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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铁案的温度》专题报道之二
杨斌：一个关注底层的发声者
1998年至今，杨斌另类的公诉人之路走了二十余年。尤其在近十年，收获赞誉与掌声的同时，也伴随非议和质疑，她却越来越坚定，越来越清楚自己要做的事。从“周模英溺婴案”到“高玉山案”，媒体和公众看到更多的是她另类的感性，但杨斌以为那是“被放大”的自己，“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另类。”她说，当越来越多的人跟她做同样的事情，她所做的一切将成为共识。
2005年，这份为被告求情的公诉词备受舆论关注，由于将自己生病的女儿溺死，来自贫困农村的周模英被控“故意杀人罪”。
在公众的认识里，公诉人应该是指控犯罪的，代表被害人一方，但检察官杨斌却替“杀人者”求情，请求法院“从轻处罚”，公众的不理解一度将杨斌推上风口浪尖。
让杨斌陷入非议漩涡的，还因她做了“检察官分外的事”：她动用自己“体制的资源”，将周模英的两个孩子送到了县城读书，还为周模英争取了一套房子。
有领导看完媒体的报道直接跑到办公室对她说：“我不赞同你的做法。”甚至有人在她的个人微博上留言：“公诉人不是社会学家、不是慈善家、不是政治家，杨斌是个好人，但她不适合做检察官，她更适合到民政部门、到慈善机构、到妇联去工作，她更适合做律师、做牧师。”
“我是不是做错了？我是不是不应该同情她？”面对体制内外的质疑，杨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她试图为心中的疑惑寻找出口。于是，她再次捧起《悲惨世界》细读，不断反思。
但是，“这种质疑没有让我放弃”。她一直以来所信奉的“法律的最高境界是仁慈”“司法的首要是良知”执法理念，因此更加坚定。
“慈善和助人难道是慈善组织的专利吗？救赎心灵是牧师的专利吗？”杨斌不满这种论调，她觉得普通人尚且能在日常生活中修行，力所能及地帮助人，“为什么我检察官的身份反而成为我行善与助人的障碍？这中间存在怎样的误区？”她反问道。
“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首先是一个人。”
事隔十年，当杨斌再谈起周模英案时，她内心已经显得非常平和：“很多人把犯罪的人都贴上了一个标签，这跟我们以阶级来论人是一样的。”
杨斌谈到，在她职业的初期，也曾把犯罪的人列入另类，认为被生活抛弃也是他们咎由自取。但当接触到更多的案件，看到足够多的犯罪，她对社会和人性有了更深刻的反思和认识：“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好人或坏人，但每个人都有向上的本能。”
对于杨斌来说，周模英案是一个里程碑。“正是在那个案子之后，我非常明确法律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它一定是建立在人的生存之上的。”她说。
从周模英案到高玉山案，杨斌似乎不断地为这些社会底层犯罪者发声，为他们求情，却遭受奚落：“辩护律师都希望遇到这样的公诉人，自己都不用开口说话了。”但事实上，这又不完全是杨斌，“那是被媒体放大的我”。她说，她所做的一切，都在法律框架之内。
“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店。”杨斌缓缓地说，给我们夹菜的大爷是这家牛肉拉面店的老板，也是她曾接手一个案子的被害人的父亲。
2008年，19岁的姜雄（化名）为了逃脱31元的饭菜钱，把一路跟随他要钱、年仅15岁的曾小华（化名）杀害了。
事发的当天晚上，身无分文的姜雄到曾小华家的店吃饭。之后，他称忘记带钱，要回家取钱。执著的曾小华一路跟随姜雄从五羊新城到珠江新城。见曾小华跟得紧，没办法甩掉，在一处僻静无人的草坪里，姜雄将曾小华杀害了。
“我当时很想救他一条命，毕竟，他才19岁，还是个孩子啊！”即使面对大爷，杨斌依然直言不讳。一般情况下，案子到了公诉环节，只要过堂一次就行，她却提审了姜雄四次，这打破了她提审犯罪嫌疑人的纪录。
提审的过程中，杨斌发现，姜雄是一个虚荣、好高骛远、幻想成功、拥有无上荣耀的男孩子。他甚至对杨斌撒谎说自己出身于富有的家庭，家有奥迪汽车，曾在新疆乌鲁木齐武警部队立过战功。无论怎样，杨斌想要通过争取最大限度的赔偿来帮助姜雄获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让他免除死刑。
为了核实姜雄说的话，几经周转，杨斌终于联系上姜雄远在山东老家的派出所工作人员，却证实姜雄所言并非事实，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的孩子。
杨斌仍不死心，她试图给姜雄曾经服役的部队寄发公函，核实姜雄是否真的立过功。报告报上去了，领导却不批准：立过功与否与本案无关，也不应该由公诉人核实。倔强的杨斌还是偷偷地盖章，将公函寄了出去。
开庭的前两天，杨斌终于收到回复，但结果却与姜雄所说的截然相反：其因不服管教而被部队开除。
杨斌如实地将所有的情况写在公诉词里。“我不会因为同情你而帮你隐瞒犯罪事实，也不会因为痛恨你而忽视对你有利的情节。”杨斌说，在外界看来，她只会同情被告人，但事实上，在执行职责的过程中，她完全在法律内行事，用她自己的话，就是“法律该怎样就怎样”。
“公诉人并不代表哪一方的利益，只要跟案件有关的，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就要从客观的角度去全面调查。不是对被告人有利的，就应该是辩护律师做的事。”杨斌解释说，作为经办人，就要竭尽所能还原案子，不先入为主、如实地表达案情。既不回避，也不主动迎合，这才是应有的责任。
由于种种原因，姜雄最后还是被判了死刑，对于这个判决，杨斌并不感到意外：“司法面临的压力很多，譬如维稳的需要、舆论的介入、被害人家属的压力。但其实你会发现，公众发声的时候夹杂着很多戾气，他们有可能把对社会的不满全部发泄到这些个案上来，这导致了很多本不应该被判处死刑的人被判了死刑。”
事隔多年，现在再回头面对杨斌，青海的大爷对杨斌的做法已经能理解。当年，他去找杨斌讨说法，没料到杨斌对他说：“让未成年的儿子在店里打工，出了这样的事，你做父亲的难道就没有责任吗？”听完这句话，他气得跺脚。
冬日的早上，回想旧事，他只是微笑着点头：“有道理。”
2013年6月，杨斌在自己的微博上发起了广东省内首个专为刑事案受害者设立的救助组织——“天祥关爱计划”，2014年8月29日，天祥关爱服务中心登记成立，杨斌意欲为刑事案件双方家庭提供物质帮助，化解最难忘却的仇恨。而这个想法最初来源于一个案子。
2008年，24岁的宋小华因为感情纠纷杀死了同厂的好朋友、19岁的李洋，宋小华被判死缓。李家虽不认同这个判决，但最终选择接受。背负着沉重的愧疚感，五年来，宋小华的姐姐与母亲靠在北京打工赚钱，每年给死者家属寄钱，希望得到原谅。“我希望这两个善良的家庭走向和解。”杨斌说。
以往，碰到困难的当事人，杨斌会选择在微博上为他们募捐。但这次，得益于朋友的支持，她决定尝试建立组织去帮助这些底层犯罪者。“毕竟有一个做一个，这种帮助是非常有限的。”这几年，她接到很多类似的求助信，但碍于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有限，她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
在长期的办案工作生涯中，她看到很多悲惨的家庭。“无论是被告人或是被害人，一个刑事案件的发生，对许多家庭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杨斌谈到，普通刑事案件大部分都发生在底层当中，本是在生活边缘挣扎的人群，一旦家中有人被杀或坐牢，整个家庭便陷入了崩溃的边缘。
“如果因为我点滴的努力而给被害人被告人黯淡的家庭带来一些希望，我决不吝于我的努力。”杨斌的语气里透着不可动摇的坚定，却也让人感受到她骨子里深深的悲悯。
开庭时，陈军深深地向被害人家属鞠了一躬，却矢口否认自己故意杀害被害人的事实，声称只是在两人争斗中，刀子不小心碰到了被害人，导致被害人死亡。“所有证据都指向他是故意杀人的。”这一次，杨斌没有为他求情，而且，在公诉词中，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他回避事实、推卸责任的恶劣认罪态度。
陈军最后被判死刑，验明正身的时候，陈军恶狠狠地盯着她说：“我记住你了。”从未遇到如此凶悍的犯罪人，杨斌迅速反击：“我也记住你了。”说这句话时，杨斌未觉察自己带着恨意。
当看到《悲惨世界》中“可怜的东西，它也不想这样”这句话时，她突然放下了所有的仇恨，宽恕了他，也原谅了自己。她突然意识到，当她说“我也记住你了”这句话的时候，她其实和罪犯一样，内心充满恶。
“许多恶性犯罪的起因，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对于有的人来说，就是天大的事情，他就是有可能因此去杀人，老天爷造物的时候把他造成这样的。”杨斌说，这个世界，就像有感冒的易感人群一样，也有犯罪的易感人群。这个案子之后，哪怕是公众眼中再十恶不赦的人，都不能激起杨斌内心的仇恨。她不再恨任何人，包括在微博上骂她、质疑她、中伤她的人。
“每个人都善恶兼有。我办理的这些案子，收到的这些质疑，我觉得都是在‘度’，因为原来我内心的恶、恨都在不断的反思领悟中，清除掉。”她说。
她在度己，亦在度人。
杨斌回应：她从不回避控辩的焦点。
“如果传统的套语性公诉词法官不愿听，旁听的人员不愿听，被告人不愿听，又何以打动人、感化人？”杨斌说，在体制内，犯罪背后的原因，个体的命运，往往被忽视。
“我们只是一个冷酷的机器，只是机械地执法。”杨斌不愿意成为冷冰冰的执法机器，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公诉词能引起大家对案件背后折射的社会矛盾和现实的思考，哪怕仅仅触及被告、被害的当事方也值得。
通过感性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杨斌努力挖掘呈现案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矛盾和现实。“犯罪时社会矛盾冲突，也是人性矛盾冲突最激烈的表现之一，那些典型的案子，它不单单是个案，它有典型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应该引起社会反思，我认为这也是办案的最大价值所在。”她说，让办案的效果不仅仅止于个案，而是类案，甚至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扩大出庭效果，充分体现办案和预防的统一，是她一直追求的庭审效果。
提到自己是“另类”“传统的叛逆者”等等的代名词时，她笑笑说：“我只是说了很多人想说的话，做了很多人想做的事。”
但压力并不是没有，她也曾多次被领导叫去谈话。“也理解领导，不过我也习惯了。”她耸耸肩。
“我觉得这个社会要进步就要不断地打破它的框架。”杨斌生存于体制内，却不依附于它。“这个体制有很多束缚，有些规定是莫名其妙的。”在体制内工作22年，她一直努力扩张体制的弹性。
“很多人认为这些条条框框是僵死的，但我认为它是有弹性的，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一成不变。”她说自己并不是体制内唯一敢言的人，但之所以被放大，只是因为媒体的关注比较多。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媒体对她的报道和关注给了她保护色，体制内对她的容忍度也更大些。
说着这话的时候，杨斌却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我准备辞职了。”但熟知她的人对这个决定并不惊讶。
2011年起，杨斌已不在一线办案，转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中心，接待前来查询的群众。对于“退居”的原因，她并没有过多的透露，只说是正常的工作岗位调动。
“我内心总有一种使命感催促我去做一些事情，我得到了这么多的光环，得到了这么多的关注度，这是社会和公众给我的，我应该站出来做点什么，不然对不起这些东西。”杨斌谈到，她更希望自己的存在能给体制内的年轻人一个参照作用：原来即使在体制内也可以这样活，原来说自己的心里话也并没那么可怕。
底层的发声者
“悲剧已经发生，伤痛也许永远都无法愈合。很显然，无论什么样的惩罚都无法挽回被害人的生命、弥补被告人的罪过。从这个角度而言，无论什么样的判决都不过分。但是，家中的孩子和老人依然等待她去照料，没有妻子和母亲的家庭即将崩溃。因此，综合全案情节、本案的复杂原因、被告人的主观恶性、悔罪表现及其家庭的具体情况，鉴于被告人一直安分守己，克尽母亲的责任，其并不是一个本性恶的人，只因一时冲动想不开才做了蠢事，公诉人提请法庭在量刑时酌情从轻处罚。”2005年，这份为被告求情的公诉词备受舆论关注，由于将自己生病的女儿溺死，来自贫困农村的周模英被控“故意杀人罪”。
在公众的认识里，公诉人应该是指控犯罪的，代表被害人一方，但检察官杨斌却替“杀人者”求情，请求法院“从轻处罚”，公众的不理解一度将杨斌推上风口浪尖。
让杨斌陷入非议漩涡的，还因她做了“检察官分外的事”：她动用自己“体制的资源”，将周模英的两个孩子送到了县城读书，还为周模英争取了一套房子。
有领导看完媒体的报道直接跑到办公室对她说：“我不赞同你的做法。”甚至有人在她的个人微博上留言：“公诉人不是社会学家、不是慈善家、不是政治家，杨斌是个好人，但她不适合做检察官，她更适合到民政部门、到慈善机构、到妇联去工作，她更适合做律师、做牧师。”
“我是不是做错了？我是不是不应该同情她？”面对体制内外的质疑，杨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她试图为心中的疑惑寻找出口。于是，她再次捧起《悲惨世界》细读，不断反思。
但是，“这种质疑没有让我放弃”。她一直以来所信奉的“法律的最高境界是仁慈”“司法的首要是良知”执法理念，因此更加坚定。
“慈善和助人难道是慈善组织的专利吗？救赎心灵是牧师的专利吗？”杨斌不满这种论调，她觉得普通人尚且能在日常生活中修行，力所能及地帮助人，“为什么我检察官的身份反而成为我行善与助人的障碍？这中间存在怎样的误区？”她反问道。
“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首先是一个人。”
事隔十年，当杨斌再谈起周模英案时，她内心已经显得非常平和：“很多人把犯罪的人都贴上了一个标签，这跟我们以阶级来论人是一样的。”
杨斌谈到，在她职业的初期，也曾把犯罪的人列入另类，认为被生活抛弃也是他们咎由自取。但当接触到更多的案件，看到足够多的犯罪，她对社会和人性有了更深刻的反思和认识：“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好人或坏人，但每个人都有向上的本能。”
对于杨斌来说，周模英案是一个里程碑。“正是在那个案子之后，我非常明确法律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它一定是建立在人的生存之上的。”她说。
从周模英案到高玉山案，杨斌似乎不断地为这些社会底层犯罪者发声，为他们求情，却遭受奚落：“辩护律师都希望遇到这样的公诉人，自己都不用开口说话了。”但事实上，这又不完全是杨斌，“那是被媒体放大的我”。她说，她所做的一切，都在法律框架之内。
法律内的坚守人
12月11日，采访从临近广州市检察院附近的咖啡店转至一家牛肉拉面店。店里年过半百的大爷眼尖，立刻认出了杨斌。我们落座没多久，他便端上了热腾腾的包子和菜肴，一个劲地叫我们吃。“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店。”杨斌缓缓地说，给我们夹菜的大爷是这家牛肉拉面店的老板，也是她曾接手一个案子的被害人的父亲。
2008年，19岁的姜雄（化名）为了逃脱31元的饭菜钱，把一路跟随他要钱、年仅15岁的曾小华（化名）杀害了。
事发的当天晚上，身无分文的姜雄到曾小华家的店吃饭。之后，他称忘记带钱，要回家取钱。执著的曾小华一路跟随姜雄从五羊新城到珠江新城。见曾小华跟得紧，没办法甩掉，在一处僻静无人的草坪里，姜雄将曾小华杀害了。
“我当时很想救他一条命，毕竟，他才19岁，还是个孩子啊！”即使面对大爷，杨斌依然直言不讳。一般情况下，案子到了公诉环节，只要过堂一次就行，她却提审了姜雄四次，这打破了她提审犯罪嫌疑人的纪录。
提审的过程中，杨斌发现，姜雄是一个虚荣、好高骛远、幻想成功、拥有无上荣耀的男孩子。他甚至对杨斌撒谎说自己出身于富有的家庭，家有奥迪汽车，曾在新疆乌鲁木齐武警部队立过战功。无论怎样，杨斌想要通过争取最大限度的赔偿来帮助姜雄获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让他免除死刑。
为了核实姜雄说的话，几经周转，杨斌终于联系上姜雄远在山东老家的派出所工作人员，却证实姜雄所言并非事实，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的孩子。
杨斌仍不死心，她试图给姜雄曾经服役的部队寄发公函，核实姜雄是否真的立过功。报告报上去了，领导却不批准：立过功与否与本案无关，也不应该由公诉人核实。倔强的杨斌还是偷偷地盖章，将公函寄了出去。
开庭的前两天，杨斌终于收到回复，但结果却与姜雄所说的截然相反：其因不服管教而被部队开除。
杨斌如实地将所有的情况写在公诉词里。“我不会因为同情你而帮你隐瞒犯罪事实，也不会因为痛恨你而忽视对你有利的情节。”杨斌说，在外界看来，她只会同情被告人，但事实上，在执行职责的过程中，她完全在法律内行事，用她自己的话，就是“法律该怎样就怎样”。
“公诉人并不代表哪一方的利益，只要跟案件有关的，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就要从客观的角度去全面调查。不是对被告人有利的，就应该是辩护律师做的事。”杨斌解释说，作为经办人，就要竭尽所能还原案子，不先入为主、如实地表达案情。既不回避，也不主动迎合，这才是应有的责任。
由于种种原因，姜雄最后还是被判了死刑，对于这个判决，杨斌并不感到意外：“司法面临的压力很多，譬如维稳的需要、舆论的介入、被害人家属的压力。但其实你会发现，公众发声的时候夹杂着很多戾气，他们有可能把对社会的不满全部发泄到这些个案上来，这导致了很多本不应该被判处死刑的人被判了死刑。”
事隔多年，现在再回头面对杨斌，青海的大爷对杨斌的做法已经能理解。当年，他去找杨斌讨说法，没料到杨斌对他说：“让未成年的儿子在店里打工，出了这样的事，你做父亲的难道就没有责任吗？”听完这句话，他气得跺脚。
冬日的早上，回想旧事，他只是微笑着点头：“有道理。”
悲悯的践行者
周模英案之后，杨斌恢复到此前默默无闻、埋头办案的状态。“那时候我很快乐。”她说，周模英案之前，她是喧嚣和盲目的，但之后，她沉下心来思考很多问题，按照自己所理解的法律精神去办理每一个案子。她竭尽所能去帮助办案中遇到的有困难的家庭，她开始关注“社会底层犯罪者”。2013年6月，杨斌在自己的微博上发起了广东省内首个专为刑事案受害者设立的救助组织——“天祥关爱计划”，2014年8月29日，天祥关爱服务中心登记成立，杨斌意欲为刑事案件双方家庭提供物质帮助，化解最难忘却的仇恨。而这个想法最初来源于一个案子。
2008年，24岁的宋小华因为感情纠纷杀死了同厂的好朋友、19岁的李洋，宋小华被判死缓。李家虽不认同这个判决，但最终选择接受。背负着沉重的愧疚感，五年来，宋小华的姐姐与母亲靠在北京打工赚钱，每年给死者家属寄钱，希望得到原谅。“我希望这两个善良的家庭走向和解。”杨斌说。
以往，碰到困难的当事人，杨斌会选择在微博上为他们募捐。但这次，得益于朋友的支持，她决定尝试建立组织去帮助这些底层犯罪者。“毕竟有一个做一个，这种帮助是非常有限的。”这几年，她接到很多类似的求助信，但碍于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有限，她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
在长期的办案工作生涯中，她看到很多悲惨的家庭。“无论是被告人或是被害人，一个刑事案件的发生，对许多家庭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杨斌谈到，普通刑事案件大部分都发生在底层当中，本是在生活边缘挣扎的人群，一旦家中有人被杀或坐牢，整个家庭便陷入了崩溃的边缘。
“如果因为我点滴的努力而给被害人被告人黯淡的家庭带来一些希望，我决不吝于我的努力。”杨斌的语气里透着不可动摇的坚定，却也让人感受到她骨子里深深的悲悯。
心灵的摆渡人
2007年，杨斌接到一宗故意杀人案件，提审结束的时候，犯罪嫌疑人陈军（化名）突然跪下来，请求她开庭的时候帮他说说好话。 “起来吧，你好好想想开庭的时候你应该怎么说，只有你自己才能救自己。”杨斌冷冷地望着他。开庭时，陈军深深地向被害人家属鞠了一躬，却矢口否认自己故意杀害被害人的事实，声称只是在两人争斗中，刀子不小心碰到了被害人，导致被害人死亡。“所有证据都指向他是故意杀人的。”这一次，杨斌没有为他求情，而且，在公诉词中，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他回避事实、推卸责任的恶劣认罪态度。
陈军最后被判死刑，验明正身的时候，陈军恶狠狠地盯着她说：“我记住你了。”从未遇到如此凶悍的犯罪人，杨斌迅速反击：“我也记住你了。”说这句话时，杨斌未觉察自己带着恨意。
当看到《悲惨世界》中“可怜的东西，它也不想这样”这句话时，她突然放下了所有的仇恨，宽恕了他，也原谅了自己。她突然意识到，当她说“我也记住你了”这句话的时候，她其实和罪犯一样，内心充满恶。
“许多恶性犯罪的起因，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对于有的人来说，就是天大的事情，他就是有可能因此去杀人，老天爷造物的时候把他造成这样的。”杨斌说，这个世界，就像有感冒的易感人群一样，也有犯罪的易感人群。这个案子之后，哪怕是公众眼中再十恶不赦的人，都不能激起杨斌内心的仇恨。她不再恨任何人，包括在微博上骂她、质疑她、中伤她的人。
“每个人都善恶兼有。我办理的这些案子，收到的这些质疑，我觉得都是在‘度’，因为原来我内心的恶、恨都在不断的反思领悟中，清除掉。”她说。
她在度己，亦在度人。
体制内的叛逆者
在司法界中，杨斌非主流、感性的公诉词尤为引人瞩目。与传统的“八股套语性公诉词”不一样，杨斌的公诉词自成一体，她力求做到公诉意见简练，不讲套话，排斥说教式的语言。对于她的“感性公诉词”，有人拍手称好，也有异议：不管是公诉人还是辩护人，都要立足于司法的角度去论证问题。杨斌回应：她从不回避控辩的焦点。
“如果传统的套语性公诉词法官不愿听，旁听的人员不愿听，被告人不愿听，又何以打动人、感化人？”杨斌说，在体制内，犯罪背后的原因，个体的命运，往往被忽视。
“我们只是一个冷酷的机器，只是机械地执法。”杨斌不愿意成为冷冰冰的执法机器，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公诉词能引起大家对案件背后折射的社会矛盾和现实的思考，哪怕仅仅触及被告、被害的当事方也值得。
通过感性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杨斌努力挖掘呈现案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矛盾和现实。“犯罪时社会矛盾冲突，也是人性矛盾冲突最激烈的表现之一，那些典型的案子，它不单单是个案，它有典型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应该引起社会反思，我认为这也是办案的最大价值所在。”她说，让办案的效果不仅仅止于个案，而是类案，甚至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扩大出庭效果，充分体现办案和预防的统一，是她一直追求的庭审效果。
提到自己是“另类”“传统的叛逆者”等等的代名词时，她笑笑说：“我只是说了很多人想说的话，做了很多人想做的事。”
但压力并不是没有，她也曾多次被领导叫去谈话。“也理解领导，不过我也习惯了。”她耸耸肩。
“我觉得这个社会要进步就要不断地打破它的框架。”杨斌生存于体制内，却不依附于它。“这个体制有很多束缚，有些规定是莫名其妙的。”在体制内工作22年，她一直努力扩张体制的弹性。
“很多人认为这些条条框框是僵死的，但我认为它是有弹性的，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一成不变。”她说自己并不是体制内唯一敢言的人，但之所以被放大，只是因为媒体的关注比较多。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媒体对她的报道和关注给了她保护色，体制内对她的容忍度也更大些。
说着这话的时候，杨斌却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我准备辞职了。”但熟知她的人对这个决定并不惊讶。
2011年起，杨斌已不在一线办案，转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中心，接待前来查询的群众。对于“退居”的原因，她并没有过多的透露，只说是正常的工作岗位调动。
“我内心总有一种使命感催促我去做一些事情，我得到了这么多的光环，得到了这么多的关注度，这是社会和公众给我的，我应该站出来做点什么，不然对不起这些东西。”杨斌谈到，她更希望自己的存在能给体制内的年轻人一个参照作用：原来即使在体制内也可以这样活，原来说自己的心里话也并没那么可怕。
责任编辑：侯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