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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重大事项，人大决定权如何由虚变实
2017年12月1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正式出台，明确城市总体规划修改、重大民生工程、重大建设项目、加强民主法治建设的重大措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举措等十一类重大事项，须经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此前一天，已经施行十多年的“浙江省各级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也进入了修法一审程序。这些立法行动标志着，如何进一步激活、兑现重大事项决定权，已成为当下人大制度改革的焦点所在。
所谓重大事项决定权，是宪法赋予县级以上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神圣职权。它与立法权、监督权、人事任免权一起，共同构成了通常所称的人大“四权”。在这一权力谱系中，重大事项决定权乃是最能体现国家权力机关特质的核心权力，直接宣示了“主权在民”的政治原则，也是决策科学化、法治化、民主化的制度支点。然而在现实中，相对于生气勃勃的立法权等权力，重大事项决定权堪称人大行权实践中最为孱弱的一环，普遍处于频率过低甚至束之高阁的虚置状态，不仅常常缺席、失语于诸多关涉国计民生的重大公共决策，而且即便有所动用，也多为对政府决策的程序性追认，却甚少主导决策的实质性行权。
造成这一困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宪法和法律层面，对于哪些“重大事项”应当由人大行使决定权，规定得过于笼统，并未设置明确的判断标准，而权力边界的模糊，必然抑制权力行使的活力。另一方面，国家立法的原则设计，固然给地方立法预留了自由的空间，但要清晰划定“重大事项”的范围，并非易事。界定过窄过粗，无法最大程度地践行民主原则，人大决定权亦难以真正落地；而界定过宽过细，既面临无法穷尽的技术难题，又可能使权力资源不胜负荷。这就要求地方人大于法定的权力疆域内，立足实际，通观全局，将本地公共事务中的长远性、根本性议题以及关涉民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合理筛选进“重大事项”之列。同时建立“重大事项”的动态调整机制，以确保人大决定权紧随时代的变迁。事实上，无论是此次北京、浙江的相关立法、修法行动，还是此前多地人大的类似样本，大多采取原则规定、具体列举、兜底条款相结合的方式，体现了努力厘清、细化“重大事项”的追求，其进步意义显而易见。
就制度设计而言，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运作程序的粗疏、简约，乃是导致权力虚置的又一重要原因。因而，在确定“重大事项”的同时，也须完善行权程序，以清晰的规则，构建起提出动议、调研论证、审议讨论、议题表决、事后督查等一系列行权流程，并融入民意征询、专家评审、公示听证等公共参与机制。如此，才能为人大行权提供更有力的制度支撑，为公共决策注入民主的底色。
更应看到，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能否真正兑现，不仅有赖于完善的制度设计，更取决于优良的政治生态。其中关键是理顺党委、人大、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曾经沿袭多年的党委、政府掌控决策的传统权力模式，不仅使不少重大公共决策绕过了人大决定权的关卡，也导致一些地方人大不愿行权、不敢行权的自我束缚。但随着政治体制改革和依法治国进程的深化，国家权力的配置和运行终将定位于民主与法治的框架下。一方面，党委的重大主张需要经由人大的法定程序上升为公共意志，政府的政策方案必须接受人大决定权的评判；另一方面，人大不仅应当以高度的责任自觉、积极的行权姿态，唤醒重大事项决定权的生机和活力，而且应当运用质询、撤销、罢免等刚性监督手段，对漠视人大法定权力、执行人大决策不力等行为予以追责，赋予重大事项决定权以应有的效力和权威。
如此，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才能在制度理性和实践勇气的双重推动下，从“纸面权力”走向“现实权力”，逐步实现由虚到实、由弱到强的根本转变，最终成长为常态化启动的权力机制，确保公共决策时时行进于合法、民意、优质的轨道，见证人大制度和实践的历史性突破。
所谓重大事项决定权，是宪法赋予县级以上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神圣职权。它与立法权、监督权、人事任免权一起，共同构成了通常所称的人大“四权”。在这一权力谱系中，重大事项决定权乃是最能体现国家权力机关特质的核心权力，直接宣示了“主权在民”的政治原则，也是决策科学化、法治化、民主化的制度支点。然而在现实中，相对于生气勃勃的立法权等权力，重大事项决定权堪称人大行权实践中最为孱弱的一环，普遍处于频率过低甚至束之高阁的虚置状态，不仅常常缺席、失语于诸多关涉国计民生的重大公共决策，而且即便有所动用，也多为对政府决策的程序性追认，却甚少主导决策的实质性行权。
造成这一困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宪法和法律层面，对于哪些“重大事项”应当由人大行使决定权，规定得过于笼统，并未设置明确的判断标准，而权力边界的模糊，必然抑制权力行使的活力。另一方面，国家立法的原则设计，固然给地方立法预留了自由的空间，但要清晰划定“重大事项”的范围，并非易事。界定过窄过粗，无法最大程度地践行民主原则，人大决定权亦难以真正落地；而界定过宽过细，既面临无法穷尽的技术难题，又可能使权力资源不胜负荷。这就要求地方人大于法定的权力疆域内，立足实际，通观全局，将本地公共事务中的长远性、根本性议题以及关涉民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合理筛选进“重大事项”之列。同时建立“重大事项”的动态调整机制，以确保人大决定权紧随时代的变迁。事实上，无论是此次北京、浙江的相关立法、修法行动，还是此前多地人大的类似样本，大多采取原则规定、具体列举、兜底条款相结合的方式，体现了努力厘清、细化“重大事项”的追求，其进步意义显而易见。
就制度设计而言，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运作程序的粗疏、简约，乃是导致权力虚置的又一重要原因。因而，在确定“重大事项”的同时，也须完善行权程序，以清晰的规则，构建起提出动议、调研论证、审议讨论、议题表决、事后督查等一系列行权流程，并融入民意征询、专家评审、公示听证等公共参与机制。如此，才能为人大行权提供更有力的制度支撑，为公共决策注入民主的底色。
更应看到，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能否真正兑现，不仅有赖于完善的制度设计，更取决于优良的政治生态。其中关键是理顺党委、人大、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曾经沿袭多年的党委、政府掌控决策的传统权力模式，不仅使不少重大公共决策绕过了人大决定权的关卡，也导致一些地方人大不愿行权、不敢行权的自我束缚。但随着政治体制改革和依法治国进程的深化，国家权力的配置和运行终将定位于民主与法治的框架下。一方面，党委的重大主张需要经由人大的法定程序上升为公共意志，政府的政策方案必须接受人大决定权的评判；另一方面，人大不仅应当以高度的责任自觉、积极的行权姿态，唤醒重大事项决定权的生机和活力，而且应当运用质询、撤销、罢免等刚性监督手段，对漠视人大法定权力、执行人大决策不力等行为予以追责，赋予重大事项决定权以应有的效力和权威。
如此，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才能在制度理性和实践勇气的双重推动下，从“纸面权力”走向“现实权力”，逐步实现由虚到实、由弱到强的根本转变，最终成长为常态化启动的权力机制，确保公共决策时时行进于合法、民意、优质的轨道，见证人大制度和实践的历史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