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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呼格吉勒图案全记录》专题报道之三
呼案真相是如何揭开的
随着内蒙古高级法院再审宣布呼格吉勒图无罪判决书的下达，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呼格吉勒图冤案终于落下帷幕。
可以说，如果没有多年后“真凶”赵志红的出现，这位18岁的青年可能早已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中。或许也可以说，如果没有《民主与法制》记者率先揭开呼格吉勒图冤案的真相，呼格吉勒图一家人绝望的呼声或许就会淹没在茫茫的体制海洋中。在呼格吉勒图冤案平反之际，我们回忆真相披露的艰难，记述调查过程的艰辛，并非彰显自我，而是旨在凸显体制内仍然有一股正义的力量在推动着中国民主与法治建设的进程，这是未来法治中国的希望，也让我们对实现中国梦充满了期待。
这个电话让我睡意全无。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楚京辉给我详细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2005年11月前后，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公安分局传来消息，被公安部列为重点督办案件的“2·25”系列强奸、抢劫、杀人案告破，犯罪嫌疑人赵志红在呼市海东路铁路材料厂内落网。赵志红主动交代了他从1996年开始，在长达10年的时间内，在呼市与乌兰察布市两地抢劫、强奸17起，杀害11名女性的犯罪事实。
审讯过程中，当赵志红交代到第16起案件的时候，办案民警一下子蒙了，他交代的这起发生在呼市厕所受害人为杨某的命案早在10年前赛罕分局就破案了，而且凶犯呼格吉勒图已经被执行枪决。
一案两凶，毫无疑问此事具有极高的新闻价值。我当即决定和楚京辉共同完成这个案件的调查。
对于这样的调查，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04年9月，河北省唐山市冀东监狱二支队政治部主任李久明因涉嫌一起入室抢劫案被判处死缓。不久，真凶蔡明星在温州落网。然而，唐山司法机关在接到温州警方的照会后迟迟不予答复。当时还在《法律与生活》杂志社作调查记者的我前往温州、唐山两地展开调查。调查充满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我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形成了近两万字的调查报道，发表在《法律与生活》杂志上，最早揭开了李久明冤案的盖子。
有了上次调查报道的经历，这一次可谓是驾轻就熟。然而，一系列的待查问题还是让我们感到焦虑。
呼格吉勒图家住在呼市什么地方？受害人杨某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当年的办案人员都是谁？如何找到呼格吉勒图的死刑判决书？赵志红究竟是如何招供的？他的口供可信度有多少？
在赛罕分局的采访遭遇闭门羹是预料之中的。因此，一连三天，我们都没有得到任何可靠的消息来源。第四天，在呼市当地媒体一位同仁的帮助下，我们意外地得到了一份1996年4月20日出版的《呼和浩特晚报》。在这份报纸上，当年关于呼格吉勒图案唯一一篇详细报道《“四·九”女尸案侦破记》赫然在目，这让我们大为惊喜。
这篇报道的末尾点明了呼格吉勒图案“铁案”的两个重要依据：呼格吉勒图熬了48小时后的口供；受害人和呼格吉勒图指缝遗留血样完全吻合的司法鉴定。
顺着这份报道的内容，我们找到了呼格吉勒图家的地址，位于鄂尔多斯大街(原称诺和木勒大街）与锡林南路交叉口的山丹小区。
在呼格吉勒图的家中，我见到了呼格吉勒图的父亲李三仁、母亲尚爱云。尚爱云的双眼通红，显然她已经知晓赵志红到山丹小区附近指认犯罪现场的事。她哽咽着说，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死刑后，全家背负着强奸杀人这一恶行9年之久，受够了乡里乡亲背后的指指点点。她虽然没有文化，可就是拼了命也要为二儿子讨回公道。李三仁，这个蒙古族大汉，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则一直闷着头抽烟。
尽管李三仁夫妇反复强调呼格吉勒图是被冤杀的，可是对于案件的具体细节和经过，则始终说不清楚。记者只好联系李家唯一有文化（大专文化）的成员呼格吉勒图的弟弟庆格勒图。当时，庆格勒图在蒙牛湖北分公司工作，后来为了二哥的冤案，辞职回到了呼和浩特。
很快，庆格勒图给我们寄来一份申冤信，希望我们能帮助他们家，早日还他二哥一个清白。这封信字字血泪，是一个“杀人犯弟弟”无助的控诉，更是一个蒙冤者亲属无力的呐喊。
“他永远地离开了，感觉就是一场梦。可我们一家人依然活在这痛苦中，我的父母每天还是以泪洗面。有时候他们坐在那儿发呆，一动不动的，我看见他们这样的悲痛，心里很是难受。”“10年啦、10年啦，苍天有眼，终于可以为亲人洗刷冤屈了。可就在这10年中，有谁能知道我们一家人是怎样在痛苦中煎熬和受着指责、歧视中活着？”
然而，取得闫峰的信任颇费了一些周折。他一开始是拒绝我们录音，也拒绝为我们手写事情的经过。对于调查记者来说，如果不能拿到录音或者取得被采访者的笔录，这只能算一次失败的采访。
我们只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你是呼格吉勒图最要好、最铁的哥们儿，对吧？”“对！”
“那你相信呼格吉勒图是杀人犯？”“当时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我曾经相信过。但是赵志红落网后，我不再怀疑自己的记忆。我相信呼格吉勒图是冤枉的。”
“既然你认为呼格吉勒图是冤枉的，如果不能同意录音或者说手写一份笔录，我们就无法把这个案子发表在媒体上的。你同意我们的采访要求，实际上也就是在帮他。”
几个回合下来，闫峰最终为我们手写了一份当时他亲历的呼格吉勒图案的事情经过。
在闫峰的笔录中，有几句话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问到晚上12点多的时候，隔壁审讯室突然传来桌椅剧烈挪动的声音，伴随着呼格吉勒图痛苦的呻吟声。桌椅动一下，他就喊一声，断断续续的。第二天早上9点左右，一名警察带着我，去找他的领导询问我的处理结果。开门的一瞬间，我看见呼格吉勒图蹲在审讯室的暖气管前，双手伸到背后铐住，头上戴着没有面罩的摩托车头盔，脸色发黑。我经过的时候，呼格吉勒图用力抬头看了我一眼，我由于害怕，避开了他的眼神。
这是闫峰最后一次见到呼格吉勒图。此后闫峰变得胆小，遇事就躲，10年里没跟人吵过架，也没有再结交过新的朋友，尤其怕跟警察打交道。呼格吉勒图死后，他没多久就离开了卷烟厂，此后没有一份工作超过两年，没再稳定过。
闫峰笔录中的这几句话是否表明呼格吉勒图当时可能遭遇了刑讯逼供？如果呼格吉勒图遭遇了刑讯逼供，那么意味着呼格吉勒图的口供存疑。这无疑是报道的突破口。然而，呼和浩特市一位多年从事刑警工作的老同志看了这份笔录后，告诉我们单单就这些还不足以证明犯罪嫌疑人遭遇了刑讯逼供，给犯罪嫌疑人戴头盔大多是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自杀。
我们刚刚燃烧起来的兴奋，迅速被浇灭。此后一段时间，我们的调查停滞不前。在此过程中，呼格吉勒图的母亲尚爱云从内蒙古高级法院拿到了呼格吉勒图的终审判决书。看到终审判决书，我们如获至宝。然而，仅仅两页纸的判决让我们大失所望。
判决书上除了认定1996年4月9日晚呼格吉勒图酒后窜至公厕内对受害人杨某“采用威胁、捂嘴、扼颈等暴力手段强行将其拖到隔墙上，扒开衣、裤进行流氓猥亵”，导致杨某因其扼颈窒息而当场死亡这样寥寥数语的表述外，没有任何我们需要的有用的信息。
就在我们山穷水尽的时候，我们意外地接到了赛罕区公安分局一位当年看过呼格吉勒图案卷的警官的电话。这位有正义感的人士在电话中明确表示，希望我们为他的身份保密。在得到我们的肯定答复后，他向我们透露的信息让我们欣喜不已：“你没见过呼格吉勒图的口供吧，其中一段很有趣。在那个黑灯瞎火的公厕，欲实施强奸的呼格吉勒图，居然知道被害人穿的是牛仔裤、系的皮带是向左插的，皮带上还有两个金属扣子!有些同志跟我说，怎么越看越像是诱供啊!”
这位老同志还特别告诉我们，呼格吉勒图前后共有三份笔录，只有在第三份笔录中，他承认自己有猥亵杀害杨某犯罪行为。
赵志红落网后，2005年12月16日的《内蒙古法制报》、12月29日的《北方新报》，分别刊发了通讯报道《赵志红案侦破始末》和《杀人恶魔的心路历程》。在两篇报道的末尾，均链接了“27起大案回放”，其中均记录：“1996年夏季的一天，在呼市赛罕区一厕所内，赵志红强奸杀害一名女青年。”
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在1996年呼市赛罕区的这个厕所内发生过两起命案呢？
我们在山丹小区做了大量的走访。十余位住在内蒙古第一毛纺厂平房宿舍大院(现为山丹小区)的老住户一致向我们证实，那个公厕从建成到被拆，只发生过“4·9”这一起命案。
既然如此，关于这起厕所命案，赵志红到底是如何交代的？其口供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少？这些只能从赵志红本人那里得到印证。然而，由于赵志红所犯案件案情重大，再加上在内蒙古整个司法系统对“ 4·9”案讳莫如深，采访赵志红似乎成了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
我们在采访赵志红之前，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栏目组《终极对话》一行五人从上海抵达呼和浩特。他们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的介绍函，要求采访赵志红，被内蒙古公安厅以案情重大为由拒绝采访。后他们在内蒙古公关一周无功而返。可见对赵志红的采访之艰难。
我们的调查进展一度变得十分缓慢。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见到了内蒙古公安厅刑警总队赵志红专案组的一位民警。这位体制内的正义之士毫无保留地将赵志红有关“ 4·9”案的全部四份口供拿给我们看。我们迅速摘抄了每一份口供中的重要内容。尽管时隔多年，从四份笔录来看，赵志红对这个案件的一些细节诸如厕所方位、内部结构，被害人身高、年龄，扼颈方式，尸体摆放位置甚至奸尸时长、射精量，仍然有清晰、肯定的记忆，这让我们惊叹不已。
我们的调查已经接近尾声。但是我们仍然心有不甘，希望能够当面向赵志红求证，“4·9”命案究竟是不是他做的？在我们的努力下，内蒙古公安厅、内蒙古检察院最终有条件地同意我们会见赵志红。我们承诺不谈“4·9”案。
和赵志红谈了一个多小时，我们诧异于他在讲述自己所实施的罪恶时的滔滔不绝，好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这是一个内心何等强大的人。整个采访过程中，他的“微笑”自始至终，眉毛、眼睛、嘴唇连带唇上的小胡子，都是一个个弯弯的月牙。
在采访行将结束时，我们两次追问赵志红：“你确保你对警方的所有供述均没有蓄意作假、东拉西扯的成分，同时没有因警方刑讯逼供而屈打成招，全部是真实的表达吗？”他非常肯定地回答：“确保没有，全部真实。”
最后赵志红临回监室的时候冲我们笑：我知道你们是公安部派来调查我的，你们报道以后一定要给我寄一本，我要看一看。
这次采访后，《呼格吉勒图，又一个聂树斌？》和《“微笑杀手”赵志红》《“四·九”女尸案侦破记》（节选）三篇文章顺利出炉。
可以说，如果没有多年后“真凶”赵志红的出现，这位18岁的青年可能早已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中。或许也可以说，如果没有《民主与法制》记者率先揭开呼格吉勒图冤案的真相，呼格吉勒图一家人绝望的呼声或许就会淹没在茫茫的体制海洋中。在呼格吉勒图冤案平反之际，我们回忆真相披露的艰难，记述调查过程的艰辛，并非彰显自我，而是旨在凸显体制内仍然有一股正义的力量在推动着中国民主与法治建设的进程，这是未来法治中国的希望，也让我们对实现中国梦充满了期待。
泣血的呼唤
2006年的时候，有天天色已经很晚了，疲惫不堪的我突然接到了同事楚京辉的电话。他在电话那头用颇为神秘的语气告诉我：“刚才和内蒙古公安厅的一个哥们儿喝酒，说到正在办的一起公安部督办的大案，其中有个案子可能弄错了。”这个电话让我睡意全无。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楚京辉给我详细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2005年11月前后，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公安分局传来消息，被公安部列为重点督办案件的“2·25”系列强奸、抢劫、杀人案告破，犯罪嫌疑人赵志红在呼市海东路铁路材料厂内落网。赵志红主动交代了他从1996年开始，在长达10年的时间内，在呼市与乌兰察布市两地抢劫、强奸17起，杀害11名女性的犯罪事实。
审讯过程中，当赵志红交代到第16起案件的时候，办案民警一下子蒙了，他交代的这起发生在呼市厕所受害人为杨某的命案早在10年前赛罕分局就破案了，而且凶犯呼格吉勒图已经被执行枪决。
一案两凶，毫无疑问此事具有极高的新闻价值。我当即决定和楚京辉共同完成这个案件的调查。
对于这样的调查，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04年9月，河北省唐山市冀东监狱二支队政治部主任李久明因涉嫌一起入室抢劫案被判处死缓。不久，真凶蔡明星在温州落网。然而，唐山司法机关在接到温州警方的照会后迟迟不予答复。当时还在《法律与生活》杂志社作调查记者的我前往温州、唐山两地展开调查。调查充满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我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形成了近两万字的调查报道，发表在《法律与生活》杂志上，最早揭开了李久明冤案的盖子。
有了上次调查报道的经历，这一次可谓是驾轻就熟。然而，一系列的待查问题还是让我们感到焦虑。
呼格吉勒图家住在呼市什么地方？受害人杨某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当年的办案人员都是谁？如何找到呼格吉勒图的死刑判决书？赵志红究竟是如何招供的？他的口供可信度有多少？
在赛罕分局的采访遭遇闭门羹是预料之中的。因此，一连三天，我们都没有得到任何可靠的消息来源。第四天，在呼市当地媒体一位同仁的帮助下，我们意外地得到了一份1996年4月20日出版的《呼和浩特晚报》。在这份报纸上，当年关于呼格吉勒图案唯一一篇详细报道《“四·九”女尸案侦破记》赫然在目，这让我们大为惊喜。
这篇报道的末尾点明了呼格吉勒图案“铁案”的两个重要依据：呼格吉勒图熬了48小时后的口供；受害人和呼格吉勒图指缝遗留血样完全吻合的司法鉴定。
顺着这份报道的内容，我们找到了呼格吉勒图家的地址，位于鄂尔多斯大街(原称诺和木勒大街）与锡林南路交叉口的山丹小区。
在呼格吉勒图的家中，我见到了呼格吉勒图的父亲李三仁、母亲尚爱云。尚爱云的双眼通红，显然她已经知晓赵志红到山丹小区附近指认犯罪现场的事。她哽咽着说，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死刑后，全家背负着强奸杀人这一恶行9年之久，受够了乡里乡亲背后的指指点点。她虽然没有文化，可就是拼了命也要为二儿子讨回公道。李三仁，这个蒙古族大汉，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则一直闷着头抽烟。
尽管李三仁夫妇反复强调呼格吉勒图是被冤杀的，可是对于案件的具体细节和经过，则始终说不清楚。记者只好联系李家唯一有文化（大专文化）的成员呼格吉勒图的弟弟庆格勒图。当时，庆格勒图在蒙牛湖北分公司工作，后来为了二哥的冤案，辞职回到了呼和浩特。
很快，庆格勒图给我们寄来一份申冤信，希望我们能帮助他们家，早日还他二哥一个清白。这封信字字血泪，是一个“杀人犯弟弟”无助的控诉，更是一个蒙冤者亲属无力的呐喊。
“他永远地离开了，感觉就是一场梦。可我们一家人依然活在这痛苦中，我的父母每天还是以泪洗面。有时候他们坐在那儿发呆，一动不动的，我看见他们这样的悲痛，心里很是难受。”“10年啦、10年啦，苍天有眼，终于可以为亲人洗刷冤屈了。可就在这10年中，有谁能知道我们一家人是怎样在痛苦中煎熬和受着指责、歧视中活着？”
艰难的求证
从呼格吉勒图家人口中，我们得到了呼格吉勒图生前好友闫峰的联系方式。闫峰是呼格吉勒图案唯一在场者。1996年，他与呼格吉勒图同是卷烟厂的临时工人。闫峰与呼格吉勒图生日只差几天，是“很要好、很铁的朋友”。然而，取得闫峰的信任颇费了一些周折。他一开始是拒绝我们录音，也拒绝为我们手写事情的经过。对于调查记者来说，如果不能拿到录音或者取得被采访者的笔录，这只能算一次失败的采访。
我们只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你是呼格吉勒图最要好、最铁的哥们儿，对吧？”“对！”
“那你相信呼格吉勒图是杀人犯？”“当时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我曾经相信过。但是赵志红落网后，我不再怀疑自己的记忆。我相信呼格吉勒图是冤枉的。”
“既然你认为呼格吉勒图是冤枉的，如果不能同意录音或者说手写一份笔录，我们就无法把这个案子发表在媒体上的。你同意我们的采访要求，实际上也就是在帮他。”
几个回合下来，闫峰最终为我们手写了一份当时他亲历的呼格吉勒图案的事情经过。
在闫峰的笔录中，有几句话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问到晚上12点多的时候，隔壁审讯室突然传来桌椅剧烈挪动的声音，伴随着呼格吉勒图痛苦的呻吟声。桌椅动一下，他就喊一声，断断续续的。第二天早上9点左右，一名警察带着我，去找他的领导询问我的处理结果。开门的一瞬间，我看见呼格吉勒图蹲在审讯室的暖气管前，双手伸到背后铐住，头上戴着没有面罩的摩托车头盔，脸色发黑。我经过的时候，呼格吉勒图用力抬头看了我一眼，我由于害怕，避开了他的眼神。
这是闫峰最后一次见到呼格吉勒图。此后闫峰变得胆小，遇事就躲，10年里没跟人吵过架，也没有再结交过新的朋友，尤其怕跟警察打交道。呼格吉勒图死后，他没多久就离开了卷烟厂，此后没有一份工作超过两年，没再稳定过。
闫峰笔录中的这几句话是否表明呼格吉勒图当时可能遭遇了刑讯逼供？如果呼格吉勒图遭遇了刑讯逼供，那么意味着呼格吉勒图的口供存疑。这无疑是报道的突破口。然而，呼和浩特市一位多年从事刑警工作的老同志看了这份笔录后，告诉我们单单就这些还不足以证明犯罪嫌疑人遭遇了刑讯逼供，给犯罪嫌疑人戴头盔大多是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自杀。
我们刚刚燃烧起来的兴奋，迅速被浇灭。此后一段时间，我们的调查停滞不前。在此过程中，呼格吉勒图的母亲尚爱云从内蒙古高级法院拿到了呼格吉勒图的终审判决书。看到终审判决书，我们如获至宝。然而，仅仅两页纸的判决让我们大失所望。
判决书上除了认定1996年4月9日晚呼格吉勒图酒后窜至公厕内对受害人杨某“采用威胁、捂嘴、扼颈等暴力手段强行将其拖到隔墙上，扒开衣、裤进行流氓猥亵”，导致杨某因其扼颈窒息而当场死亡这样寥寥数语的表述外，没有任何我们需要的有用的信息。
就在我们山穷水尽的时候，我们意外地接到了赛罕区公安分局一位当年看过呼格吉勒图案卷的警官的电话。这位有正义感的人士在电话中明确表示，希望我们为他的身份保密。在得到我们的肯定答复后，他向我们透露的信息让我们欣喜不已：“你没见过呼格吉勒图的口供吧，其中一段很有趣。在那个黑灯瞎火的公厕，欲实施强奸的呼格吉勒图，居然知道被害人穿的是牛仔裤、系的皮带是向左插的，皮带上还有两个金属扣子!有些同志跟我说，怎么越看越像是诱供啊!”
这位老同志还特别告诉我们，呼格吉勒图前后共有三份笔录，只有在第三份笔录中，他承认自己有猥亵杀害杨某犯罪行为。
逼近真相
调查至此，呼格吉勒图案在我们的头脑中已经产生了大大的问号。如果这个案件不是呼格吉勒图所为，是否就可以说是赵志红所为呢？答案显然不是唯一的。赵志红落网后，2005年12月16日的《内蒙古法制报》、12月29日的《北方新报》，分别刊发了通讯报道《赵志红案侦破始末》和《杀人恶魔的心路历程》。在两篇报道的末尾，均链接了“27起大案回放”，其中均记录：“1996年夏季的一天，在呼市赛罕区一厕所内，赵志红强奸杀害一名女青年。”
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在1996年呼市赛罕区的这个厕所内发生过两起命案呢？
我们在山丹小区做了大量的走访。十余位住在内蒙古第一毛纺厂平房宿舍大院(现为山丹小区)的老住户一致向我们证实，那个公厕从建成到被拆，只发生过“4·9”这一起命案。
既然如此，关于这起厕所命案，赵志红到底是如何交代的？其口供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少？这些只能从赵志红本人那里得到印证。然而，由于赵志红所犯案件案情重大，再加上在内蒙古整个司法系统对“ 4·9”案讳莫如深，采访赵志红似乎成了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
我们在采访赵志红之前，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栏目组《终极对话》一行五人从上海抵达呼和浩特。他们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的介绍函，要求采访赵志红，被内蒙古公安厅以案情重大为由拒绝采访。后他们在内蒙古公关一周无功而返。可见对赵志红的采访之艰难。
我们的调查进展一度变得十分缓慢。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见到了内蒙古公安厅刑警总队赵志红专案组的一位民警。这位体制内的正义之士毫无保留地将赵志红有关“ 4·9”案的全部四份口供拿给我们看。我们迅速摘抄了每一份口供中的重要内容。尽管时隔多年，从四份笔录来看，赵志红对这个案件的一些细节诸如厕所方位、内部结构，被害人身高、年龄，扼颈方式，尸体摆放位置甚至奸尸时长、射精量，仍然有清晰、肯定的记忆，这让我们惊叹不已。
我们的调查已经接近尾声。但是我们仍然心有不甘，希望能够当面向赵志红求证，“4·9”命案究竟是不是他做的？在我们的努力下，内蒙古公安厅、内蒙古检察院最终有条件地同意我们会见赵志红。我们承诺不谈“4·9”案。
和赵志红谈了一个多小时，我们诧异于他在讲述自己所实施的罪恶时的滔滔不绝，好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这是一个内心何等强大的人。整个采访过程中，他的“微笑”自始至终，眉毛、眼睛、嘴唇连带唇上的小胡子，都是一个个弯弯的月牙。
在采访行将结束时，我们两次追问赵志红：“你确保你对警方的所有供述均没有蓄意作假、东拉西扯的成分，同时没有因警方刑讯逼供而屈打成招，全部是真实的表达吗？”他非常肯定地回答：“确保没有，全部真实。”
最后赵志红临回监室的时候冲我们笑：我知道你们是公安部派来调查我的，你们报道以后一定要给我寄一本，我要看一看。
这次采访后，《呼格吉勒图，又一个聂树斌？》和《“微笑杀手”赵志红》《“四·九”女尸案侦破记》（节选）三篇文章顺利出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