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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炮局”预审故事
-- 检察官·预审专家的深度对话
预审故事之二
蹊跷翻供
改革开放初期，在北京的西二环一带盖起了一片楼房，在住房奇缺的那个年代，可想而知这片楼房能引来多少人羡慕的眼光。而也就是在这片被人羡慕的楼房里发生了一起强奸杀人案件，被害人是住在这片楼群附近的一名小女孩儿。公安局侦查员通过反复排查，最终将犯罪嫌疑人锁定在为这一带供暖的司炉工——一名中年男子身上。
嫌疑人到案后，经过与预审员几轮的较量，终于供认先奸后杀的作案经过。
一天，当预审员再次提审这名犯罪嫌疑人，宣布逮捕并让他在逮捕通知书上签字时，不料嫌疑人情绪一下失控。
“冤枉啊！人不是我杀的，我不签字，不签字！”嫌疑人又哭又闹。
他，翻供了。
预审员为此紧张起来，案子即将到了法定结案日期，此凶杀案也向外界宣布告破，相关领导也听取过预审员对这名犯罪嫌疑人认罪的汇报。变故突如其来，此案如何了结？犯罪嫌疑人是捕是放？如何向领导作出合理的解释？
预审员急了，分局领导也急了。
“抓紧一切时间再审，一定要确认他是不是真凶！”
分局领导下了死命令。无奈，预审员无论再怎么提审这名犯罪嫌疑人，其一口咬定自己无罪。
他到底是不是真凶？此案陷入僵局。
紧急研究之后，分局领导作出更换预审员从头再审的决定。
为什么要更换预审员？为什么下决心从头再审？
因为嫌疑人回答预审科长问话时说了：“是你们的‘提审’告诉我只要说了就能得到宽大，我为了能早日出去就按着他的意思‘顺杆爬了’。”
“那你为什么能说出你的作案工具和作案过程呢？”科长问。
“我说我想不起来，后来是提审给我一步步点的。”
“那你为什么又要翻供？”
“因为号里的人说了，只要一捕一切都完。”
科长找到书记员核实，书记员承认预审员在审讯过程中是“点”过他。
科长又找到预审员核实。
“您要这么一问，还真是。”预审员承认，“当时不就是破案子心切吗！在他不交代问题时，拿证据点过他。在向他交代政策时口子给他拉大了一些。”
看来，在这点上犯罪嫌疑人倒是没说假话。
不得已，这案子交给了一位老预审员。老预审员重新接案、阅卷、提审。
老预审员把之前的讯问笔录反复看了多遍，对这名犯罪嫌疑人的性格取向、社会背景、家庭情况等全摸了一遍，便开始新的一轮讯问。
两个晚上的讯问，犯罪嫌疑人在这名老预审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感召下，终于又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局长，人，百分百是他杀的。”这名老预审员重新向领导汇报案子时肯定地说。
“你用什么肯定？！这可是人命关天的案件哪！”局长将信将疑。
于是，这名老预审员道出他的依据。
当犯罪嫌疑人在这位老预审员面前再一次陈述犯罪时，老预审员不动声色地问了他一句：“那根灯绳儿是怎么到你手里的？”
“我想用绳子勒死她，当时找不到绳子就看到了灯绳，我拽了几下没拽下来，就用打火机给烧断后拿下来勒的。”嫌疑人不假思索地说。
“局长，关于灯绳是怎么断的，我问过前面的那个预审员，他说不知道。我问过书记员，书记员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不知道呢？因为刑侦部门在送来的卷宗里只表述灯绳是作案工具，却没有表述灯绳的来源，所以他们当然不知道灯绳的来源。我通过刑侦技术科再次到现场取证，证实死者脖子上的灯绳是现场被火烧断取下来的。推理：在卷宗里没有火烧灯绳的文字记载和照片，预审员就不会知道这个细节，他们不知道这个细节，即便他们引供诱供，也不可能拿他们都不知道的这个细节去点拨犯罪嫌疑人。那么只有亲手去烧过这个灯绳的人，才会讲出这个细节。烧灯绳的口供在先，我去调查在后，因此他今后的口供再怎么翻，他也是那个凶手，没跑！”
“好！”局长兴奋地把桌子一拍，“捕！结案！往七处送人！”
老卢讲完这段故事深有感触：预审就是与犯罪嫌疑人斗智斗勇相互较量的一个过程，经验很重要，细节关系成败。并不是所有的嫌疑人都是草包，真正的凶犯对自己的命运比别人更清楚，在与法律的博弈中更是绞尽脑汁，为了逃避法律制裁，甚至跟你装疯卖傻，给你挖“坑”。
其实，嫌疑人或被告人翻供的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是经常能遇到的。但翻供的性质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属于嫌疑人或被告人不如实供述，有的是一开始不如实供述，后来做了如实的供述。至于翻供的原因，具体到个案也是千差万别。有的嫌疑人以在侦查阶段遭到了逼供为由，而改变供述；也有的嫌疑人基于趋利避害的原因，为逃避法律制裁而翻供，作虚假供述。因此，对于翻供的案件，侦查人员、公诉人、主审法官都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否则容易导致冤错案。
接下来，老卢给我讲了另一个“翻供”的故事。
“这个案件被告人翻供更有意思，但案件不是我办理的，而是一位大法官亲口对我说的。”老卢无不自豪地说，“不过呢，这里边也有老预审员的功劳。”
那位大法官提到他当年在北京市高级法院工作期间，一名刑庭副庭长办理的一起死刑案件。
这起案件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口供相对比较稳定，却在法官讯问被告人之后，出现了翻供。
负责审理这起案件的是一位比较年轻且颇有学识的女法官，在被告人翻供之后，她又仔细地阅卷，越看越觉得这很可能是一起冤案。
在向大法官汇报此案时，女法官情绪十分激动：“这是人命关天的案件，从被告人的供述以及全案证据审查情况看，这肯定是一起错案，至少也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定罪，应该作无罪判决！”
这位女法官充满了正义感，能看得出来如果在自己手里纠正一个错案，那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
那位大法官耐心地听完了案件汇报，也觉得被告人翻供有些蹊跷。不过，他对这名年轻法官比较了解，便安慰道：“你别着急，口供发生变化必然有原因。我看这样，你和老庭长再去看守所提讯一次。另外，可以让本案的老预审员在场。”
刑庭庭长是一位审判经验相当丰富的老同志，而这起案件的预审员也是一位资深的老侦查员。
还是那间预审室，还是那位预审员。只不过，老预审员在旁边坐着，什么也没说。
讯问当然还是那位年轻的法官主持的，可令她万万想不到的是，既没有重申刑事政策，也没有采取什么给被害人施加心理压力的措施，被告人却一五一十地作了与侦查、起诉阶段完全一致的有罪供述。
“那么，你为什么翻供呢？”老审判员问他。
“这个……我看这位女法官年轻，没经验，好糊弄。”被告人憋了半天终于道破了“天机”。
这席话弄得在场的女法官一个大红脸。
这个故事，让我想起自己早些年在丰台检察院工作的时候，遇到丰台公安分局的一位老预审员，黑黑的脸上阴沉沉的找不到一丝笑意，那两眼透出一股子阴冷的杀气，估摸着别说心里有鬼的嫌疑人，就是没干坏事的人和他对上一眼，心里也会“咯噔”一下。
这大概是搞预审都“挂相”吧！
我问老卢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您的执法生涯中，刑讯逼供和诱供是不是比较常见？”
“当年刑讯逼供在我们炮局绝对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包括北京，如果说在办案中确实存在刑讯和诱供的话，那是破案心切，也是立功心切。但无论是刑讯还是诱供、指供，那是预审员没有预见这么做的后果，说到底也是预审员没有本事的表现。”他肯定地说。
虽然说这些案件的罪犯最终服法，但由于先前预审员引供、诱供的不当做法，以及年轻法官未能及时识破虚假供述，险些让罪犯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未完待续 本文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