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秘密战

　　面对生死考验，吴南山矢志不渝，而且想方设法开展工作。庆阳的国民党官员人心惶惶，不少人被亲属喊回家了，留下的也收敛威风找武工队通气。解放军反攻，吴南山通过情报关系搞到庆阳军事部署，绘图送到西北野战军总部。还指挥国民党县长张国桢，事先调走武装自卫队，封存粮仓和公用财物，恭候共产党接收。
　　经历考验的吴南山受到共产党组织的信用，新中国成立后任甘肃省公安厅治安科长、平凉专区物资局长。“文革”中吴南山也受到冲击，但是公安部门仍然肯定他的贡献，赵苍璧还亲自写出证明材料。“文革”后，吴南山任平凉地区工业局长、经委顾问，退职后在兰州安度晚年。祁三益新中国成立后任甘肃省公安厅一处侦查科长、省民委宗教科长，“文革”中被定为“历史特务”清除出党，“文革”后得到平反，任康南林业总场场长。李春茂新中国成立后任甘肃省公安厅一处秘书科长、畜牧厅牧区处长，“文革”中下放干校审查，“文革”后平反，任省林业厅副厅级巡视员。王星文新中国成立初期任新疆公安厅治安处副处长，后任司法厅长。那些当年跑回军统的赵秀、张志刚、杨超等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都被逮捕判刑。
　　过去掌握刀把子，现在举起枪杆子，西北局社会部的人马越打越多，除了游击队和武工队这些便衣以外，还有穿军装的保安团呢！
　　保安团人马齐整，在南线阻击胡宗南大军七天，掩护野战军主力转移，一直盯着敌军进了延安城。这以后，保安团就变成延属军分区的延安游击支队，在延安周围游击作战。游击队越打越多，后来就整编成警备四旅。旅长郭宝山、政委李宗贵、副旅长白寿康、副政委刘镇，参谋长夏飞，原延安市公安局长郝苏任保卫科长。边区保安司令部改编为警三旅，旅长贺晋年，政委王世泰。
　　警四旅成立后，首要任务是扫荡黄龙山区的“寨子”。陕北地区古来征战不休，地方豪强修建干打垒土城墙自保。这些“土围子”不大，却十分招人讨厌。毛泽东批评闹独立性的干部，大的叫“独立王国”，小的就叫“土围子”。共产党管理边区十年都没能去除这些背上芒刺，现在撕破面皮打内战就要放手拔除了。
　　首攻“套套寨”，没有大炮只得采用三国演义的火烧城门。二攻列石寨，挖坑道爆破寨墙。三攻阳泉寨，五丈五云梯攻上高墙。三仗打开三个土围子，中共西北局通令表扬，警四旅英雄事迹编入了小学课本。
　　“土八路”声威大振，西安扶风战役提升为主力部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警一旅改编为十师、警三旅改编为十一师、警四旅改编为十二师，三个师组建为西北野战军二兵团第四军。
　　大军西进，二兵团参加富民战役、兰州战役，十二师主攻勾瓦山工事。十二师保卫科长郝苏升任二兵团保卫部副部长，进兰州后与组织部长朱培屏等人筹建甘肃军区，后来又兼任甘肃军区保卫部部长。地方公安干部出身的郝苏等人，就这样成了军人。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之中，这支诞生于解放战争期间的部队不算老资格，起家的本钱却是光荣的延安游击队！

保卫昆仑纵队

　　打蛇先打头，蒋介石把西北战场作为进攻的两大重点之一。另一个重点是山东，那是因为山东根据地临近南京，威胁国民党中央的安全。西北战场列为重点，则是因为中共中央在西北。
　　毛泽东撤离延安，却不肯离开陕北，说是要用自己这块臭肉招苍蝇，牵制蒋军的主力部队。这也正合老蒋心意，奇袭延安就是吃掉中共的最高首脑机关，毕其功于一役！
　　两家想到一起，毛泽东整日整夜在陕北的山沟里转悠，胡宗南的二十三万大军就昏头昏脑地到处搜寻。蒋介石志在必得，只要发现你的行踪，一巴掌就能拍死你。毛泽东也知道自己走的是一招险棋，必须有必要的保险措施。
　　撤出延安十天后，中共中央在枣林沟开会决定一分为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方委员会，转战陕北，指挥全国战事；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转移晋察冀解放区的河北平山，领导土改和根据地建设；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到晋绥解放区的山西临县负责后勤工作；三线布置，损失一线还有一线。毛泽东还特意布置两个苏联医生转移后方，以免人家说洋人参加中国内战。
　　前委是一线，深陷敌后，风险最大，当然要配备一支警卫部队。说是一个团，其实就是一个手枪连、两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四个连的小小兵力就能保护最高统帅部？就是这支太小的兵力，毛泽东还要试试身手，走着走着，毛泽东不走了，说是要看看敌人什么样子！
　　这可急坏了保卫干部。中社部一室主任罗青长、二室主任汪东兴随前委活动，分别负责情报、保卫工作，现在用上了，罗青长骑马去追回部队，保护毛主席看敌人。纵队司令任弼时想了个点子——派汪东兴代替主席去看敌人。
　　汪东兴带领一个加强排，在贺家疙台、王家湾一线梯次据守，冒着敌机轰炸，硬是把胡宗南的大部队阻挡十二小时！
　　毛泽东这才高兴了，摸到了敌军战斗力的底牌。汪东兴从此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而且一留就留了一辈子，直到毛泽东去世，汪东兴一直负责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警卫工作。这敢打仗，或许是毛泽东欣赏汪东兴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不怕身边的兵力太少，毛泽东只怕身边的兵力太多。前委转战陕北，不是乞丐与龙王比宝，而是老鼠与大象斗智，就是要缩小目标，就是要让胡宗南闻得到而抓不到！
　　连机关带部队不足千人的中央前委，一律轻装，指挥机关、军委二局、三局、新华社编成四个大队，化名九支队。领导干部也一律化名：军委主席毛泽东化名李得胜，总参谋长周恩来化名胡必成，九支队司令员任弼时化名史林，九支队政委陆定一化名郑位。这支精干的队伍，随便找个小山村都能隐蔽起来。
　　九支队撤到王家湾，中社部的慕丰韵立即找农民座谈，了解小村的阶级、社会、生产、生活、群众对战争的看法。毛泽东看了报告，当即决定在九支队司令部新设一个调查科，慕丰韵任科长。这么小的支队还增编一个科，毛泽东太喜欢调查研究了。
　　带着小部队，住进小村庄，毛泽东有个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毛泽东在这个贫瘠的小村住了两个月，在这里的窑洞写了《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
　　以小博大，外人看来是场豪赌，胜率不高。毛泽东却是胸有成竹：知己知彼啊！
　　这像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九支队在这个山头，胡宗南部队就在相邻的山头。两个山头却是两个世界，胡宗南部队在明处，九支队在暗处，毛泽东了解胡宗南的行踪，胡宗南却始终找不到毛泽东。
　　这是因为，毛大帅身边有秘密电台，逐日收到胡宗南部队的调动电报！
　　就在中央机关撤离延安的前夜，千忙万忙之中，中共中央作出一个令人惊异的决定：负责国统区工作的中央城市工作部与负责情报工作的中央社会部成立一个联合秘书处，由周恩来领导。城工部秘书长童小鹏任秘书处长、社会部秘书长罗青长任秘书处副处长，从中央机要处拨一个译电科，从军委三局拨两部电台，统归秘书处指挥。
　　周恩来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城工部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堪称工作最忙的人。这个最忙的人却要一手抓作战、一手抓电台？不！应该说是一手抓军事作战、一手抓情报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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