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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播撒阳光：身在沿海心系疆
我工作在广东，但我是一名地地道道的新疆人，出生于此，成长于此。就是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从一个普通的疆二代，变成了一名援疆律师志愿者。回想起来，是一个一个的偶然促成我走上了这条必然之路。
一个来自老家的电话“唤醒”我
我的妈妈是一名新闻播音员，从小我的梦想是和妈妈一样，做一名播音员。记得高三那年，姐姐生病，因县医院误诊，贻误治疗时机，导致双目失明。那一年，我的姐姐才三十岁。爸爸一夜间花白了头发，感叹说：家里有个懂法的人该多好。那是我第一次萌生要成为一个律师的念头。高考填报志愿时，我所有的志愿都只填报了一个专业——法学，且不服从调剂。就这样，我迈出了成为律师的第一步。
大学毕业后，我和很多新疆的孩子一样，毅然选择出疆工作。我来到了广东，这里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发达，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到广东后，颇为顺利，很快我就在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应聘成功。到今天，已经十多年了，我也从助理成为执业律师，从此在东莞扎根，由疆二代变成了新莞人。在律所工作时，有一天，我接到家乡一个阿姨打来的电话，说是和房东因租赁合同发生纠纷。第一次开庭，在证明商铺损失的时候，她向法庭出示了税务局出具的营业额发票。但是被告向法院申请，要求物价部门对其营业额作出鉴定，法院同意了被告的申请。结果，鉴定出来的损失远远低于她用税票证明的经济损失，她的心情很沮丧。我有点吃惊，国家部门出具的税务发票不是能够证明经济损失的直接证据吗？为什么要鉴定？我问她，你的律师是否对鉴定这件事提出异议？鉴定机构是否将你提供的发票作为鉴定依据之一？她的回答是“都没有”。律师没有提出异议，鉴定机构根本没要求她出示发票，而是根据她的进货单做了认定。这种方式令我匪夷所思，商铺的营利损失不应该以营业额为依据吗？为什么会以进货单为凭证呢？是我的理解有误，还是这个案件本身存在可商榷的地方？或者是法治落后导致人们对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习以为常？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我的耳边也常常响起阿姨无奈的叹息声，受这件事的影响，我心底产生了回到新疆做点什么的想法。但彼时，我还没有取得执业资格，所有的一切只能是空想。
法援“1+1”圆了我的回疆梦
2016年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了解到了“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这个项目，惊喜地发现自己符合参加这个项目的一切条件。也就在这个瞬间，我决定要加入这个行动，我要回新疆，回到我生长的地方，看一看离开后的新疆有什么变化。此时，我已经在广东定居十年，在这里结婚生子。听到我要回新疆的消息，家人没有过多的表示，想必也是知道，我决定的事情很难改变，一如我当初铁了心从新疆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广东打拼一样。于是，同年7月，我带着刚满周岁的一对儿女，以一个全新的身份回到了我的故乡，开始了我为期两年的援疆工作。
回到新疆以后，我接待的第一位当事人是一名下岗女工。下岗后，她开了一间小小的婴幼儿用品店，维持家庭开支。2016年，一场50年不遇的大雨，打破了她平静的生活。积水浸入她的商铺，浸毁了店里大部分商品，损失巨大。后来经供排水公司排查，商铺进水原因是商铺的开发商擅自更改下水道管道尺寸及坡度，导致积水排放不及时。另外，在事发过程中，她多次打电话请求物业公司疏通下水管道，物业公司均无动于衷。后来一个过路避雨的好心人，上前帮她将下水井盖打开，便于排水。但很快发现，因为物业公司长期不检查疏通，下水道被各种垃圾堵塞，根本无法正常排水。店里损失如此巨大，她多次找开发商和物业公司赔偿，均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于是，她只能天天上访，希望信访部门给予协调解决。信访局将案件转到法律援助中心，根据《法律援助条例》，本案不应该属于法律援助范畴，但是鉴于本案当事人为下岗女工，家里还有两个学龄儿童，经济确实困难，局领导决定，该案件符合《条例》规定的其他需要援助的情形，富蕴县法律援助中心应给予援助，并将案件指派给我。接受指派后，我向当事人收集了证据，证明店内被水浸及货物损失情况，也前往信访局调取了供排水公司出具的事件发生的原因证明。看似简单的案件，控辩双方在庭审中却对抗激烈。被告代理人自制事发片区管道走向图，声情并茂地向法庭描述事发原因与开发商和物业公司无关。在没有实质证据支持其论点的情况下，甚至与原告打起心理战，不断向法庭暗示原告有敲诈勒索的嫌疑，原告因此情绪几度失控。我一边稳住原告，一边用证据还原客观事实。后来，本案在大量的证据支持下，获得胜诉，且赔偿款也已执行到位。这个案件为我的援助工作开了个好头，也让我更加自信，坚信自己能够完成好未来的援助任务。传播先进理念 节约司法资源
新疆是边远地区，边远到上淘宝买东西都没人包邮。法治环境相对落后，在这里做援助，我们面对的，除了法律意识淡薄的老百姓，还有来自不同司法环境的碰撞冲突。比如，法院因一个农民工无法提供工资欠条的原件不予立案，理由是没有原件核对的证据，一定会导致败诉；再比如，原告提供的被告地址无法送达，不予立案，如要公告送达，必须由原告提供被告下落不明的证明。这都是我的亲身经历，讲这些，并没有讽刺挖苦的意思，而是想说明，在法治落后地区，确实存在一些老旧思想，阻碍着当地的法治进步。而我们作为律师志愿者的任务，就是要破除这些陋习和落后的思想观念，将先进的法治理念带到服务地，让公平正义不再是停留在纸上的空话。
2016年9月，一名因工伤遭公司拒赔的年轻人向我们求助，我接受指派后迅速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因为案情简单，由仲裁员先行组织调解。调解的过程出乎意料的顺利，很快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但是公司称暂时没钱，需要10月底再行支付。受援人担心公司不履行，于是我提出由仲裁庭作出调解书，如果公司不履行协议，则受援人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双方当事人对此也都没有意见。本以为这个案子就这样顺利完成了。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仲裁员表示不同意，说案件都没正式立案，也没开庭审理，不能出调解书。这种情况我始料未及，于是我又开始说服仲裁员，摆事实，说法理，对比优缺点。一番沟通后，仲裁员终于同意，做个简单的立案手续，然后制作了仲裁调解书。果不其然，公司方没有按时支付赔偿款，这个案件最终通过法院强制执行程序结案，而我们的方法，为当事人节省了大量诉讼时间。劳动仲裁委员会也意识到这个方式的便捷之处，于是对于一些简单清晰的劳动纠纷，速调速裁，制作成调解书，而不是调解协议。对于不能按照调解书履行义务的公司，由劳动者直接向法院申请执行，使劳动仲裁委员会减少了很多因公司违约重新进入仲裁程序的案件，节约了司法资源。办案讲方法 情系受援人
新疆占我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陆地边境线长达5600多公里，与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俄罗斯、蒙古八国接壤，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47个少数民族。正因为新疆有着特殊的地理及民族宗教环境，维稳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处理纠纷时，不但要考虑到案件的法律效果，还要考虑到包括民族团结及宗教信仰在内的社会效果。
2016年11月，我接到县委书记办公室打来的电话，称有一起重大交通事故，当事人情绪激动，有可能做出不理智行为，已经将当事人引导至法援中心，希望我配合政府部门做好安抚及善后工作。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一对老夫妇的独生女儿、女婿及两个外孙在一起交通事故中全部丧生。肇事司机因事故导致五级伤残，已因交通肇事罪被富蕴县检察院提起公诉，开庭在即。了解案情后，我意识到，老人情绪激动，除了伤心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对日后生活的担心——诉讼不能解决养老问题。于是，我一边安抚老人，一边联系被告人的律师尝试调解。因为是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过程非常艰难，经过双方律师的共同努力，最终被告人将自己位于乌鲁木齐市唯一一套住房出售，全部赔偿给受害者家属，加上保险公司赔偿款，共计220万元。而两位老人也愿意对被告人的行为表示谅解。庭审结束后，被告人的两个儿子也表示，两家人虽然是因为一件悲伤的事情相识，但是从今以后，两家就是亲人，无论法庭如何判决，他们都会像对待自己父母一样对待两位老人，并替父亲的过失向两位老人赎罪。看到这一幕，我的眼睛湿润了。最终，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四年执行。这应该是本案最好的结局。两个不同民族的家庭，因为一个悲伤的故事，化戾气为祥和，变成了一家人，可谓使生者安慰，让逝者安息。做法律援助，如何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利益尤为重要。我们面对的均为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民工，他们靠从事着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换取一份微薄的收入，养活着一家老小，非常艰辛。我必须要为他们计较一分一毫的得失。
2017年年初，我代理了一单交通事故案件，事故死者为进疆务工的农民工。庭审中，肇事司机没有太多意见，但保险公司就赔偿标准提出异议。保险公司代理人认为，死者为农村户籍，在富蕴县务工期间，从事的也是耕种工作，仍然是农民，故应当按照农村户籍标准赔付。我认为，虽然死者为农村户籍，但能提供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的证明，其受雇从事耕种工作，仅仅是一份工作。相关司法解释中，对一些农村户籍人员之所以比照城镇户籍标准计算，是因为这些人已经脱离了农村，在城镇生活，没有农村部分生活自给自足的条件，其赚取的报酬是在居住地的城镇进行消费，故法律仅对经常居住地作出了规定，而在居住地从事什么工种并未限制。因此，在原告提供死者在城镇的居住证明后，就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赔偿金，而不应以其从事的工种作为赔偿依据。最终法院采纳了我的观点，为受援人争取了更多的赔偿，也为他们日后的生活争取了更多的保障。
远走他乡，心系故乡，相信每个离家在外打拼的人都有同样的故乡情结。加入“1+1”这个大家庭，圆了我回报家乡的心愿，让我从一个需要被人关爱呵护的孩子，变成了帮助他人的律师志愿者。予人玫瑰，手有余香，在为困难群众提供帮助的时候，我也收获了满满的感动和难得的执业经历。作为一个法律人，法律是我们的最高信仰，法律援助就是让法律的阳光惠及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温暖更多困难群众。
回想起援疆两年的经历，我也会无限感慨，从未想过平凡如我，也有机会为这样不平凡的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小小心意。人们都说：没到过新疆，不知道中国有多美。我有幸在中国最美的地方播撒了法治的阳光，我无悔当初的选择，我为自己曾是“1+1中国法援助志愿者行动”中的一员感到无上光荣！
● 责任编辑：刘瑜
／王莹律师简介／王莹，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曾于2016年7月至2018年6月参加“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服务于新疆阿勒泰地区富蕴县。2018年9月，在超期服务两个月后，结束援助工作，返回东莞。援疆期间，为服务地群众提供咨询、调解、诉讼等法律服务，还致力于深入基层宣讲法律，受到了服务地群众及政府单位的好评，先后被富蕴县司法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及司法部、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评为“法律援助先进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