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国更透明，民间在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2008年5月实施以来，除了政府机关主动公开信息外，社会组织和公民也向政府申请公开信息，对公开结果不满的，可以进而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成为全社会监督政府工作的利器，全社会对政府的监督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而多家学术机构利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展透明度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也对政府透明度产生了实质而深远的影响。中国民间公益组织和中国律师利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推动各项社会公益事业，他们的努力也意义非凡。
　　

学术界的努力

　　学术界对政府透明度的关注和研究，以上海财经大学的《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的《中国政府透明度年度报告》影响最大。上海财经大学从2009年开始每年都发布《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对中国省级政府的财政公开已经产生了实质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中国政府透明度年度报告》和《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等系列蓝皮书，其中涉及政府透明度、法治透明度、检务透明度、高等教育透明度等多方面内容，对透明度的研究和调查更为全面，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11年起，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等多个科研机构联合完成《中国行政透明度报告》，并对外发布。中国政法大学教育法研究中心2011年发布了《2010-2011年度高校信息公开观察报告》，对我国高校信息公开情况进行了考察和分析。
　　2012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对全国22个省、5个自治区总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3个地级以上城市及4个直辖市共81个研究样本的2010年财政透明度状况进行评分和排序，发布了《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此后年年都有发布。
　　2014年，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公布了对全国53个城市的政府信息公开状况评估的结果，城市排名前五的依次是上海、北京、宁波、厦门和成都。结果显示，当前政府信息公开水平整体不高，各地差距明显，依申请公开状况好于主动公开，多数政府部门都能认真对待申请。
　　　　

民间公益组织的行动

　　吴君亮领导的“公共预算志愿者”团队在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后，开始了申请政府公开预算信息的行动，先后向财政部、卫生部、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农业部、国家统计局等十多个部委，以及上海、北京、广州、重庆、成都、深圳等十几个城市发出了预算信息公开申请。在他们的推动下，2009年，广州市财政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2009年114个政府部门预算，引起了一次信息公开大事件。2010年，广东省财政厅首次向社会公开经广东省人大审议通过的2010年省级一般预算收支表等，首开先例，都与他们的推动有关。2011、2012年，又促成了黑龙江、宁夏、青海、吉林、深圳、珠海、东莞等政府公开一级部门预算。
　　从2009年起，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向各城市申请公开污染源监管信息。2010年，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与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联合在北京发布2009至2010年度“113个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报告。报告显示，在113个城市中，污染源信息公开情况及格的城市仅有11个，水平最高的是宁波、最差的是锦州。2012年，又发布了“113个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状况”连续三年的评价结果报告。
　　2009年，我国发生了12起重金属污染事件，导致4035人血铅超标、182人镉超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自然之友、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等20家民间环保组织努力推动环境信息公开。2010年山西“问题疫苗”事件爆发后，山西省专家组进行调查并得出结论，称问题疫苗与15例病例无关，北京律师李方平向山西省卫生厅申请四大类14项政府信息公开，包括事件调查组的成员构成、调查方法、疫苗经营者的资质等。
　　2011年12月，中华环保联合会起诉贵州省修文县环保局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定职责一案由贵州省清镇市法院环保庭受理，并在2012年1月胜诉。2011年，自然之友、北京地球村、环友科技、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等21家民间环保组织致信国务院法制办，建议删除《环境监测管理条例》中不利于公众参与和监督环境监测的条款，增加保障公众环境知情权的内容，并让公众自测PM2.5等环境行为合法化。
　　从2011年下半年起，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发起了公众教育项目“我为祖国测空气”，向普通公众提供便携式空气质量检测器，鼓励公众自测PM2.5。2012年7月起，又向公众募款委托民间环保组织测量重金属污染。
　　2012年，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自然之友、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环友科技、南京绿石等五家环保组织发布了在华纺织行业污染调研报告，披露了包括沃尔玛、H&M、耐克、阿迪达斯等在内的全球48家纺织品牌的供应链在中国违规排放废水，引起公众关注。2012年5月9日，民间组织“南京天下公”委托江苏志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封顶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其公开自来水不合格城市名单，并提供有机物污染超标和重金属超标水厂的具体数量。10日，住建部公布了2011年全国自来水水质调查数据，显示“自来水厂出水水质达标为83%”。
　　2014年3月，公益组织“众一行”发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执行情况民间观察报告》，指出，六年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数量超过一万份的省有9个，数量最多的山东省接到33294份申请，但这些申请相当一部分没有得到回复，即使得到了回复，也不一定能获得所需要的信息。
　　2014年，由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绿色江南与绿色潇湘三家民间环保组织联合发布报告《上市公司的雾霾风险》，收录了1000多家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关联方的不良环境监管记录。环保组织自然大学向福州市环保局申请公开福建华厦塑胶有限公司环境影响报告及批复等。
　　2015年5月，“芜湖生态中心”与自然之友联合发布了《160座在运行生活垃圾焚烧厂污染信息申请公开报告》，他们向我国现有160座运行的生活垃圾焚烧厂所在地政府部门发出信息公开申请，最终只获得65座垃圾焚烧厂大气污染物监测数据的披露。生活垃圾焚烧厂整体污染物信息公开状况差，超标严重，飞灰处理情况堪忧。
　　2015年8月，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共同发布了《120座城市污染源环境公开指数评价报告》，浙江温州排在榜首，辽宁本溪垫底，环境信息公开排名前十的城市中，浙江、山东分别占据3席，北京位列第四，上海排名第九。10月，他们又发布了《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指数》，对9个行业167个品牌开展了评价。
　　2016年1月，上海闵行青悦环保信息技术服务中心发布《全国危险化学品企业信息公开状况调研报告》，指出了全国31个省区市只有6个省级安监部门主动公开了危化品生产和经营许可证信息。3月，绿石环境行动网络向江苏省168家国家重点监控废弃排放企业申请环境信息公开，最终仅收到16家企业回复。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发布了2015至2016年度120个城市的AQTI指数和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
　　2016年3月，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向腾格里沙漠八家污染企业提起环境公益诉讼，2017年成功立案。北京市朝阳区刘诗昆万象新天幼儿园铺设塑胶跑道使用后向外散发刺激性气味，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向刘诗昆幼儿园发函，要求其采取措施，拆除塑胶跑道（操场），消除对大气和土壤环境的污染，同时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生态环境公益诉讼。2017年4月10日，经法院主持调解，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
　　2017年5月，自然之友法律团队工作人员在云南省玉溪市兴平县调研绿孔雀及其栖息地保护案中，发现正在建设戛洒江水电站工程。8月，自然之友收到云南省楚雄中院的立案通知书。这是自然之友首例获得受理的预防性公益诉讼案，其诉讼目标是避免绿孔雀种群关键性栖息地毁于水电站工程。
　　在多年来的环境公益诉讼中，民间环保组织都进行了大量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律师们的作为

　　2010年12月，北京天问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叶晓静以市民的身份，向北京市公安局、市交通委以及市财政局申请“北京市各级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及其他北京市全额财政拨款单位所购置的公务车辆总数及具体型号清单”。北京市交通委和公安局告知该信息不属于公开范围，财政局回函称到2011年3月才会形成2010年这份公车数据，并表示“我局将届时提供信息”。2011年3月，北京市财政局在其官方网站预算执行栏目里公布了全市公车数量，但有关公车型号的信息并未发布。
　　2010年，上海律师李洪华向全国80个省市政府申请中央4万亿元及地方26亿元投资信息公开。80多家政府只有十来家给了回复。李洪华向这些政府所在的市中级法院提起诉讼，但只有7家法院受理。
　　2011年，北京亿通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劲松向98家中央部委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要求他们公开经全国人大审批的三公经费。这些部委反应不一，有的态度诚恳，表示肯定公开；有的颇为傲慢，称与其无关。李劲松提出如到时不能公开，将提起行政诉讼。到6月底，绝大多数中央部委都公开了三公经费。
　　2012年6月，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公布了《城市环境信息公开情况调查报告》，该项调查从2012年年初开始，历时半年，对国内27个省、自治区80个城市的环保局提出城市环境信息公开申请，最终获得了63份答复。在这63份答复中，对污染物超标企业进行公示的仅有8家，对重大、特大环境污染事件中的企业进行公示的只有两家。
　　2013年，陕西知本律师事务所3位律师就停车费收费金额、去向及依据等向西安市政府、公安局、物价局、城管局、财政局、城建局申请信息公开。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正伟向工信部和国家发改委申请公开移动电话3G通话和上网等自费的定价依据与程序信息。珠海律师林某向当地物价部门申请公开近三年的供水成本明细表、审计报告。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平向农业部申请公开转基因生物进口的相关情况及数据。
　　上述律师在收到政府部门的回复后，有的提起行政复议，有的提起行政诉讼，使得他们所关心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2014年，哈尔滨律师王秋实向哈尔滨市政府申请公开有关公共停车位收费的一系列问题的信息。湖南金洲律师事务所律师甘元春就湖南省多条高速公路所涉连接线收费的依据、用途以及开支情况提出信息公开申请。北京律师董正伟向国家铁路总公司申请信息公开，包括铁路总公司制定调涨火车票20%退票费的政府定价信息和退票成本信息等。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胡龙、姚飞联名向湖南省林业厅、省植物园申请公开省植物园不断涨价的收支详情，并向公众解释其涨价的合理性。
　　2016年4月，上海律师韩某向上海市交通委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向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购买车牌拍卖服务的决策程序等信息，后提起行政诉讼。
　　从2015年8月起，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公益法律中心发出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81份，提出申请事项821项，获得了16个“无烟城市”的答复，发布了《全国18个“无烟城市”控烟执法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
　　2016年，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公益法律中心发布了《环境信息公开申请实务指南》。至2017年，他们代理的环境公益诉讼和控烟法律工作都涉及大量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学术机构、民间公益组织和中国律师，无疑是推动中国政府信息公开的三支重要力量，为中国政府透明度不断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