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秘密战

军统和边保同时追悼他

　　战争是世上最严酷的考验，不仅考验军队的战斗力，更考验间谍的忠诚。
　　甘冒暴露危险也要保卫中央的熊向晖，侥幸没有暴露，而且依然受到胡宗南的信任。西北剿总司令官胡宗南杀进延安，吉普车上只带了一个军官，这熊向晖就是中共中央情报部的情报员。第二十九军军长刘勘杀进延安，吉普车上也只带了一个军官，这毛培春也是中共西北局社会部的秘密情报员。
　　边保在抗战初期派出的毛培春，成功打入军统，逐步升任洛川特高组长。刘勘率军进驻延安，需要熟悉本地的特务，当然就要带上这个毛培春。这样，边保就通过毛培春，掌控了军统在延安周边的全部特务，也掌握了延安驻军的情报。可惜的是，从未暴露的毛培春却死于事故，国民党飞机轰炸解放军，误炸了自己的部队，毛培春不幸丧生。
　　痛失情报英才！共产党边保、国民党军统，敌对的双方都为毛培春举行追悼会。
　　这就是情报斗争的复杂性，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敌我难辨；这就是军事情报斗争的残酷性，子弹不认人，刀子快了也会割伤握刀人的手。
　　战争降临，陕甘宁边区的情报保卫系统，陷入空前复杂空前惨烈的军事情报斗争。
　　战争初期敌军攻势凶猛，边区部队处于守势。死守定边的“铁八团”同马家军激战百天，全团阵亡。延安撤守，天地变色，被赶走的地主和政客纷纷还乡，老百姓再次陷于苦难。
　　一些共产党员也把宝押在国民党胜利上，边保系统就出了韩继恩、吴生元那样的大叛徒。下面的背叛事件就更多，赤水县王爱贤赶着自家的牛为国民党部队趟地雷，张树茂给一二三旅当探子两次侵犯白庙村，甘泉游击队一中队连续发生两起拖枪投敌事件，特务白成支捆绑队长逼迫延安南区游击队十几人投敌，延长县朱志峰枪杀党员干部李青莲。
　　面对严重局面，延属军分区司令部、延属保安分处发出指示，加强游击队的保卫工作。要求游击支队由正副政委、分队由正副指导员兼任保卫工作，或设第二副职专责保卫，分队设保卫小组长。各级保卫干部直接在保安科领导下，巩固部队，加强气节教育。
　　延西游击队一个分队的负责人企图叛变，延属司令部保卫科长郝苏集中全队，收缴枪支，而后宣布实情。游击队员纷纷揭发，当即逮捕了叛徒。
　　富县保安科副科长宋振江坚持敌后斗争，敌人威逼其父劝降。宋振江警告父亲：你再来我就枪毙你！
　　陇东地区的斗争格外惨烈。驿马关检查站距离敌方重镇西峰镇只有40里，第一任站长于挺极被还乡团抓到西峰镇刑讯而死，第二任站长陈斌被二流子卖给国民党驻军用刺刀捅死，第三任站长杜定华继续坚持斗争。群众自发为陈斌等烈士开追悼大会，砸死了迎接敌军进城的人。
　　战争是诞生英雄的时候，英雄的前途又往往是烈士。边保派出的刘伍情报组在战前提前潜入西安，又超出情报工作范围秘密发展军事组织。1948年2月10日，国民党将刘伍等32人押到耀县药王山下集体活埋。至今，这里的烈士纪念碑还镌刻着其中19人的名字，“章炳南”误写为“张炳南”。
　　边区劳动模范吴满有带头参军，一入伍就被破格任命二纵队民运部长。这老兄当了高级干部还不改农民本色，撤退时舍不得扔掉马背上的战利品，行动慢了被俘。胡宗南当即将这个陕北名人空运南京，又是记者采访，又是电台演说。解放军攻克南京，又将吴满有送回延安。吴满有虽然当过干部，但毕竟只是一个农民，党组织没有对其进行追究。吴满有郁郁不欢，患病而逝。
　　残酷的现实表明，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准方向，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走到底。每当历史的转折关头，总是有人搭错车，一失足成千古恨。
　　延安大撤退也是项巨大的系统工程，虽然出现忙乱现象，各单位还是不断调整部署，有序推进。
　　3月5日，边保副处长李启明就带人南下，准备随军作战。留守边保的副处长赵苍璧派三个工作组前出，准备在敌人进占后潜伏力量。
　　4月5日，周兴的杨家沟土改工作团与赵苍璧的瓦窑堡工作组汇合。
　　4月7日，边保总处机关编为第七大队，一中队长苏振云，副队长张继祖；二中队长王平，副队长马甫；三中队长苏明德，副队长王保贤。保卫团总结战争开始以来的工作，这个期间虽然圆满完成了护送边区政府的任务，但是也有38名逃兵。
　　8月初，边保总处转移到绥德三十里铺，中旬渡过黄河。
　　连续转移，持续作战，监狱中关押的犯人就成了难题。
　　边保的甄别工作早已基本完成，绝大多数被关的干部都分配了工作，只剩下四十多人还归后三科（预审科）管理。剩下的这些人多数是政治犯，有几个白俄，有劳山袭击周恩来的土匪骨干，有同国民党特务来往的商人，还有个别干部明知没有问题但上面还没叫释放。预审科长杨岗派梁济带保安团六连押送，行军途中，战士还要给犯人抬担架、背包袱、烧水做饭。走了两三个星期，才在真武洞找到边保的后方机关，所幸没有逃跑一个。
　　中社部关押的人很少，不过，其中有个名人王实味。
　　中社部给王实味的甄别结论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但王实味不肯签字，也就搁置下来。跑反的时候，中社部后方机关转往山西，也把王实味带上了。说是犯人吧，行军无人押解；说是干部吧，到了驻地还得安排人看守起来。中社部的干部已经熟悉了这个王实味，大家相安无事。
　　到了晋绥边区的首府山西兴县，中社部将王实味移交晋绥公安总局看押。晋绥公安总局接到这个名闻天下的重犯，看押得相当严密，王实味就很不适应，反复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兴县的安全环境远不如延安，敌特分子经常趁夜袭扰，边区机关本身的安全都成问题，再看押从延安转来的重犯就感到不堪重负。有人建议：鉴于战争环境，应该处理一批表现恶劣的犯人，王实味被判定“在行军途中进行挑拨离间等破坏活动”，“毫无悔意，且变本加厉”。
　　1947年7月1日，国民党飞机轰炸兴县，晋绥公安总局的审讯科也被炸了，看守所必须立即搬家，当晚王实味被处死。
　　不但边保处理了一些人，一些分区的保安分处甚至有的游击队也处理过人犯。关中分区在胡宗南进攻之前紧急处理了一批犯人，其中有抢劫柳林镇的余超，还有一些武装便衣和土匪。延西游击队有支分队，抓了两个国民党军队的俘虏带着走，敌人追得紧了就觉得这两人麻烦。放了吧，他们走过游击队隐藏的所有地方，一旦告密游击队就无处藏身。杀了吧，上级肯定不批准，有个游击分队的政委叛变延西工委都没有杀。于是，这分队就自作主张把两个俘虏埋了！延西工委得知此事，也没有追究。战争危急，连自己的生死存亡都大成问题，难能顾惜周全。
　　边保向来规定：处死反革命人犯要经过超三级制批准，分区、县、区三级无直接处理权。战时又临时规定：对于公开叛变投敌分子，应在群众中公布罪恶，号召悔过，如坚决反共的，人民有权逮捕，就地正法。就地正法，就是“杀人”啊！
　　

● 责任编辑：崔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