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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是什么让我成了村里的“法律顾问”？
我的挚友《民主与法制》伴我走过30多年的历程，我的每一步都记载着它的光辉一页，是它培育我知法懂法。作为一位农民，我多年一直义务为农民和弱势群体排忧解难、提供帮助。我与《民主与法制》初相识，要从1984年信访回函说起。
早在1984年改革开放初期，一个乡办企业的负责人和本企业致残的员工发生了冲突。这位负责人在县、乡大有名气，仗着手握财政大权，经常大吃大喝请客送礼。对这个丧失劳动能力的员工不但不闻不问，甚至处处刁难，直至将这名员工逐出企业。这名伤残员工由此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找到我,听他讲完后，我感到非常气愤，一名企业干部，对因公致残的员工如此不负责任，甚至加以迫害，这也太残忍了吧。我决定帮助他！过程并不顺利，我给他写的上访材料，从地方省、市、县一层层都被挡了下来，一年多过去了，几十封上访信都石沉大海。
无奈之下，我求助在上海工作的一位大伯，他建议我写信给《民主与法制》杂志，看看能不能帮上忙。我遵照大伯的建议，将信寄到民主与法制社，很快就收到《民主与法制》杂志编辑部的回信。当看到回信时，我和那位员工激动得紧紧抱在了一起，这是真的吗？我们不敢相信，可这又是事实，脑子和心里一片空白。
我们成功了！事情出现了转机，经过《民主与法制》的调查报道，县、乡主要领导对此事立即关注了起来，认真严肃查办处理此事。看望了这位伤残员工，并给他安置了适合的工作。从轻生的念头转为新生的希望。《民主与法制》就像闪电一样，划破了漆黑的夜空。从此《民主与法制》就变成了我的挚友。当1985年我拿到第一本《民主与法制》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爱不释手。数百家的刊物都在山花烂漫时，却唯独《民主与法制》它在丛中笑。
它变成了我的精神食粮，我如获至宝，开始认真阅读学习起来，从此获得了更多法律知识。说话有依据，遇事有底气，我开始向群众们推荐，当年全村订刊四十多份。我和村里人不断学习、探讨，我获得了本刊知识竞赛的“知音奖”和“《公民法律顾问》纪念奖”。村民有空就三五成群地来我家查阅、询问、探讨、学习。由于杂志刊载法律政策全面，解决了不少当时实际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难题。不知不觉，我成了《民主与法制》的代言人。但我始终记得“真言扶真理，仗义解冤情”，对村民遇到的各种问题答疑解惑，所以我成了远近闻名的法制人，农民和弱势群体的贴心人。
前几年一家个体粮食收购点，将当地近百户农民一年收获的秋粮以打白条的方式收购入库，约定待出售后超出本地收购价给农民付款。老板多年向银行贷款，不知因何事，被关进了看守所，收粮点也被查封了，贴上了封条，并有警察看护。卖粮的农民听闻后聚集在门口焦急地打探消息。银行人员告诉他们这些粮食都归银行所有了。眼看一家家一年的高额收入泡汤了，来年种地的本钱都没了，村民们心急如焚。
一天凌晨，我的手机响起了，我在蒙眬中醒来，拿起来一看，是个陌生的号码，“你是王庆华吗，我们有急事想要找你咨询，希望你能帮助我们。”我开门一看一群人站在我家门口。灯光下，他们饱经风霜的脸庞上布满了皱纹，风尘仆仆。我被他们真诚、淳朴的样子打动。他们向我叙述了事情的经过，直到天亮。
得知银行就要拉走他们的粮食替老板顶账，我让他们选出代表，赶紧回去，有组织有纪律地揭下封条，按自己的条子装回自己的粮食，我拿着《民主与法制》刊载的中央政法会议重要精神给他们看，告诉他们银行与老板的债务纠纷和农民没有关系。最终属于农民的粮食顺利地回到农民手里。大家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神情。正是《民主与法制》为老百姓，谱写了最美的音符。
有一次，邻村刘某因病住进了医院，由于医院的过错，在医院死亡，尸体在医院停放了三天。死者家属几十人在医院等候处理。院方的几位领导声称不属于医院的责任，请来派出所几位民警“助阵”，防止家属闹事。死者女儿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找到了我，请我为她讨回公道。我到现场一看，双方正在对峙，一边是几十位农民带着悲伤等待院方的处理；另一边是医院几位领导和公安民警，拒不承认医院有过错，不予赔偿的严肃面孔。我们双方由院长主持进行了一场答辩。院方代表副院长提出死者的死与医院无关，不属于医院责任，不给予赔偿。我代表死者家属，根据我多年对《民主与法制》的学习，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则向对方院领导提出了两个尖锐的问题：(一)患者刘某病情恶化，需要抢救时，护理病人的家属到处找主治大夫找不到，主治大夫擅自离岗，抢救不及时。并当场调取了监控，在众目睽睽之下院方无奈地承认了。(二)患者住院期间大夫开的药方，为什么指定要到院外的私人小药店去买，此类小药店有经营许可证吗？能确定药的真假以及是否过了有效期吗？农村合作医疗报销有依据吗？院方被问得哑口无言。
我随手将刊有文章《恢复医患信任 医院才有安全》的《民主与法制》杂志递给了院长，他们看完，向死者家属道歉并承认了错误，根据补偿标准给予了合理适当的赔偿。风波平息了，医患关系缓和了，大家都乐了。
乡亲们都说是《民主与法制》培育出我这个不收费的土法律顾问，他们现在已经离不开我了。我听完心里美滋滋的。30多年来《民主与法制》伴随我走的路，值呀！
在《民主与法制》创刊40周年到来之际，虽然我已到了古稀之年，但我仍然会在它的陪伴下继续我的“法律顾问”之路，《民主与法制》这棵参天大树，包含着老一辈创刊者的心血和希望，以及我们老读者的美好回忆。希望《民主与法制》在奔向五十周年的路上再创辉煌！
早在1984年改革开放初期，一个乡办企业的负责人和本企业致残的员工发生了冲突。这位负责人在县、乡大有名气，仗着手握财政大权，经常大吃大喝请客送礼。对这个丧失劳动能力的员工不但不闻不问，甚至处处刁难，直至将这名员工逐出企业。这名伤残员工由此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找到我,听他讲完后，我感到非常气愤，一名企业干部，对因公致残的员工如此不负责任，甚至加以迫害，这也太残忍了吧。我决定帮助他！过程并不顺利，我给他写的上访材料，从地方省、市、县一层层都被挡了下来，一年多过去了，几十封上访信都石沉大海。
无奈之下，我求助在上海工作的一位大伯，他建议我写信给《民主与法制》杂志，看看能不能帮上忙。我遵照大伯的建议，将信寄到民主与法制社，很快就收到《民主与法制》杂志编辑部的回信。当看到回信时，我和那位员工激动得紧紧抱在了一起，这是真的吗？我们不敢相信，可这又是事实，脑子和心里一片空白。
我们成功了！事情出现了转机，经过《民主与法制》的调查报道，县、乡主要领导对此事立即关注了起来，认真严肃查办处理此事。看望了这位伤残员工，并给他安置了适合的工作。从轻生的念头转为新生的希望。《民主与法制》就像闪电一样，划破了漆黑的夜空。从此《民主与法制》就变成了我的挚友。当1985年我拿到第一本《民主与法制》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爱不释手。数百家的刊物都在山花烂漫时，却唯独《民主与法制》它在丛中笑。
它变成了我的精神食粮，我如获至宝，开始认真阅读学习起来，从此获得了更多法律知识。说话有依据，遇事有底气，我开始向群众们推荐，当年全村订刊四十多份。我和村里人不断学习、探讨，我获得了本刊知识竞赛的“知音奖”和“《公民法律顾问》纪念奖”。村民有空就三五成群地来我家查阅、询问、探讨、学习。由于杂志刊载法律政策全面，解决了不少当时实际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难题。不知不觉，我成了《民主与法制》的代言人。但我始终记得“真言扶真理，仗义解冤情”，对村民遇到的各种问题答疑解惑，所以我成了远近闻名的法制人，农民和弱势群体的贴心人。
前几年一家个体粮食收购点，将当地近百户农民一年收获的秋粮以打白条的方式收购入库，约定待出售后超出本地收购价给农民付款。老板多年向银行贷款，不知因何事，被关进了看守所，收粮点也被查封了，贴上了封条，并有警察看护。卖粮的农民听闻后聚集在门口焦急地打探消息。银行人员告诉他们这些粮食都归银行所有了。眼看一家家一年的高额收入泡汤了，来年种地的本钱都没了，村民们心急如焚。
一天凌晨，我的手机响起了，我在蒙眬中醒来，拿起来一看，是个陌生的号码，“你是王庆华吗，我们有急事想要找你咨询，希望你能帮助我们。”我开门一看一群人站在我家门口。灯光下，他们饱经风霜的脸庞上布满了皱纹，风尘仆仆。我被他们真诚、淳朴的样子打动。他们向我叙述了事情的经过，直到天亮。
得知银行就要拉走他们的粮食替老板顶账，我让他们选出代表，赶紧回去，有组织有纪律地揭下封条，按自己的条子装回自己的粮食，我拿着《民主与法制》刊载的中央政法会议重要精神给他们看，告诉他们银行与老板的债务纠纷和农民没有关系。最终属于农民的粮食顺利地回到农民手里。大家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神情。正是《民主与法制》为老百姓，谱写了最美的音符。
有一次，邻村刘某因病住进了医院，由于医院的过错，在医院死亡，尸体在医院停放了三天。死者家属几十人在医院等候处理。院方的几位领导声称不属于医院的责任，请来派出所几位民警“助阵”，防止家属闹事。死者女儿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找到了我，请我为她讨回公道。我到现场一看，双方正在对峙，一边是几十位农民带着悲伤等待院方的处理；另一边是医院几位领导和公安民警，拒不承认医院有过错，不予赔偿的严肃面孔。我们双方由院长主持进行了一场答辩。院方代表副院长提出死者的死与医院无关，不属于医院责任，不给予赔偿。我代表死者家属，根据我多年对《民主与法制》的学习，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则向对方院领导提出了两个尖锐的问题：(一)患者刘某病情恶化，需要抢救时，护理病人的家属到处找主治大夫找不到，主治大夫擅自离岗，抢救不及时。并当场调取了监控，在众目睽睽之下院方无奈地承认了。(二)患者住院期间大夫开的药方，为什么指定要到院外的私人小药店去买，此类小药店有经营许可证吗？能确定药的真假以及是否过了有效期吗？农村合作医疗报销有依据吗？院方被问得哑口无言。
我随手将刊有文章《恢复医患信任 医院才有安全》的《民主与法制》杂志递给了院长，他们看完，向死者家属道歉并承认了错误，根据补偿标准给予了合理适当的赔偿。风波平息了，医患关系缓和了，大家都乐了。
乡亲们都说是《民主与法制》培育出我这个不收费的土法律顾问，他们现在已经离不开我了。我听完心里美滋滋的。30多年来《民主与法制》伴随我走的路，值呀！
在《民主与法制》创刊40周年到来之际，虽然我已到了古稀之年，但我仍然会在它的陪伴下继续我的“法律顾问”之路，《民主与法制》这棵参天大树，包含着老一辈创刊者的心血和希望，以及我们老读者的美好回忆。希望《民主与法制》在奔向五十周年的路上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