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 Too运动是完善反性骚扰立法的契机

　　最近一段时间，一场名为Me Too的反性骚扰运动席卷互联网，一个个女性站出来诉说自己遭受性骚扰和性侵害的不堪经历，一些知名的公益大V、媒体人、学者被牵涉其中。这波风潮引发了激烈的社会讨论，各方观点可谓众说纷纭。由于性骚扰多发生于私密环境，缺乏旁证，因而试图对个案作出公正的评判，并非易事。网络上动辄选边站队，或指责举报女性的动机，或对被举报男性实行有罪推定，其实并不足取。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性骚扰事件为何会长期埋于冰山之下？尤其是，当事女性为何无一采取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利，而是不约而同地选择隐忍，直到多年之后才敢站出来指控？对于性骚扰这一攸关女性权利的社会问题，如果仅仅停留于道德审判的层面，那么，既无法给女性以有效的保护，也难以给涉事者以公正的结论。
　　从立法层面追溯，2005年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已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但在现实中，这一立法设计的落地却很不理想。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于何谓性骚扰，法律缺乏明晰的界定。虽然在一些地方立法中，将违背妇女意志，以具有性内容或者与性有关的语言、文字、图像、电子信息、肢体行为等形式定义为性骚扰，但依然过于空泛、笼统，司法实践中很难准确把握。
　　与界定难相似的还有取证难。在私密环境里，性骚扰具有隐密性。在公开场合，性骚扰则具有突发性和瞬时性。因而受害人很难及时保存证据，并且要证明证据与涉事人是否具有关联性，同样困难重重。目前性骚扰诉讼中出现的“低起诉率、高败诉率”现象，主要原因就在于取证难。
　　对于性骚扰的处罚，还存在着普遍过轻的问题。性骚扰对于受害女性而言是噩梦般的体验，往往导致其身心严重受创。今年6月，甘肃一名女生受到老师性骚扰后，因忧愤而跳楼自杀，就是典型例证。然而，对于性骚扰行为，涉事者大多只是受到内部处分了事，少数交由公权力机关处置的，也大多由公安机关予以治安处罚。对于性骚扰刑事责任的追究，事实上存在着门槛过高的难题。
　　此外，性骚扰中的雇主责任，更是常常被忽视。性骚扰的背后，是不对等的权利和地位。上级对下级、强者对弱者的优势地位和支配权等等，都是催生性骚扰的土壤。因而，雇主采取积极措施，承担起防范性骚扰的责任，至关重要。但在现行法律中，有关雇主防范性骚扰的条款非常笼统，对于不履行义务的雇主，亦缺乏责任追究机制。在众多性骚扰诉讼中，雇主责任要么被回避，要么仅仅支付微不足道的赔偿。而在许多国家，未能尽责的雇主通常需要承担天价赔偿，其间差别令人深思。
　　性骚扰进入公共话题，引发媒体跟进和社会关注，当然是一件好事，但这样的公共讨论，不能沦为无休无止的口水战。事实上，Me Too运动中越来越多女性勇敢说出自己的痛苦经历，其最大价值在于推动立法，即帮助冲破性骚扰在法律中最大的两个障碍：对受害者的不信任，以及对受害者所受伤害的轻视。
　　从世界范围看，性骚扰立法的完善，背后都有公共事件的强力推动。以美国为例，上世纪70年代，女矿工洛伊斯与两名女同事挺身而出，起诉对性骚扰现象态度冷漠的矿业公司，这场艰难的诉讼轰动一时，引发美国民众的广泛讨论。最终，法院对这一案例作出的判决首次确认，公司应该就恶意工作环境的存在，向受影响的雇员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在民意压力下，修改了《民权法案》中的相关条款。自此，所有美国公司开始认真对待性骚扰问题，对保护雇员权利意义深远。
　　最近的例证则是，今年年初，韩国也掀起了一场控诉性骚扰性侵犯的Me Too运动，韩国政界、文学界、演艺界的一些知名人物纷纷牵涉其中。这场席卷韩国的社会运动，推动了韩国性骚扰立法的变革，立法部门已准备将“以权换性”的最高刑罚从5年升至10年，追诉期则从7年升至10年。
　　Me Too运动能否成为完善我国性骚扰立法的契机，值得期待。从公众到立法机关都应当认识到，道德审判无法实现对女性权利的保护，只有法律站在女性的背后，才能给她们以最有力的支援。让反性骚扰立法早日走向完善，并在现实中落地生根，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 责任编辑：阿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