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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我和《民主与法制》的三十年情结
上世纪80年代初，我所在的县城出现一条很“奢华”的街道，长达两公里的“小洋楼”全是当地“权贵”所建。改革开放之初，这是一件很扎眼的事，老百姓称之为“华尔街”，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那时，我刚参加工作，在镇政府做计生宣传工作。
创刊不久的《民主与法制》杂志不知从何得到这条新闻线索，当即派出三名记者，从上海飞到重庆再转乘汽车，到达我所在的那个县城，深入到街头巷尾细致采访，回去后用了5个版面报道这条街的新闻。记得那是第一家外地媒体远道而来采访报道，反响很大，几乎家喻户晓。也就是那个时候，我知道了《民主与法制》，也记住了《民主与法制》。
后来，无论我在重庆、浙江还是在海南工作，一直订阅《民主与法制》杂志并为其写稿，在上面发表了好几篇有影响的纪实报道，比如《当代“白毛女”的传奇人生》《“小娘子帮”覆灭天台城》等，在读者中产生过强烈反响。我在浙江工作期间，还担任过《民主与法制》的特约记者。
90年代初，我从国企改行到一家财经类报社做一线记者，一年后，报社派我组建鄂西记者站并任站长一职。有一次，我到利川市采访，遇到一件震惊湖北的新闻事件：外地几名法官到该市执行一起经济纠纷案件，他们不是通过正常程序执行，而是采取“绑架人质”的方式，将该市一位局长开枪打伤后强行带走，企图以此达到执行目的。这显然有悖于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该市领导问我敢不敢报道这件事，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这有什么不敢报道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要遵纪守法，法官更应该如此。”我前后三次到该市采访、取证，最后写成了《震惊鄂西的枪声》一稿。本来，在我正式介入调查采访此事前，已向我供职的报社领导作了汇报，领导也同意我采写这篇报道。可稿子交回编辑部后，几个编委的意见却不统一，多数编委担心这篇报道会给报社带来麻烦，最后把稿子给“毙”了。
我觉得这篇报道应该与读者见面，不应该只考虑媒体和记者的麻烦，如果都这样，媒体和记者担当的那份社会责任就无从说起。于是，我将稿子连同采访到的证据一并发给已从上海迁至北京的《民主与法制》杂志。结果，报道很快原文刊发，连标题都没动。报道出来后，引起湖北省的高度重视，湖北省委政法委迅速成立调查组，对此事进行了认真调查处理。这篇报道对当时公正处理该案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据我了解，那是当时国内对此案唯一的一篇公开报道。至今，利川官方一些人士，都还记得《民主与法制》和我这个不怕惹事的记者。
《民主与法制》以助推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为己任，弘扬正能量，开展新闻舆论监督，也是《民主与法制》一大特色。记得2015年，我深入重庆大足区，着手为期一周的调查采访，写出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报道《破解“村官贪腐”难题之重庆样本》。《民主与法制》作为封面报道刊发，用了10个内页，随后，新华网在首页推出这篇报道，全国数十家主流新闻门户网站进行了转发，收到良好的社会宣传效果。
2017年7月，已改为周刊的《民主与法制》刊发了我和另一位同事采写的调查报道《重庆彭水：“精准扶贫”扶了谁？》，很快引起读者和网友的关注，也引起重庆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的高度重视，分别作了批示，并派出调查组进驻彭水县深入调查，不仅处理了相关责任人，还及时整改了问题。重庆市委领导在全市扶贫工作电视电话会上，多次提到《民主与法制》，使《民主与法制》的声誉在重庆得到很大提升。
去年，我到利川市采访，在一个农户家里，居然在一个装着杂物的木桶上看到一本2006年出版的《民主与法制》杂志。农户告诉我，他们家订阅这本杂志快二十年了，从杂志上学到不少实用的东西。
几年前，我一位朋友想进入媒体，他在几家媒体中犹豫不决，征求我的意见，我想都没多想就建议他去《民主与法制》应聘，他采纳了我的意见，后来被聘用了。几年下来，他把《民主与法制》在某市的工作做得风生水起，颇受社领导赞赏。他说，主要还是得益于《民主与法制》这个品牌。
（作者系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资深媒体人）
创刊不久的《民主与法制》杂志不知从何得到这条新闻线索，当即派出三名记者，从上海飞到重庆再转乘汽车，到达我所在的那个县城，深入到街头巷尾细致采访，回去后用了5个版面报道这条街的新闻。记得那是第一家外地媒体远道而来采访报道，反响很大，几乎家喻户晓。也就是那个时候，我知道了《民主与法制》，也记住了《民主与法制》。
后来，无论我在重庆、浙江还是在海南工作，一直订阅《民主与法制》杂志并为其写稿，在上面发表了好几篇有影响的纪实报道，比如《当代“白毛女”的传奇人生》《“小娘子帮”覆灭天台城》等，在读者中产生过强烈反响。我在浙江工作期间，还担任过《民主与法制》的特约记者。
90年代初，我从国企改行到一家财经类报社做一线记者，一年后，报社派我组建鄂西记者站并任站长一职。有一次，我到利川市采访，遇到一件震惊湖北的新闻事件：外地几名法官到该市执行一起经济纠纷案件，他们不是通过正常程序执行，而是采取“绑架人质”的方式，将该市一位局长开枪打伤后强行带走，企图以此达到执行目的。这显然有悖于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该市领导问我敢不敢报道这件事，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这有什么不敢报道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要遵纪守法，法官更应该如此。”我前后三次到该市采访、取证，最后写成了《震惊鄂西的枪声》一稿。本来，在我正式介入调查采访此事前，已向我供职的报社领导作了汇报，领导也同意我采写这篇报道。可稿子交回编辑部后，几个编委的意见却不统一，多数编委担心这篇报道会给报社带来麻烦，最后把稿子给“毙”了。
我觉得这篇报道应该与读者见面，不应该只考虑媒体和记者的麻烦，如果都这样，媒体和记者担当的那份社会责任就无从说起。于是，我将稿子连同采访到的证据一并发给已从上海迁至北京的《民主与法制》杂志。结果，报道很快原文刊发，连标题都没动。报道出来后，引起湖北省的高度重视，湖北省委政法委迅速成立调查组，对此事进行了认真调查处理。这篇报道对当时公正处理该案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据我了解，那是当时国内对此案唯一的一篇公开报道。至今，利川官方一些人士，都还记得《民主与法制》和我这个不怕惹事的记者。
《民主与法制》以助推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为己任，弘扬正能量，开展新闻舆论监督，也是《民主与法制》一大特色。记得2015年，我深入重庆大足区，着手为期一周的调查采访，写出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报道《破解“村官贪腐”难题之重庆样本》。《民主与法制》作为封面报道刊发，用了10个内页，随后，新华网在首页推出这篇报道，全国数十家主流新闻门户网站进行了转发，收到良好的社会宣传效果。
2017年7月，已改为周刊的《民主与法制》刊发了我和另一位同事采写的调查报道《重庆彭水：“精准扶贫”扶了谁？》，很快引起读者和网友的关注，也引起重庆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的高度重视，分别作了批示，并派出调查组进驻彭水县深入调查，不仅处理了相关责任人，还及时整改了问题。重庆市委领导在全市扶贫工作电视电话会上，多次提到《民主与法制》，使《民主与法制》的声誉在重庆得到很大提升。
去年，我到利川市采访，在一个农户家里，居然在一个装着杂物的木桶上看到一本2006年出版的《民主与法制》杂志。农户告诉我，他们家订阅这本杂志快二十年了，从杂志上学到不少实用的东西。
几年前，我一位朋友想进入媒体，他在几家媒体中犹豫不决，征求我的意见，我想都没多想就建议他去《民主与法制》应聘，他采纳了我的意见，后来被聘用了。几年下来，他把《民主与法制》在某市的工作做得风生水起，颇受社领导赞赏。他说，主要还是得益于《民主与法制》这个品牌。
（作者系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