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审员老董

　　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人同样可能显露出人性的光辉。而历史充满着巧合，带有创痛的历史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缘分。

　　作家从维熙在《十月》杂志发表过纪实文学《走向混沌》，回忆了1957年“反右”时，他被打成右派在团河农场劳改的情景。有一大段讲述当时的劳改局指导员董维森。按他的话说，这位指导员并没有从人格上贬低被关押的右派，反而很关心他们，朝他们发火时，也是重在说理，因此在“老右”心目中很有威信。
　　巧的是，这位董维森指导员三十年之后，是我在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预审处工作时最直接的老师。他比我大二十多岁，属于我父母那一代人。他平时的表情很严肃，不爱说笑，最大的特点就是工作认真细致，一丝不苟。老董是预审员，我是记录员，很像法院的审判员和书记员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同一个办公室办公，值班备勤时在一个房间睡觉，审讯犯罪嫌疑人在同一个审讯室，调查取证时也一起骑自行车外出。
　　对预审办案人员来说，第一要事就是阅读案卷。如果案件简单，那么案卷材料也相应的简单；案件复杂，案卷材料就特别的多，有时一个经济案件，它的文字材料可以多达几十册、上百册，用“浩如烟海”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对于刚刚接触预审工作的我来说，对案卷中的“羁押手续”“案犯口供”“事主陈述”“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等等，还茫茫然不得要领。案件中的同一件事情，事主这样说，案犯那样说，旁证又是另外一个说法，弄得你都不知道相信谁的。
　　我请教老董，老董说：人们的记忆往往有个习惯，就是爱先入为主，我们在阅卷的时候也会犯这样的毛病，先看到的材料容易在头脑中形成一个框架，用来去套后看到的材料，所以，我们应该先从事主（或被害人）反映的材料开始阅读记忆。一般来说，事主反映的情况要客观一些，其次是旁证，最后才是案犯的口供。比如一件盗窃案，家里的钱被偷了，有多少钱被盗？这些钱放在什么地方？事主最清楚，而案犯有时避重就轻，会故意隐瞒。事主在材料中提到的情况在案犯口供里没有的，就是我们审讯的重点。事主有时也会记错，这就要求我们要反复对照，反复询问和讯问，直到把事情弄清楚为止。
　　我师从老董，从没有见过他对犯罪嫌疑人大喊大叫。他是和风细雨、政策攻心，效果反倒更明显。老董常对我说：案犯也是人，虽然他涉嫌犯罪，我们仍然要尊重他的人格，不能侮辱他。但案犯又都存有侥幸的心理和隐瞒、避重就轻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与他斗智斗勇，运用策略迫使他讲出实情。
　　有次审讯一个盗窃团伙的主犯，从他的作案地点、时间和手段上来看，这是个惯犯，有过犯罪前科，被处理过几次。审讯时，他端着个架子，什么也不说。老董摸到他的脾气，知道这小子“吃软不吃硬”。老董烟瘾很大，一天吸一盒烟。这个犯人的烟瘾也不小，审讯时只要老董吸烟，就肯定给他一支，整个房间乌烟瘴气。有时审讯时间长了，耽误了吃饭，老董还要我去食堂给这个犯人打饭，开始我很不情愿。后来，我发现，这个犯人很听老董的话，交代了许多我们并不掌握的盗窃行为，经调查核实，又侦破了十多起盗窃案。老董告诉我，预审任务之一，就是要深挖犯罪，只要他交代问题，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每个人有不同的脾气秉性，我们要注意观察，对症下药。
　　老董也和我提起过当年他在劳改局管理那些右派知识分子的事，提到过作家从维熙。从维熙平反后，写下轰动一时的许多反思文章，有不少单位请从维熙讲课，他很忙，不一定顾得上去，但只要老董请他，他肯定会来。“反右”期间，老董与作家从维熙是一种十分尴尬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但他们却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已经超越了时代的局限。
　　老董去世后，我在报纸上看到从维熙写的回忆老董的文章，他写道：“一个对世界有着深刻见解的人走了。”这个评价令我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