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 
本刊简介情至深处，最是难忘
-- ——我和《民主与法制》的缘分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作别了“文革”阵痛，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民主与法制》应运而生。冥冥之中，似乎有一根细细的红线牵动，注定了我与这本杂志、与各位老师的缘分。
我和《民主与法制》的相识，最初是因为家庭的关系。父亲在司法局工作多年，后来又成为一名警察，是少有的能拿到律师证的警察。喜欢阅读的他，常常把订阅的杂志拿回家，其中就有《民主与法制》。
多年过去，小时候的记忆，已经变得毛玻璃般模糊不清，究竟哪些文章吸引了我，也说不太清楚了。或许，这些由浅入深、雅俗共赏的笔墨，已经化作了内心的偏好和喜爱。
说到真正的相识，还在我读研以后。因为学习之余，时间还算宽裕，加之又有发文章的要求，我开始给各大报刊投稿，也在南周、中青等上过稿，但主要是报纸。
记得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刑事和解只是一种和谐幻觉》的法治评论，投到了《民主与法制》投稿邮箱。等我晚上打开邮箱时，惊喜地发现了一封编辑来信。这是计伟民老师的用稿通知，还有修改稿。
在信里，自称阿计的计老师直截了当指出了我的不足，更勉励我利用杂志的好平台，尽快地成长起来。老实说，这种亦师亦友、开诚布公的交谈，让“初入江湖”的我感觉有些陌生，但更心生感动。而这种与编辑老师的良好互动，始终伴随着我为《民主与法制》撰稿的过程。
从刑事和解到审委会之弊，从限塑令到民主立法……13年过去了，我为《民主与法制》撰写了一百余篇评论稿，涵盖了众多社会热点。在法治评论的撰写中，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也让我以更理性的目光、更炽热的期盼，投向这个社会。也为社会的进步，贡献了自己的绵薄之力。
这些年，除了撰写法治评论稿，我还在阮莹老师的指导下，开始了环球综述的写作。法治评论与环球综述，虽然都是文章，但架构、笔法、语言等截然不同。如果没有阮老师的多方勉励、富有见地的修缮，素来拖沓不工的我，恐怕不会如此专心地找资料、爬格子，最终掌握了这门“手艺”。
多年的写作下来，我撰写了《日本黑社会：法律穹顶下的“微型王国”》《反恐是全世界的共同责任》《国际法视野下的“捕捞冲突”》等环球法治文章，既有国际视野，也有法律品谈，盘点下来，也有好几十万字了。如今的我，不再是当初那只笨拙的菜鸟。而我也深知，在这些铅字之中，蕴含着编辑老师大量的心血。
攀登山峰的旅途，虽然艰辛疲惫，却也领略着无限风光。因为《民主与法制》的缘故，我在写作和活动中，熟悉了刘桂明、计伟民、阮莹、黎伟华、李蒙、呼满红、王健等知名的老师，也结识了黄鸣鹤、田必耀等有名的作者大拿。
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晰地记得，当年和阿计老师、田老师、黄老师等一起在京西爬山闲聊，喝水闹肚子，笑玩沙狐球；在浙江舟山遥望海天、夜谈到黎明的情景。人生难得知己，这样的机会，这样的体验，这样的痴迷，《民主与法制》那么慷慨地给予了我们。
从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到如今年近不惑的中年人，以文字为纽带，以法治为桥梁，我和《民主与法制》一路同行，一起成长。
记得《民主与法制》杂志创刊30周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座谈会时，我有幸受到邀请，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布赫的手中，接过了优秀作者的证书。时光如梭，变化的是时间，是些许冒出的白发，而不变的是血浓于水的友谊情感，是经久耐读的文字笔墨，是坚韧不摧的使命决心。
记得20世纪最伟大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曾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这里的“近”，既是物理上的距离，更是一种责任、一种态度、一种使命，而这恰是《民主与法制》创刊四十年，孜孜不倦、无畏无惧，诠释和力行的法治真谛。对于作者和读者，这也是《民主与法制》的魅力所在。
下一个十年，路在何方？《民主与法制》，各位老师，向着法治进发，我准备好了。
我和《民主与法制》的相识，最初是因为家庭的关系。父亲在司法局工作多年，后来又成为一名警察，是少有的能拿到律师证的警察。喜欢阅读的他，常常把订阅的杂志拿回家，其中就有《民主与法制》。
多年过去，小时候的记忆，已经变得毛玻璃般模糊不清，究竟哪些文章吸引了我，也说不太清楚了。或许，这些由浅入深、雅俗共赏的笔墨，已经化作了内心的偏好和喜爱。
说到真正的相识，还在我读研以后。因为学习之余，时间还算宽裕，加之又有发文章的要求，我开始给各大报刊投稿，也在南周、中青等上过稿，但主要是报纸。
记得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刑事和解只是一种和谐幻觉》的法治评论，投到了《民主与法制》投稿邮箱。等我晚上打开邮箱时，惊喜地发现了一封编辑来信。这是计伟民老师的用稿通知，还有修改稿。
在信里，自称阿计的计老师直截了当指出了我的不足，更勉励我利用杂志的好平台，尽快地成长起来。老实说，这种亦师亦友、开诚布公的交谈，让“初入江湖”的我感觉有些陌生，但更心生感动。而这种与编辑老师的良好互动，始终伴随着我为《民主与法制》撰稿的过程。
从刑事和解到审委会之弊，从限塑令到民主立法……13年过去了，我为《民主与法制》撰写了一百余篇评论稿，涵盖了众多社会热点。在法治评论的撰写中，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也让我以更理性的目光、更炽热的期盼，投向这个社会。也为社会的进步，贡献了自己的绵薄之力。
这些年，除了撰写法治评论稿，我还在阮莹老师的指导下，开始了环球综述的写作。法治评论与环球综述，虽然都是文章，但架构、笔法、语言等截然不同。如果没有阮老师的多方勉励、富有见地的修缮，素来拖沓不工的我，恐怕不会如此专心地找资料、爬格子，最终掌握了这门“手艺”。
多年的写作下来，我撰写了《日本黑社会：法律穹顶下的“微型王国”》《反恐是全世界的共同责任》《国际法视野下的“捕捞冲突”》等环球法治文章，既有国际视野，也有法律品谈，盘点下来，也有好几十万字了。如今的我，不再是当初那只笨拙的菜鸟。而我也深知，在这些铅字之中，蕴含着编辑老师大量的心血。
攀登山峰的旅途，虽然艰辛疲惫，却也领略着无限风光。因为《民主与法制》的缘故，我在写作和活动中，熟悉了刘桂明、计伟民、阮莹、黎伟华、李蒙、呼满红、王健等知名的老师，也结识了黄鸣鹤、田必耀等有名的作者大拿。
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晰地记得，当年和阿计老师、田老师、黄老师等一起在京西爬山闲聊，喝水闹肚子，笑玩沙狐球；在浙江舟山遥望海天、夜谈到黎明的情景。人生难得知己，这样的机会，这样的体验，这样的痴迷，《民主与法制》那么慷慨地给予了我们。
从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到如今年近不惑的中年人，以文字为纽带，以法治为桥梁，我和《民主与法制》一路同行，一起成长。
记得《民主与法制》杂志创刊30周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座谈会时，我有幸受到邀请，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布赫的手中，接过了优秀作者的证书。时光如梭，变化的是时间，是些许冒出的白发，而不变的是血浓于水的友谊情感，是经久耐读的文字笔墨，是坚韧不摧的使命决心。
记得20世纪最伟大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曾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这里的“近”，既是物理上的距离，更是一种责任、一种态度、一种使命，而这恰是《民主与法制》创刊四十年，孜孜不倦、无畏无惧，诠释和力行的法治真谛。对于作者和读者，这也是《民主与法制》的魅力所在。
下一个十年，路在何方？《民主与法制》，各位老师，向着法治进发，我准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