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德克·巴莱》的启示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摘自明末遗民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

　　公元1279年(南宋祥兴二年，元至元十六年)，广东崖山，两个王朝在此对决。其实，与其说是宋元决战，不如说是南宋王朝的绝战，彼时的国际局势，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铁骑，正横扫欧洲大陆，基督徒们惊呼这来自蒙古高原的黄色风暴为“上帝的鞭子”。崖山海战中，南宋阵营，二十余万众包括还是稚子的皇帝，文官、太监宫女、家眷、跟随逃亡的百姓等，宋军精锐已在早先的襄樊守城战、长江对决中，损耗殆尽。
　　结局无悬念。丞相陆秀夫负幼帝投海，十数万军民随之蹈海赴死，数日后，浮尸蔽海，连久历战阵的元将张弘范见之亦扼腕长叹。
　　后人慨叹“崖山之后再无中华”，其意宋亡元兴后，以游牧文化之野蛮暴力，取代中华传统之典籍礼法，此非以往之王朝兴替，故宋之亡，非仅亡国，是为亡天下。当然后代史界也有不以为然，认为所谓“崖山之后再无中华”之论断，实属汉文化正统论之狭隘视角。宋元之后，明清之中华文化，仍在上升发展中。
　　鸦片战争之后，知识分子面对来自华夏之外的文化冲突，惊呼其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后，农民起义、洋务运动、百日维新、党人革命，均是嬗变时代不同阶层对现实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或行动。但无论是割地赔偿还是签订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从中国图谋的是贸易之利，“脱亚入欧”后以东亚宗主国自居的日本则不同，其对中国的征服方案，是全方位的：经济利益与生存空间是要的，最狠的招数，却是文化灭绝与同化。
　　台湾导演魏德圣执导的《赛德克·巴莱》回溯了这段历史。日本人占据台湾之后，进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和资源掠夺：表面上，日人在山区设立邮局、学校和医院，铺设小铁路，但事实上，铺设铁路的目的是为了将砍伐下来的阿里山千年桧木运送到日本，建造神社和宫殿；赛德克人男人被迫服强劳役，砍伐树木，女人沦为佣妇，对山林的过度砍伐，直接后果是猎场的退化和猎物的减少。扛木头所得的少许薪水，又被贪心的日本杂货铺老板以质劣烧酒盘剥。番童教习所中，孩童与大山渐行渐远，教科书向他们描述山外的另一个社会、另一种秩序、另一种文明，而他们的体质和丛林生存技能，却越来越孱弱。成立的番童教育所，教科书充斥着皇民化教育的内容，其目的，就是让原住民放弃甚至从内心中质疑和鄙夷自己的原生文化。
　　正在发生的变化，隐约在赛德克族头目莫那·鲁道那忧虑的目光中。这位曾经骄傲的大山之子，发现殖民者所带来的现代文明，不仅如吸血鬼般攫取着阿里山的资源，挤压高山族人的生存空间，所谓现代文明格式化生活，将人异变为工业化机器的一部分，使族人在酒精和烟草中迷失自我，比起生存，莫那·鲁道更担心的是族人的灵魂无处可栖，死后找不到彩虹桥，无法回归祖灵的怀抱。
　　反抗在酝酿。山中溪流边，莫那·鲁道与受过师范教育并成为日本警察的青年族人拉斯奇·诺敏的一番对话意味深长，拉斯奇说日语、穿和服、喝清酒，取日本名“花冈一郎”，被日本人标榜为生番接受现代文明教化的成功样本。拉斯奇向头目描绘了他在日本学习期间的见闻，所谓文明世界的火车、飞机、轮船，还有杀人如割草的现代武器。他建议，赛德克人应该忍耐欺压并努力学习，应该接受并主动拥抱工业文明。
　　对于这种观点，莫那·鲁道明确地回答：“如果日本人的文明需要我们以卑躬屈膝作为代价，那我们宁愿回敬他们以野蛮的骄傲。”莫那·鲁道也知道，落后的武器，以区区数百人的部落对抗日本帝国强大的军事机器，无异于以卵击石。但族人反抗，关键不在于成败，与利益无关，与灵魂相关。决心做的事，就决绝无悔，骄傲的原住民，就是要以血祭祖灵的方式，向傲慢的征服者传递不服从的信号。反抗，不仅仅是简单地将子弹射向敌人，让侵略者的血，浸濡阿里山的土地；反抗，也是族人重拾内心骄傲的过程，让族人无所依存的灵魂，重新找回通向祖灵之地的彩虹桥。
　　于是，一场反抗，一场不对称战争发生了。
　　让日本军警狂躁的是，数千名配备工业文明流水线所生产出来的精锐武器的现代化军队，却在山区游击战中受挫于数百名原住民武装。在祖先们打猎的围场中，赛德克人鬼魅般出现，如山雾般隐逝，搜山的日本军警在惊叫中，丢却性命。
　　赛德克族的女性，在起义开始后，聚集在祖灵树前，集体悬颈自尽，为了是让男人们无后顾之忧，奋勇杀敌。
　　最后的最后当然是血色图景。灵魂如山鹰般自由翱翔的民族，是无法容忍任何征服与奴役的。
　　雾社事件，让日本殖民者在不得不重新检视对台湾殖民政策的同时，采取更怀柔的政策。事实上，日人的奴化政策也未必不成功，赛德克人以颈血溅敌，并未得到所有族人的支持：一些世仇部落加入日人的阵营，趁机扩大势力范围，但内心最为纠结的，莫过于受过系统日式教育的青年族人。雾社起义一开始，身为日本巡警的花冈一郎血液中的族人意识觉醒了，赛德克人拉斯奇·诺敏满血复活，他打开了警察所的武器库，发放步枪武装族人，自己却没有参加杀戮。两边对战中，他如孤魂般在溪边游荡，内心反复质问：自己到底是日本天皇忠诚子民，还是赛德克祖灵血性子孙？死后灵魂是该进入日本神社，或越过彩虹桥回归祖灵，栖息于山巅树冠？拉斯奇·诺敏抑或花冈一郎如行尸走肉般游荡在山中，悲怆无法自答，心中没有答案。娶了日本妻子的花冈二郎，在妻自杀后，毅然剖腹，揪出纠结的心肠，他们的孩子，一个牙牙学语不谙世事的稚童，躺在他们身边。
　　赛德克人的反抗，在日本殖民历史中，被叙述成生番对制度文明不识相亦自不量力的抵抗，是对先进文化同化野蛮社会的本能排斥反应，与此同时，更细密更隐匿的文化殖民紧锣密鼓地落实中。
　　史料证明，日本人对台湾的殖民系统工程是成功的。日据时代，鼓励台湾人取日本名字、说日语，禁止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汉语、方言，就是要从文化上切除台湾人民与自己母体文化的血脉联系。如果说，花冈一郎们在死亡的瞬间，仍于母体文化与殖民征服间逡巡犹豫而不知所择，那么，成立于二战期间的高砂义勇队，却见证或印证了文化殖民的成功。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军部决定在高山族中招募志愿部队，于是高砂义勇队应时而生。据资料记载，面对台湾总督府发布的召集令，高山族青年踊跃报名，甚至有写血书明志者。万余名高山族青年加入日军参与太平洋战争，死亡和致残者高达三分之一，高砂义勇队作战英勇，且擅长于丛林生存，据日本士兵回忆，这些高山族战士是天生的丛林之王，在热带雨林中可穿梭侦察，分辨远处声音，从事伏击。精于狩猎，对丛林植物分辨可食或不可食，日军同僚患疟疾，能冒险摘椰子取水解热。在作战时，英勇、服从，有着顽强的作战意志，能主动要求承担高风险任务。在战争中，高砂义勇队的死亡率，远超普通的日军联队。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太平洋岛屿上，仍有少数日军士兵在丛林中坚持游击战，拒绝承认日本战败投降的事实。1974年，最后一位日军士兵中村辉夫（族名史尼雍）结束抵抗，走出丛林，31年的丛林生活后，虽军服已然破碎成条状，这位来自台湾的阿美族士兵仍然妥善保管着军队配装的三八大盖、军用水壶、钢盔，另外还有18发子弹。
　　亡人之族，先亡其史，信矣！高砂义勇队的成立时间是1942年，彼时离雾社起义仅过去十二个年头，一个生肖轮回年，不到一代人的时间，文化侵略之流毒，可使人忘其祖灵而不知。
　　（作者单位：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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