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中的文化沉思》专题报道之一

兵燹年代的文化守望

编者按

  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特性的载体,当一个民族文化不再,这个民族也将不复存在。
  杭州文澜阁藏书历经战火因义士拼命得以保存至今,电影《赛德克·巴莱》回溯的日本侵略台湾的每一个镜头都透露出文化侵略的可怕。两段历史无不让人唏嘘中华文化留存之不易,无不感念历次文化浩劫中为护卫文化而付出一切的那些人那些事。
  从作者充满历史厚重感和思辨气息的文字中,我们能强烈感受到其中传递给我们的情感:文化不息,则民族不息!

 

  旅居杭州期间,周日无事,循例逛博物馆,到浙江省博物馆孤山分馆,不经意间,左巡右转,踱进了文澜阁,感受了一段历史。
  文澜阁之历史溯源,与中国历史上一位自命为“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有关,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创了数个中国文化史的第一,比如一生中写下了两万多首诗,虽多打油格局,不敢恭维,但就勤快而言,堪比当今的网络段子手专业九段。
  除多次下江南,杭州西湖游留下多处石碑题字存留至今外,文澜阁与乾隆之渊源,连接点却是藏书的缘起。盛世修典,修的是前朝史,有文化瘾的乾隆爷却立志做一个更大的道场,他召集了全国名儒大家,费十三年光阴,修成了《钦定四库全书》,共计7.9万卷、3.6万册,估略约8亿字。可以想见,在笔墨纸砚纯手工作业年代,这是一项何等浩大的工程,非皇帝无法任性,非国库无以支撑。据史料记载,《四库全书》仅抄录人员就有3600多人,馆阁前常年设立招募处,写几行字,字迹清秀者即可录用。好在当年,写字端正是读书人的基本功,再加上抄书乃是雅事,既可在抄录中学习经典,亦可挣得几斗米补贴家用,故抄书人力资源倒是有充足的保障。终于,书抄录了四部,皇帝老爷的家紫禁城和休闲的圆明园各藏了一部,另外两部分别藏在后金龙兴的老家沈阳和承德避暑山庄,史称“北四阁”。
  考虑到江南文气较为鼎盛,乾隆同意江南士人所请,在杭州、扬州、镇江各增设一藏书阁,杭州文澜阁应时而生,与北四阁的建设主要依靠国帑不同的是,南三阁的硬件建设及藏书抄录,主要依靠的是江南士绅的民间捐输。
  文澜阁建成于1782年,此时离明朝的覆亡已有百余年之久,清初几位皇帝,汉学造诣不亚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汉人皇帝,加之康熙朝的“摊丁入亩,永不加赋”,皇权对百姓的盘剥压榨,对比明朝走马灯般的昏君连连、太监乱政、闭关锁国、横征暴敛,小老百姓的日子似乎还更好过些,所谓“反清复明”之天地会,似存在于武侠小说中,现实社会中想造反的人并不多。
  徽州松香塑的墨,在端州石头凿的砚中磨动,湖州产的笔在宣州造的纸上写意流动。书生们焚膏继晷,抄录的不仅仅是字与文,而是一个民族夸父追日的执著、精卫填海的坚忍,是孔孟的哲思,是历朝施政的往鉴,是各地的物产方志,或者说,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与魂魄。
  在杭州文澜阁中建成的近百年中,它不仅是图书馆,也是文化地标和知识传播基地,来自江南各省的士子,可以预约到此借阅书籍誊抄。时至今日,复原后的文澜阁博物馆舍,仍保留方便各地士子抄书的书案。
  鸦片战争后,中国兵连祸结,灾难重重。洪秀全之太平天国,起事广西,席卷江南,太平军奉“拜上帝教”为意识形态,将孔孟之道与满人同视为妖孽,所到之处,孔庙、书院之类的文化设施,多遭兵燹。
  1861年,太平军攻入杭州城,当地士绅多逃往上海租界或乡下避难。江南著名藏书楼八千卷楼的主人、出身书香门第的钱塘人丁申、丁丙兄弟此时亦避战祸于杭州城西的西溪。一日,兄弟俩在店铺购物时发现用于包装的纸张竟是钤有玺印的《四库全书》,惊问之下,方知文澜阁进驻了太平军,下级士兵多为不识字之农夫,见满屋书籍且无长官明令管束,竟用于烧饭引火或包裹东西之用,随意抛弃。
  此时战乱未休,太平军虽占据杭州城,但左宗堂湘军、李鸿章淮军和上海的洋枪队在步步进逼中,杭州城已成四战之地。见藏书可能毁于兵灾,好书如命的丁氏兄弟,此刻想的,已不是如何苟活,除拿出家财、出动家人外,还雇人每日沿街收购文澜阁藏书,陆续送往安全之地妥藏。江浙人素有“敬惜字纸”之习俗,丁氏兄弟乱世义举,历时半年,竟然也从兵荒马乱的时局抢回阁书8689册,占全部文澜阁藏本的四分之一,比起太平军退出杭州城后的人口存量不足十分之一,已然幸运了。
  太平天国终于如潮水般退去,经历战乱的富庶江南已然破碎,仅人口损失估计近亿人,乡村成为鬼冢,城市变成废墟。诸事待兴时,牵挂在丁氏兄弟心中的,却是文澜阁藏书的修复。兵燹中,《四库全书》江南三库,扬州、镇江的藏书阁毁于兵灾;北方藏书中,圆明园的书香古籍,在闯入园子的英法联军眼中,比不上玉器及瓷器值钱,连打劫的价值都没有,焚毁于那一场大火。
  战乱稍歇,清帝国的北方,仍在捻乱不得消停,丁氏兄弟却已经捋起袖子,召集书生开始修复典籍的工作,与曾国藩所自诩的“召书生率农夫平天下乱”不同的是,丁氏兄弟所召集的书生,拯救的不是岌岌可危的皇权,而是国家的文化宝藏。
  纸的年代,藏书修复,最笨拙却也最有效的方法,当然是找到另外的藏本,老老实实抄就是了。这是一项极繁复及耗资不菲的工程,丁氏兄弟虽为江南士族,但战争中好不容易存留下来的祖宗基业,家资多耗费于此,所幸江南读书人多,古籍修复类同筑路修桥,行善积德,当地士绅们众筹不少资金,修复工程得以继续;参与抄录的士人,虽无薪酬亦乐为之;各地藏书家,依馆藏之书单目录,捐孤本善本以备抄录。修复工程也得到当地各级官员的支持,或捐资,或政策扶持。其间最给力的支持者,当属时任浙江巡抚的谭钟麟。
  滴水穿石,天道酬勤。丁氏兄弟之后,文澜阁藏书的补录工作并未停歇,民国初肇,国立浙江省图书馆首任馆长钱恂继续组织人力补抄,史称“乙卯补抄”,稍后,海宁人张宗祥又发起“癸亥补抄”。经过几代知识分子的薪尽火传,接力续航,修复之后的文澜阁藏书,不仅将佚失的藏本悉数补齐,还有增加。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总编辑纪晓岚揣摩圣意,将他们认为“离经叛道”“诋毁朝廷”的内容悉数删除,许多藏书被删节变成“太监版”,时人称所谓“编书”实为“残书”或“毁书”。丁氏兄弟的抄书补录中,找到的是民间保存的初始版本,许多残缺的章节得以重见天日,故杭州文澜阁所收藏之《四库全书》,比起紫禁城中的官定版本,反倒更全面、真实、客观,于学术研究更具有考据价值。
  动荡时代,兵灾仍在持续。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文澜阁藏书也随沦陷区人民一起迁徙流离,辗转数省,行程五千里,最后歇脚于贵州一个岩溶山洞中,见证八年抗战国民之卓绝。贵州天无三日晴,湿气重,于古籍之保护实为不易,偶出太阳,管理员们欢呼雀跃,赶忙于洞口摊开草席,轮番晒书。
  据说当年淞沪会战,日军于杭州湾包抄登陆,局势陡变,国民政府军防线雪崩。在接令紧急后撤时,特别训令调拨运力,抢运文澜阁藏书至大后方。军情如火,时间紧迫,命令执行者选择将一些来不及搬走的战略物资焚毁,却决计不肯将国家典籍留给敌人,于国人看来,焦土抗战,物资枪炮固然重要,但全民抗战之肇因,在于日倭蚕食鲸吞,欲置华族于亡国灭种之境地,救国图存,文化为本,文化魂魄倘若不存,国民誓死抗争所为何事?事后证实,日寇占据杭州城后,负责在中国搜集文物古籍、劫掠文化的“占领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特意派人到处搜寻文澜阁藏书,不意已书去楼空,恨恨而返。
  影日悠悠,斗转星移。互联网时代,地球已然成为一个村庄,几亿字的图书馆藏书,一个小小的硬盘即可收纳。在杭州点击鼠标,向东即可进入太平洋彼岸美国国家图书馆的网站查阅资料,向西进入大英帝国的博物馆观赏展品的全息影像。换言之,互联网时代,人类知识已然共享,无问西东。
  物可移,技常新,道长存不变。古今浩然正气者,舍生取义是,杀身成仁是,但在一个不可选择的时代,兵祸如镰刀般收割生命,兵燹如炼狱毁灭诸多美好事物,却仍有那么一些人,逆火而行,因着本心,拼着性命,做着自己认为应该做、值得做的事,更是大义壮举。
于是今日,站在文澜阁博物馆的大厅中,穿过历史的时空之纱,隐约看见了那书、那些人,感受到那初心、那微笑。

● 责任编辑:王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