地,《民主与法制》记录了我国民主与法治建设伟大实践和非凡历程。
  作为一名普通作者,能够在这样大型杂志上发表文章,并作为特约撰稿人参加座谈会,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经历,也是我的莫大荣幸。
中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期间,需要中国的法律工作者艰辛努力孜孜以求。我希望《民主与法制》会记录中国法治社会发展的点点滴滴,继续成为政法刊物的领头羊,也成为法制工作者和广大读者的最佳选择。
  祝《民主与法制》越办越好!
  (作者系公安部文联会刊《家园》杂志原编辑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