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司法机关“两长”履新

编者按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全面深化新时代司法改革的征程，未来如何持续推进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下一个五年、十年的践行意义深远。
　　随着3月18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新任掌门人相继揭示，省级以上法院院长、检察长全部亮相。
　　周强连任最高法院院长，法律专业科班出身的司法部部长张军执掌最高检察院，九成以上省级“两院”“一把手”系法律科班出身，高学历、名校毕业、长时间的法律工作经历几乎成了“标配”。
　　本轮法检两长走马换将，由法律专业人才担任省级以上“两院”掌门人，实现内行领导内行，让法律界人士对新时代法治建设之路寄予厚望。

　　3月18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新任掌门人亮相。
　　周强连任最高法院院长。法律专业科班出身的司法部部长张军执掌最高检察院，接替曹建明成为第十三任检察长。
　　这一结果，让法律界人士对新时代法治建设之路寄予厚望。
　　对这次换届中“两高”领导人的人选，法律界人士举首戴目。党的十九大开启了全面深化新时代司法改革的征程，未来如何持续推进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下一个五年、十年的践行意义深远。
　　在此背景下，谁来执掌“两高”，相当关键。由法律专业人才担任“两高”掌门人，实现内行领导内行，对今后的新时代法治建设进程至关重要。

专业化“新掌门”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147号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已迎来新的首长——张军。在深化监察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张军出任新掌门，可谓意味深长。
　　现年62岁的张军师出名门，本科、研究生曾先后就读于吉林大学法律系法律专业、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专业，曾师从我国刑法学泰斗之一的王作富教授。此后，张军在法律领域耕耘，或有职位上的变动，但从未离开过法律。
　　1985年，张军进入最高法院，任研究室综合处书记员。从这个基层岗位做起，历任刑事处副处长、处长、审判员，研究室副主任，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等职，于2001年年底升任最高法院副院长，时年45岁。
　　担任一年半的最高法院副院长之后，2003年，张军履职司法部副部长，从负责审理各类案件的最高审判机关，到主管全国司法行政工作的国务院组成部门，这也是张军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小转型。
　　在此期间，曾在武汉大学法学院刑法学专业学习，师从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著名法学家马克昌，获法学博士学位。
　　两年后，张军离开了司法部，于2005年8月“回炉”最高法院，再次走上最高法院副院长岗位。2007年，张军开始担任中央纪委常委。2012年11月4日，在十七届中央纪委八次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纪委副书记。
　　就司法领域而言，科班出身的张军表现出了较高的法学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司法实务经验。
　　在张军担任司法部副部长的2005年前后，司法界争论较多的问题便是是否全面废除死刑。当时，张军的观点是在实践层面全面废止死刑在中国现阶段是很难的，他认为中国的刑法要考虑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统一，更可行的办法是改革中国的刑罚制度，增设20年、30年的长刑，设立了长期刑后，死刑在审判机关自然就会减少适用。这个观点在张军重回最高法院之后的2006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将人民法院组织法的第十三条修改为：“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复核的回归，也被认为是中国死刑审理制度最重大的一次改革。2011年5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将数罪并罚的刑期总和刑期上限提高至25年。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吴法天清楚地记得，2008年5月20日，时任最高法院副院长的张军莅临中国政法大学，代表最高人民法院致辞祝贺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院成立两周年。尽管他事先为张军准备好了一份致辞稿，但是会场演讲的时候，张军完全是半脱稿状态，基本是自己发挥，很多法院审判的数据都是信手拈来。
　　吴教授后来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撰文称，“因为在现场亲耳聆听了其演讲，震撼于他即兴演讲的口才”，对张军的专业能力不得不佩服。“演讲条理清晰、思维敏捷，而且精力充沛，一讲一两个小时，我们都还能听得津津有味。相比于一些机关里的老官僚，张军算得上是一股清流。”
　　更有媒体报道，张军分管死刑复核的时候，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每周都会召开有关刑事方面的专门会议。法官汇报案件都很紧张。因为包括张军在内的审委会的这些领导几乎都是从办案岗位出来的，也可以说，是从案卷堆里爬出来的，问的问题都很专业，能一下子问到最关键的地方，经常一个问题就把办案法官问住了，张口结舌，不知道该答什么，会后赶紧弥补。下周开会再汇报，就更紧张了。
　　年少张军4岁的周强，和张同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后更名为西南政法大学），专业民法，师从法学名家金平教授。两人同为法学硕士，各有七年较为系统完备的法律教育背景，专业化程度之高和上届“两高”“两长”在伯仲之间。
　　虽专业背景相似，但两人的晋升路径大为不同。
　　周强籍贯湖北黄梅，1985年毕业后从司法部法律政策研究室法规处干部起步，后获得时任司法部部长肖扬欣赏，任职部长办公室主任，后任司法部法制司司长。十年磨砺后离开司法部，调往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任书记。1998年，38岁的周强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这一年，肖扬当选最高法院院长。
　　2006年，周强南下湖南，历任湖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省长，2010年升任省委书记，是少有的几名“60后”省部级官员之一。时任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沈跃跃称其“有改革创新精神，在政府工作中注重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着力建设服务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廉洁政府”。
　　周强履新湖南伊始，湖南省宣布，将辖内55个行政执法部门的“权力清单”公布于众。这被视为有法科背景的周强带给湖南的第一个变化，“阳光执法”成为他向湖南展示的决心。不足半年，周强走遍了全省14市州。2007年2月，当选省长的周强开始致力于打造法治政府。
　　2007年两会结束后，周强先后4次召开会议听取湖南省政府法制办的起草工作汇报，并邀请时任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应松年教授牵头成立了《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起草专家组。周强提出，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政府要“正确地做事”和“做正确的事”。“正确地做事”，就是要加强行政程序建设，政府要按程序办事。
　　随后湖南相继出台了《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湖南省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等法规，约束行政权力，被媒体称为法治政府“湖南样本”。
　　湖北省法制办一位长期关注行政程序建设的人士称，“法治湖南”有实实在在的内容。对于中部诸省份来说，法治软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湖南是最先重视这一部分的。此后其他各个省份也有借鉴。
　　2013年3月15日，周强履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作为最高审判机关，最高法院对司法政策的导向、制定司法解释明确法律适用规则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作为首脑、首席大法官的最高法院院长，“或可引领司法走向”。在这样的背景下，周强的法律专业背景被业内给予了更多的期待。
　　如今 法学界多认为，过去五年中国司法改革步伐明显加快，呼格吉勒图、聂树斌等一批冤错案得以纠正，司法审判越来越透明⋯⋯最高法院正在发挥越来越关键的作用，周强的法律专业背景显然不负众望。

务实“新首席”

　　“务实、开放”，是法律界人士对“两高”“两长”普遍的印象。
　　2007年8月，履新司法部部长不到一个月，张军就打开司法部的大门，与副部长熊选国一道，欢迎前来参加司法行政改革意见座谈会、为司法行政改革献计献策的专家学者，听取他们对司法行政改革的意见建议。
　　张文显、王利明、李林、马怀德、樊崇义、韩大元、赵秉志、卞建林、陈卫东、陈瑞华、王亚新等11位专家纷纷而至，他们都是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与张军不仅是老熟人更是老朋友，彼此见面十分亲切。
　　长期以来，司法行政体制改革不仅滞后，甚至已经成为短板。张军此举，让一向敢于直言的学者们惊呼“心目中的司法部回来了”。
　　今年春节期间，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11所监狱共批准999名服刑人员离监探亲。张军担任司法部部长后推出的这一举措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一做法让许多网友情不自禁地要为他点赞！
　　关于离监探亲，3月3日，张军在全国两会“部长通道”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改造罪犯要在守住底线安全的基础上，践行治本安全观。罪犯离监探亲就是治本安全观的举措之一。
　　张军认为，要对改造罪犯实现社会化，让社会春风透进高墙、透进监狱的铁门，依靠社会的力量，把政治思想、传统文化结合到监狱改造中。让服刑人员回家过年，是监狱系统激励服刑人员积极改造的重要举措之一，目的是让服刑人员感受亲情、拥抱温暖，通过家庭与亲情的感召，帮助他们把因为曾经的错误造成的痛苦、深切的悔恨以及对未来的美好向往，转化为努力改造、重获新生的动力。
　　北京工业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荆在得知张军重提“要对改造罪犯实现社会化”后，感到十分兴奋。他说，社会化应该是未来监狱改革的基本方向，具有“治本安全观”的社会价值，不管遇到多少困难都应该坚持走下去。在监狱和社区矫正中“绩效考核”是提高效率、保障“底线安全”的重要措施，但不是考察矫治矫正效果的唯一标准。以“再犯率”决定制度改革的成败是不科学的，并会束缚基层改革的手脚。与其考察绩效结果不如考察管理过程，看是否按照科学的规程去做了，认真完成每个环节的工作了。如果环节科学到位，个体的重新犯罪就应当视为合理的不可控结果，无需过度追责，但需进一步完善相关环节。司法改革的基本方向应该更加符合人的科学，符合司法文明发展的基本趋势。
　　张军“务实”“开放”，周强也不甘其后。
　　在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任上时，周强有一句很能代表他工作风格的话：“要做青年友，不做青年官”，给人印象深刻。
　　为此，他在团系统一直倡导生态文明理念，抓住世界水日、世界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契机，大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引导青少年树立家园意识和共同体意识，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和资源节约意识，树立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的观念，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成为青少年遵循的价值观和全社会的共识。
　　周强曾倡议并发起“保护母亲河行动”，动员更多的青少年和社会公众在母亲河流域开展植树造林、治理污染、保护水资源等活动，为建设祖国秀美山川作贡献；动员和组织农村青年积极参与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治理村容村貌，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动员城市青年开展种植纪念林、绿地认养等活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建设绿色家园。由于在这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首届“地球卫士奖”。
　　2013年4月26日，刚刚走马上任最高法院院长的周强就召集业内权威专家学者和部分律师代表举行如何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座谈会。
　　“我们请大家讲一些问题，我们抱着听的态度。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对依法治国很重视，最高法院认为是促进中国依法治国的新的契机，一定要抓住这个契机，迅速提高司法公信力对促进依法治国是有很大作用的。”周强开门见山的一番话，使与会专家感觉到了满满的诚意。
　　与会的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周强没有唱高调，没有说我们习惯的政治语言，让专家们感觉到周强跟他们的想法是一样的，从与会的专家阵容看，也让他感觉到周强确实是想听一些真话。

历任“两长”

　　“两长”的专业背景和业务能力之所以被业界人士如此看重，可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的历任院长、历任检察长中寻找点滴注脚。
　　作为共和国第一位最高法院院长，沈钧儒于1949年10月上任。当时正值新政权初建，其受命组建最高法院。根据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至1952年，最高法院先后建立起六个分院。这位民盟的创始人因此成为新中国审判事业的奠基人。
　　1954年，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等法律通过，确立了合议制度、辩护制度、公开审判制度等，新中国法制正式建立。当年，董必武当选最高法院第二任院长。其法制理念强调“依法办事”，并系统提出“依法办事”和必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等思想，影响深远。董必武的接任者是同是“延安五老”之一的政治家谢觉哉。
　　而对于检察长的人选，则由毛泽东主席钦点。最终，开国元勋、党内的“圣人”罗荣桓被推荐为检察长。与罗老一同工作的,有曾担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党组书记、副检察长的李六如;有检察理论主要奠基人王桂五;还有蓝公武、何香凝等。接替罗荣桓的,是任职最久、连任三届检察长的张鼎丞。
　　从历任“两高”“两长”的名单可见，在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两长”的一大特点是“德高望重”，如前述人物及杨秀峰、杨易辰、刘复之、张思卿等人。
　　1978年年底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总结历史经验，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作为基本方针，法制建设进入重建和迅速发展的新时期。1997年“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正式确立，提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这一时期的“两高”亦随之纠偏，任务也转移到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上来。由此可见，在国家的政治架构中，“两高”的主要政治功能是辅助完成不同时期的国家中心任务。
　　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77岁的黄火青为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此前，检察机关已被撤销整整十年，黄火青是最高检察院恢复重建后第一任检察长。黄火青当检察长后，主要是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诉讼工作，当时简称“两案”，黄是“两案”领导小组副组长、特别检察厅厅长。1983年6月，杨易辰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检察机关要坚持“两打”并举方针，检察机关要在绝不放松打击刑事犯罪的同时，把打击严重经济犯罪作为主要任务来抓。
　　江华在过渡时期临危受命，着手恢复“文革”中被取消的各级法院，把“抓紧复查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被判刑的冤错案件”规定为当时法院的一项重要任务，使司法逐步走上实事求是、依法办案的轨道。1988年出任院长的任建新，是“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的倡导者。当年8月9日，最高法院举行首次新闻发布会，拉开法院新闻发布的序幕。
　　时间移至1998年3月，肖扬当选最高法院院长。肖扬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有相对丰富的政法和司法系统任职经历，曾辗转任职地方公安和检察院、司法部、最高检察院。
　　肖扬在任的十年，常被惯之以“十年改革路”。他刚上任时，听到对法院工作的批评较多，意见集中在审判不公、效率不高、队伍不廉、执行不力等方面。对此，肖扬的思路是，第一抓公正，第二抓效率，第三抓队伍，但都要靠改革去推进。
　　对于如何确保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建设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肖扬认为需坚持深化改革。1998年年底，法院实行审判公开，持身份证的公民可走进法院旁听案件。这一年媒体首次直播庭审，以此拉开司法改革的大幕。
　　同肖扬主政法院推进司法改革的步伐相比，检察院司法改革的步伐要来得晚一些。2003年3月，公安部部长出身的贾春旺出任最高检检察长。他治理整顿超期羁押、建立人民监督员制度和推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时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检察院探索外部监督机制的勇敢之举赢得了社会赞许，也为贾春旺个人赢得了务实的声誉。
　　至此次周强连任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法院在建院69年的历史上，已迎来十位院长，他们先后成为首席大法官。十人中，仅有董必武、肖扬和周强有学习法律的背景，其他多数人的任职经历主要集中在党政系统。最高检察院检察长的人选和背景与此类似。这与国外多个国家的首席大法官或最高法院院长的任职要求截然不同。在美国，除少数审理轻微犯罪案件的基层法院外，法官必须具有法律专业学位，和数年从事律师、检察官或法律教学的职业经历。
　　纵观“两高”“两长”的专业背景和职业背景，周强和张军均有深厚的法律专业背景和任职经历。2003年的“两长”——肖扬与贾春旺因各自的专业背景、政法部门任职背景被认为是“两高”“两长”走向专业化的标志。如今，十五年过去，“两长”的专业化程度显然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