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律注的变化看唐代律典的演变

　　现存的《唐律疏议》一书由律文、律注和疏议三部分构成，律注是《唐律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以增加或修改律注的形式进行立法，来保持律典的连续性。据统计，在唐律的502条律文之中，带有律注的条文有264条，共有律注453处。因此，研究《唐律疏议》律注的变化，更能揭示出唐代律典的演变过程。
　　

关于唐《武德律》以前的律注

　　唐高祖武德年间制定的《武德律》大体上沿袭了隋代《开皇律》，只作了两方面改动：其一，凡断屠日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刑。其二，流罪三等，皆加千里，“居作三岁至二岁半者悉为一岁”。
　　关于唐之前律典的律注情况，文献没有明确记述。由于《开皇律》和此前的《晋律》《北魏律》《北齐律》等均已失传，新发现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也未见到《武德律》的样本。根据中国古代律文附带注文的传统，笔者认为，现存《唐律疏议》502条律文中的律注有许多应为隋代《开皇律》和前代律典延续下来的律注。
　　古代律典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历代律文有明显的因革关系。唐律的律注也是继承了前代律典中的许多律注。《唐律疏议》502条律文有哪些律注是沿袭了前代的律注，因传世文献缺失，目前还很难认定。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律文、律注与唐代相隔甚远，后世律典对前代律注沿袭的可能性也不大。还有一些前代律典的律注被后世的法典所修改，如《晋律》注中对“不道”“恶逆”罪的解释是：“逆节绝理，谓之不道”；“陵上僭贵，谓之恶逆。”《唐律疏议》中对“不道”“恶逆”的律注已有明显的改动。
　　根据《隋书·刑法志》等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推断现存《唐律疏议》许多律注是源于隋代的《开皇律》。“唐因于隋，相承不改”，本身就与隋代《开皇律》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唐代《贞观律》沿袭了《开皇律》的许多规定，甚至直接沿袭了其中的律注。如现存《唐律疏议》卷1《名例律》对五刑的记述，在《开皇律》已有明确规定。据《隋书》卷25《刑法志》记载：“笞十者铜一斤，加至杖百则十斤。徒一年，赎铜二十斤，每等则加铜十斤，三年则六十斤矣。流一千里，赎铜八十斤，每等则加铜十斤，二千里则百斤矣。二死皆赎铜百二十斤。”可见，“五刑”的律注是沿袭《开皇律》的规定。
　　

关于《贞观律》和《永徽律》中的律注

　　《贞观律》对《武德律》作了很大的改动，不仅体现在对律文的修订方面，对律条的注文也作了巨大改动。主要有如下两种情况：
一是因《贞观律》中刑名、罪名改动而修订的律注。《唐律疏议》502条律文中的许多律注是在贞观、永徽年间修订律文时新增加的。贞观初年，裴弘献等人建议“除断趾法，改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据这次动议，《贞观律》对律文作了注释。据《唐律疏议》卷3“犯流应配”条所引律注：“本条称加役流者，流三千里，役三年。役满及会赦免役者，即于配处从户口例。”另据《唐律疏议》卷20“因盗过失杀伤人”条：“诸因盗而过失杀伤人者，以斗杀伤论，至死者加役流。”注曰：“得财、不得财，等。财主寻逐，遇他死者，非。”加役流是《贞观律》中新增刑种，故其后律注都应是在《贞观律》中新增。
　　二是《永徽律疏》所作疏议的律注有《贞观律》《永徽律》的律注。唐代对律令条文的注释在武德时期出现，但因政权不稳修订时机尚未成熟，直到贞观时期对律文进行了修订，还对注释作出大幅度修订，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贞观律》创制了许多新的刑罚原则，还创制了“类推”的律文。笔者将其与《唐律疏议》卷6“断罪无正条”相比较，两者完全相同。通过律注形式进行解释，达到了前后协调的效果。永徽时期，关于修订《永徽律》，只是记述了“高宗初即位，诏律学之士撰《律疏》”。杜佑《通典》对永徽初年修订律文没有提及。笔者认为，永徽二年修律是一次十分重要的立法活动，从当时（公元651年）九月发布的《颁行新律诏》中可见：“使夫画一之制，简而易从，约法之章，疏而不漏。”修律目的是使律典整齐划一，避免前后矛盾。
　　众所周知，长孙无忌等人在制作《永徽律疏》时，也对律文中的许多律注作了疏议解释，这无疑是在《永徽律疏》前已经形成，律注所依附的律文，可以推断为《贞观律》或《永徽律》的律文。　　
　　

《永徽律疏》之后对律注的增补和删改

　　长孙无忌等人“撰《律疏》三十卷”，奏呈于上，后世称为《永徽律疏》，即现存《唐律疏议》的祖本。
　　在《永徽律》以后，也有对律注增补的情况。敦煌文书伯3608号垂拱《职制、户婚、厩库律残卷》中的《职制律》有“私有玄象器物”条记载：“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而《唐律疏议》卷9、《宋刑统》卷9、《律附音义·职制律卷三》“私有玄象器物”条与之明显不同：“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私习天文者亦同。”《唐律疏议》卷9“私有玄象器物”条律文后带有律注：“私习天文者，亦同”七个字，且对该条律注“私习天文者”作了如下解释：“谓非自有书，转相习学者，亦得二年徒坐。”而《职制、户婚、厩库律残卷》中的“私有玄象器物”条并无“私习天文者，亦同”的律注。
　　既然在《垂拱律》中没有“私习天文者，亦同”的律注，在当时的法律也就没有对“私习天文”行为的处罚措施。那对“私习天文”的处罚是从何时开始的呢？笔者考证，在《贞观律》和《永徽律》中应没有对“私习天文”的处罚规定，关于这一点，可从《贞观律》的条文中得到证实。据《唐律疏议》卷3“工乐杂户及妇人犯流决杖”条律注“犯加役流者，役四年”，证明该条文是《贞观律》中新增加的注文；长孙无忌等对“若习业已成，能专其事，及习天文，并给使、散使，各加杖二百”一句作了疏议：“……天文生等犯流罪，并不远配，各加杖二百。”说明在唐初学习天文的人并不多，故在律文中对天文生犯流罪作了特别规定。笔者又查阅了《新唐书》《旧唐书》以及《全唐文》《唐大诏令集》等资料，在贞观至开元年间“私习天文”的现象很多，政府大多默许，唐代文献也未明确记载颁布过禁止“私习天文”的法令。因此，在唐前期的律典中出现“私习天文者，亦同”律注的可能性不大。明确记载唐朝政府颁布禁止“私习天文”的法令应是在大历年间，《禁天文图谶诏》指出：“天文著象……盖有国之禁，非私家所藏。”这项法令很快被废除。唐德宗颁布了《访习天文历算诏》：“宜令诸州及诸司，访解占天文及历算等人，务取有景行审密者，并以礼发遣，速送所司，勿容隐漏。”到五代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颁布敕节文规定：“私家不得有及衷私传习，如有者，并须禁毁……违者，并准法科罪。”这是后周以敕节文的形式明令禁止民间百姓“私习天文”。
　　从上述史料推断，唐代律典中对“私习天文”行为的处罚应出现于“安史之乱”以后，五代后周政权延续了上述的规定。现存的元代刊本《唐律疏议》经过了五代、北宋和金代的文字改动，也存有“私习天文者，亦同”的律注。
　　律注是唐律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唐代修订律典的重要形式，通常采取增补和修改律注的方式进行立法，以期能够保持法典的连续性。关于《唐律疏议》一书律注在各篇的分布情况，能够反映出唐代对律典各篇改动情况。《名例律》的律注最多，共有律注114处，说明对具有法典总则性质的律文改动最大。从《唐律疏议》的律注变化，还能看出唐代律典的演变轨迹。《唐律疏议》的主体是《永徽律疏》，在武则天垂拱年间、唐玄宗开元时期对律典的修订，只是对律文、律注、疏议的内容稍作改动，律典的主体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杨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2011级法律科学与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郑显文，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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