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秘密战

　　边保看守所中，最先被放出来的人是李锐。1944年6月初，李锐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大后方即将派一个中外记者团到延安来，团长是著名外国记者福尔曼，团员中有个李锐的小学同学。李锐抓住这个机会给中央写信，说自己可以做些统战工作。主管统战的周恩来让边保放人，6月中旬李锐走出边保的大门。
　　边保审讯科鉴于前段审讯工作有逼供信错误，特意调来一些新人。从陇东来延安受审查的郝苏，经过行政学院的甄别之后，被调到审讯科担任甄别组长。这些自己曾经受审查的干部，一旦负责甄别工作，当然会有积极的态度和不同的视角。郝苏负责胡沙的案子，光文字材料就积累了十几万字。
　　由于比较深入地掌握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真实准确情况，也就能够制定具体的政策界限，这样，甄别工作也就有了实施的依据。到1944年年底，干部甄别了60%，群众甄别了30%。
　　甄别，有人认为就是平反。这种看法立即遭遇康生的猛烈反击，康生首先强调：甄别工作是为了巩固整风的成绩，纠正整风中的一些错误，并不像一些人说的是一种单纯的平反工作或摘帽子的工作。康生强调，抢救运动中有错误这是事实，应该纠正，但并不是完全错了。
　　甄别的常用语言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一般地说，每个案子，都有程度不同的原因。受审人员之中，有的曾经参加国民党组织，有的曾经被捕自首，有的被人利用⋯⋯大多有些政治历史疑点。这就是所谓“事出有因”。
　　“查无实据”之后呢？简便的方式是放出去工作。
　　被放出的赵晓晨又跑回边保要结论，于是，一个“受利用”的结论装入档案，从此伴随赵晓晨一生，每逢政治运动，都有人拿出这个历史问题来说话。
　　苏平的命运较好。一是在边保工作了一段时间，做保卫工作就是本人历史清白的当然证明；二是没有追着要结论，档案里面没有留下错误结论。
　　王遵级甚至说幸亏有了抢救运动！这行当历来就是有错抓没错放，原来关在老号里的个别干部，明明澄清了问题，上面还是不放。本来以为自己要关死在监狱里面了，可抢救运动这么一搞，给大批干部带来希望，这么多干部冤枉，不可能不平反。
　　果然，甄别阶段释放了绝大多数被关押人员，包括老号的人们。
　　林里夫当选七大代表。全赫被朝鲜共产党要回去，据说后来当上全国妇联主席。金树旺当了边区民主人士续范亭的秘书。著名的“四大特务”，王遵级在边保参加研究组，张克勤、钱维仁、李凝也都留在中社部工作。获得甄别的人们，还是都有出路的。仅边保“干训队”的学员，新中国成立后就出了二十多个国务院的部长副部长。
　　人到用时方恨少。甄别工作的最大推力，来自革命工作的需要。
　　进入1945年，全面抗战已经苦熬八年，胜利的前景清晰可见。中共筹划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接管大片国土，直至夺取全国政权。
　　各地到延安的七大代表，大都在1940年、1941年经过中央制定的小委员会的初步审查。以后，又作为党的一般干部，在中央党校一部、西北局组织部、联防军政治部组织部参加了延安审干运动。这些审查，发现一部分代表或多或少有些政治问题，牵扯到七大的代表资格问题，处理起来相当麻烦。
　　七大定于4月23日召开，代表资格的审查刻不容缓。审查结果，特务、叛徒、特务嫌疑分子、叛徒嫌疑分子、自首分子或者政治上动摇的、政治上不可靠的，这样一类的代表资格都取消了。有些代表，过去犯过一些错误，或在被捕、被俘时犯过错误，但是在长期工作中经过考验，表现有成绩，对于党有贡献；各方面的事实证明这些同志在政治上没有问题，是可靠的，因此，保留了这些同志的代表资格。最后审查的结果是：合格的正式代表544人、候补代表208人，合计752人。被停止或取消代表资格的，或被原来选举单位撤销的49人，其中两人没有政治问题。
　　任弼时向毛泽东反映，各地距离很远，更换代表要几个月乃至一年时间。毛泽东果断决定：开会，代表全部出席，不再审查了。
　　这样，不少挨整的人得以参加七大。刘子久、黎玉等代表都没有被撤换。很早就关押在边保老号的林里夫也当选七大代表。此前被人揭发为第三党的白栋才，也在这个时候查清问题当选七大代表。
　　七大代表多为比较高级的干部，这些人的及时甄别，又推动一般干部的解放。到七大召开的1945年4月，已有2475人有了结论。
　　中共七大，毛泽东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问题的纲领和政策。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阐述中共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刘少奇作修改党章报告，新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党一切工作的指针。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中提到“整风、审干、锄奸问题”：审干中搞错了许多人，这很不好，使得有些同志心里难过，我们也难过。对搞错的同志，应该向他们赔不是。在那个地方搞错了，就在那个地方赔不是。为什么搞错了呢？应该是少而精，因为特务本来是少少的，方法应该是精精的而不是粗粗的。但我们搞得却是多而粗，错误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关于特务，以前的估计是“瞎子摸鱼”，究竟有多少并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只是极少数。
　　毛泽东过去说“特务之多，原不足怪”，现在说特务“只是极少数”，整体估计变化了。
　　七大还有多篇大会发言, 这些发言的主题是总结经验教训，迎接新的形势和任务。发言的内容涉及中共工作的方方面面，反奸工作只是其中的一项。康生发言的题目是《对政治报告的认识和两年多来反奸工作经验教训》，大会还印发了康生的书面发言《关于肃清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问题》。
　　康生首先把延安两年来的反奸工作同内战时期的肃反区别开来，这样，1943年、1944年的反奸工作，都划为毛泽东提出的正确路线下的工作，而且是与内战时期的逼供信错误路线根本对立的。康生就此归纳：总结起来，过去两年来的反奸斗争，是创造了新的正确的反奸路线，在执行这个路线中，既得到了巨大成绩，也犯了许多错误，又改正了错误巩固了成绩，这样，使我们获得了许多宝贵经验，而且日加完备，日加充实。
　　七大充满了自我批评的空气。康生也没有蠢到丝毫不谈个人责任。康生说：不管各地的同志在工作中也犯有错误，但总的责任由我来负，因为我是直接领导这一工作的。但这些错误，是执行正确路线时工作中所发生的过火行动，不是路线的错误。
　　针对大家批评抢救运动的声音，康生又为抢救运动辩护：即以抢救运动而言，也不能否定当时揭露蒋介石进攻边区破坏边区的罪恶进行思想瓦解工作是错误的，不能否定发动了广大群众的群众路线是错误的，不能否定边区各地在清出的219个特务中的165个是在抢救中和抢救后清出的很大成绩⋯⋯
　　七大会议的主题是实现全党团结，夺取全国胜利。康生专论的“反奸”，没能成为议论焦点。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提出：对于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必须采取严肃的态度，而在处理时又要采取谨慎态度。

● 责任编辑：崔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