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崖式降级渐成处理高官新常态

　　10月9日，中央纪委一口气发布了三名中管干部被断崖式降级的消息。
　　这三人分别是公安部原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夏崇源，重庆市原副市长沐华平，重庆原副市长何挺。其中，沐华平由副部级降为副局级非领导职务，留党察看二年，行政撤职；何挺，由副部级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开除党籍，办理提前退休手续；对于夏崇源，则是由副部级降为副局级非领导职务，留党察看二年，行政撤职。
　　记者梳理发现，十八大至今已有至少31名党政系统的大老虎被降级，而且被中央纪委集中通报。不同于以往将其“双开”又移送司法机关的落马方式，断崖式降级已经成为十八大之后纪检部门处理“问题官员”的补充手法。
　　作为公务员法以及领导干部任免条例等党纪法规所规定的处分类型之一，降级在十八大之前并不算常用，即使降级，幅度也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大多不会超过3级，而现在似乎有常态化的趋势。尽管近四年来省部级官员中以这种方式落马的绝对数量并不算多，但从中可以看出我党反腐思路的变化，而且在地方厅级官员及以下的惩处中，这种党政处分的使用频率已经越来越高。

断崖式降级从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开始

　　十八大之后首个被降级的省部级官员，是黑龙江省原副省长付晓光。
　　据媒体报道，2013年7月23日，时任黑龙江亚布力旅游区开发指挥部副总指挥的付晓光带着包括亲属在内的6名随行人员来到镜泊湖旅游。东京城林业局是镜泊湖景区的管辖单位，当天晚上，该局党委书记孟庆安、局长孙书功在景区的鹿苑岛宾馆设宴款待付晓光。参加完这场宴请之后的第二天清晨，孟庆安被发现在宾馆房间内已经去世，经法医鉴定为酒后心脏病发作死亡。
　　2013年12月17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黑龙江省副省级干部付晓光携带亲属到某风景区旅游，因私公款消费，大量饮酒并造成陪酒人员“一死一伤”严重后果，经中央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中央批准，给予付晓光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按程序免去其黑龙江省政府亚布力度假区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职务，由副省级降为正局级。付晓光也成为“八项规定”出台以来因违纪、违规被严肃处理的级别最高的官员。
　　“断崖式降级”作为一反腐热词，出现在公共舆论中则是在2014年7月16日。当天，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同时公布了3则落马副省部级官员查处通报。
　　3名副省级官员均被开除党籍，但公职处分“待遇”各有不同：一名被“双开”，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一名被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另一名则被罕见地降为科员。
　　其中，被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的是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张田欣因何落马众说纷纭，但直接原因则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都龙锡矿的改制有关。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消息称，经查，张田欣失职渎职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其行为构成严重违纪。
　　根据公务员法，公务员职务分为领导职务与非领导职务，领导职务层次由高到低依次为：国家级正职、国家级副职、省部级正职、省部级副职、厅局级正职、厅局级副职、县处级正职、县处级副职、乡科级正职、乡科级副职。非领导职务在厅局级以下设置。综合管理类的非领导职务由高到低依次分为：巡视员、副巡视员、调研员、副调研员、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科员、办事员。
　　从副省级到副处级，张田欣被连降四级，开了十八大之后断崖式降级之头。这种因严重违纪被处分、一降多级的领导干部，都被称为“断崖式降级”。此后，这种存在比较严重的违纪行为，但又够不上移送司法程度的“问题官员”更多被采用这种方式处理。
　　另一名被降级的官员是江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智勇，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通报来看，对他的降级原因说得比较笼统：经查，赵智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其行为构成严重违纪。对赵的处理则是连降七级，从副省级一撸到底，直接降为科员，创下了官员降职之最，此后也很少再有这种急转直下式的“跌幅”。

超六成官员被连降三级（含）以上

　　本社记者梳理中央纪委公布的官员违纪信息发现，十八大之后遭遇降级的31名官员中，除四川省原省长魏宏，民政部原党组书记、部长李立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刘新齐，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兼任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焕宁等4人此前的级别为省部级正职，其余27名官员的级别全部为省部级副职。
　　尽管被处分前，官员的级别大致相同，但根据处理的结果来看，8名官员被降至正局级，其中3人为非领导职务；8名官员被降至副局级，包括4名被降至副局级非领导职务的官员；5名官员被降至正处级（含非领导职务）；6名官员被降至副处级，其中两人被按非领导职务安排工作；另有两名官员被开除党籍，降至正科级；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力夫则直接由副部级降为副科级。对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刘礼祖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赖德荣两人的处分最为严厉，除双双开除党籍之外，直接由副部级降为科员。
　　从降级数来看，有8名官员被降一级，有4名官员被降两级、1名官员被降五级、7名官员被降三级、7名官员被降四级、1名官员被降六级、3名官员被降七级。此外，两名央企高管至少被降三级。也就是说，至少有2/3以上的问题官员被连降三级（含三级）以上。
　　记者还发现，这31名官员中有6人曾担任省政协副主席，2人曾担任省委秘书长，1人曾担任高级法院院长。从地域上看，江西有3名官员，云南、重庆、广西、天津各有两名官员遭遇“断崖式”降级。值得一提的是，许爱民和刘礼祖都曾是政协江西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副主席，两人共事两年。刘志勇和赖德荣也曾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两人系近三年的同事。何挺和沐华平也都曾是重庆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两人的履历有一年的交叉时间。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的纪律处分种类共有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五种。
　　记者梳理发现，降级和“断崖式”处理的官员并不一定会被开除党籍。这31名官员有14人被开除党籍，约占半数。另有9人被给予留党察看二年处分，4人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2人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断崖式降级有望成处理高官新常态

　　这些被“断崖式降级”处理的官员所涉问题，多种多样。
　　如江苏省高级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许前飞利用职务干预和插手具体案件，以案谋私，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和人民法院形象；民政部原党组书记、部长李立国失职渎职在民政部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上存在问题，造成系统性腐败；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许爱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影响，为女儿、女婿在公务员录用和职务晋升方面谋取利益等；中国农业银行原副董事长、行长张云涉及农行深圳分行行长许涛被带走一案，还涉及私生活问题。
　　另外，农行原副行长杨琨在协助调查时，检举了张云；山东省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颜世元的问题或许源于“北京某会所的一段视频”；贺家铁在担任中央巡视组副组长期间，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泄露巡视工作秘密；四川省原省委副书记、省长魏宏在自身存在严重违纪问题的情况下，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不珍惜组织多次给予的教育挽救机会等。
　　虽然问题各有不同，但从相关处理结果看，这些官员是涉嫌严重违纪，而非涉嫌违法，这意味着所涉问题没有触及犯罪层面。
　　有分析指出，降级作为一种党纪法规所规定的处分类型之一，在十八大之前并不算常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周汉华认为，这种“断崖式降级”，是一种“纪律处分上的进步”。
　　“过去处分官员，长期使用免职。而其他手段，如警告、记过、降级，使用得非常少。这就给了那些不求有功、只求无过或者居其位不谋其政的庸官可乘之机。因为这些官员的情节，构不上撤职和开除。所以，实行多种纪律手段，有利于调动不同层级公务员的积极性。”
更重要的是，之前通常的“免职”处理仅仅免掉了官员的职务，但级别没有变动，权力、待遇等都没有变化，这让其一旦有机会，又可以官复原职。
　　如2005年12月，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因松花江污染事件引咎辞职，但仅一年后就进入国家发改委任职。2008年因“三聚氰胺奶粉”事件被免职或辞职的三名官员，均在沉寂后复出。引咎辞职的国家质检总局原局长李长江，2009年12月出任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专职副组长。被免职的石家庄市原市长冀纯堂，2011年任河北省工信厅副厅长。河北省委原常委、石家庄市委原书记吴显国，2013年任河北省委省政府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断崖式降级挡住了官员复出的机会。”周汉华说，“因为降级与免职有本质区别。一旦官员的级别降低，他只有从头开始，就很难在短期内恢复到原先的级别。”
　　根据相关统计，县处级公务员一般要经过11年才能升到正厅局级，从普通科员做起大概需要25年。基于官场的相对封闭性传统和熟人社会中的“面子”问题，降级对厅局级及以下官员的心理震慑不亚于“双开”。
　　十八大以后，从中央纪委的一些新闻中，可以看出以降级方式对问题官员进行处罚，将成为一种趋势。
　　2015年9月，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福建调研时指出，从严治党要靠纪律管全党，把纪律挺在前面，要靠坚强的党性和责任担当。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少数。必须改变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状况，真正体现对党员的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
　　然而，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公务员法中，虽明确了“降级”这一处分方式，但在具体操作层面仍缺乏相应的法规。
　　“降级适用于何种情形”“如何降级”，在具体操作中，怎么降，降多少级，现在主要取决于纪检部门。可以预见，将来对一些问题官员，降级将频繁出现。只有尽快建立一套“可量化、可操作、可落地”的“降级免职”机制，降级处分才能成为另一条震慑违纪官员的“高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