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国际贸易合作，中国律师准备好了吗？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我国涉外法律服务业发展较快，涉外法律服务队伍不断壮大，涉外服务领域日益拓展，服务质量逐步提升，为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正当权益、促进对外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对外开放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涉外法律服务业在全面依法治国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更加显现。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公民响应号召，带着热情和资金走出国门，投入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对涉外法律服务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中国企业走到哪里，涉外法律服务跟到哪里

　　2016年12月，司法部、外交部、商务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作出全面部署。《意见》明确了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主要目标：到2020年，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制度和机制基本健全，涉外法律服务领域有效拓展，服务质量明显提升，服务队伍发展壮大，国际竞争力显著提高，建立一支通晓国际规则、具有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涉外法律服务队伍，建设一批规模大、实力强、服务水平高的涉外法律服务机构，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意见》尤其指出，适应我国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的需要，鼓励和支持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参与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出去”法律事务，努力做到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到哪里，涉外法律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开展外国有关法律制度和法律环境咨询服务，帮助中国企业和公民了解驻在国家和地区的有关法律制度。参与企业涉外商事交易的尽职调查，开展风险评估、防范与控制，协助中国企业建立健全境外投融资风险防范和维护权益机制，防范法律风险。拓展涉外知识产权法律服务，加强专利、商标和著作权保护、涉外知识产权争议解决等方面的法律服务工作。切实做好涉外诉讼、仲裁代理工作,依法依规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积极参与反倾销、反垄断调查和诉讼，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及外国公民、法人在我国的正当权益，依法维护海外侨胞权益。
　　可以看出，不管是在建立一支高素质涉外法律服务队伍的目标上，还是协助中国企业防范法律风险的任务上，我国国内律师事务所以及涉外律师肩上的担子不轻。
　　　

现实矛盾：经济迅猛增长与涉外律师紧缺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企业国际业务量迅猛增长的内需拉动国外律师事务所到中国设立代表机构，以方便业务展开。目前有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255家律师事务所在中国设立了323家代表机构，派出代表600多人，聘用雇员2800多人，收入总额将近60亿元。而中国目前只有26家事务所在境外14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39家分支机构，一共派出律师78人，聘用当地律师200多人。
　　2016年，国内律师办理涉外仲裁案件3545件，业务收入8774万元，比上年增长14.13%。与拥有巨大商业潜力的国际业务市场不相匹配的是，目前我国30万律师中，真正能够熟练做国际法律服务业务的，全国约3000人，占整个律师队伍1%。以深圳为例，截至去年7月底，深圳有律所557家、律师8955人，其中涉外律师仅有不到300人，缺口超过千人。
　　为什么涉外律师人才如此稀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王俊峰此前接受媒体访问时介绍，高素质的涉外律师人才，不仅要具备精通相关领域业务和国际规则的技能，还要具有全球视野和丰富执业经验，既要懂法律、懂经济，又必须有跨语言、跨文化运用能力，是复合型、高素质人才。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国家整体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
　　一边是日益增长的高端涉外律师人才的高需求，一边是高精尖涉外律师人才的现实短缺，如果不能尽早解决这之间的矛盾，中国律师在国际事务、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法律服务市场的影响力和参与度将大打折扣，我国对外开放总体目标和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将会受到一定影响。
　　　

去非洲投资，聘请一位专业律师有多重要？

　　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和“中非十大合作计划”的深入实施，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取得了诸多成就，对中非双方的经济发展都取得了积极且显著的影响。但是，欣喜之余，我们必须认识到非洲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在投资环境、政策环境上依旧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而中国企业由于地理距离和文化差异的原因，对于非洲大陆的投资环境不能够完全了解，企业本身又存在一些问题，因此会在非洲投资过程中产生一系列的风险问题。
　　毛里求斯蒙哥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艾哈迈德·蒙哥洛认为，从法律角度来说，要处理中国目前对外投资数额急剧增长的复杂投资法律环境，投资者在行动前必须要听取专业律师的意见。因此，律所的作用不容忽视。
　　艾哈迈德·蒙哥洛表示：“在任何商业行动之前，最稳妥的方式是先去获得专业的法律性意见，特别是重要的、交易数额庞大的、复杂的国际商事行为，这一点尤为重要。没有哪个投资者愿意置身于官司中，诉讼里应对法律程序无疑既耗时又费力。在我们非洲这样的大陆上，是否达到商业目标、复杂度有多少、机会在哪里、挑战是什么、商业成果如何等，都需要专业律师的意见，通过他们你将获得最新的政策和最佳的信息支持。”
　　在艾哈迈德·蒙哥洛看来，律所的主要作用就是为投资者的交易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并解答投资者需要了解的相关问题。此外，律所还应该代表投资者去向其他交易相关方协商，寻找问题的高效解决方法，比如国际仲裁。律所也需要向投资者提供熟悉相应法律文本的专业律师，为此，各大国际律所可以在不同国家设立办事处，雇用熟悉当地法律环境的律师。
　　　

服务“一带一路”，中国律师从未停歇

　　自从1979年司法部重建，发布《关于恢复律师工作的通知》，律师制度得以恢复重建，三十多年来，我国律师业取得长足进步，但是仍不足以满足国内外法律服务的需求。从律师队伍整体水平来看，国内律师业务发展专业化程度不高，很多律师在执业过程中考虑的更多是标的额、收费等经济指标，忽视自我素养的提升。
　　与法治发达国家的律师相比，中国律师的业务能力和职业素养存在一定差距，缺少一支具有国际眼光的精通国际规则法律服务队伍。“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下，基础设施建设、物流（包括铁路、航空、航海）、贸易、自然资源进出口等行业对法律服务的需求只增不减，对于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而言，要面对的挑战不仅仅是相关产业涉及的法律、法规及相关国家地区的政策规定，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语言、宗教信仰、政治结构等问题都需要他们在调研考察时做好准备。
　　为此，全国律协于2012年年初制定了《第八届全国律协涉外高素质律师领军人才培养规划》，并于2013年启动涉外律师“领军人才”规划，旨在建设一批具有国际眼光、精通涉外法律业务的高素质律师人才。“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先后举办4期培训班，培养律师涉外领军人才600多人，组织选派164名律师到国外学习交流。在司法部、全国律协的积极推动下，当前“一带一路”法律服务正处在加速发展时期。
　　对于中国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来自毛里求斯的艾哈迈德·蒙哥洛建议，对于中国投资者去海外投资，中国的律师事务所首先要做到国际化，只有这样，他们提供的法律建议才是符合国际潮流趋势的。一开始要确定海外投资的合法度，考量投资者的交易是否合法，如果这方面没有问题，就可以回答投资者想要了解的其他问题。一旦获得律师服务后，律所也能代表投资者就合同进行商业条款的讨论，减少投资者在跨国业务扩展中的风险，尤其是展开避免诉讼的解决方案。
　　事实上，就如艾哈迈德·蒙哥洛所言，在国际上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的国际化大律所，而欧洲、美国早在二十年前投资者在海外投资遇风险时就有所洞悉，这也是为什么二十多年前非洲的一些国家就已经出现欧美律所的身影，这与欧美投资者在海外投资取得累累硕果是分不开的。
　　香港律师会理事陈泽铭建议内地律师和香港律师一同合作，为中国企业保驾护航。现在摆在眼前的问题是要抓紧用知识武装自己，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了解还不够，香港律师过去做得比较多的是英美地区的案件，而内地律师肯定更擅长大陆法系系统，彼此之间要相互学习。据其介绍，香港律师会今年5月在香港成功召开了“一带一路”大型法律研讨会，专门针对“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法律问题进行讨论研究，超过80个国家的法律界代表参加此次会议。
　　虽然我们可以预测到中国律所、中国律师在创建国际品牌的道路上会遇到众多阻碍，语言、文化、法系、法律规范、政策国情等差异不是一时能够化解适应的，但是迎难而上，胜利果实才更珍稀可贵。在当下国际大趋势下，乘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我国律师队伍中的有志之士你们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