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秘密战

绥德甄别（三）

　　甄别的经验证明：侦破案件还是应该主要依靠保卫专门机关，而保卫专门机关的工作态度与工作效率，又在甄别工作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中央社会部发文提出：复兴社、CC原是国民党内部的一种派别，一种党内小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的青年组织。这些组织坚决反共，并且许多人做反共特务工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不是所有复兴社、CC分子、三青团员都是特务工作人员。文件强调：在政治宣传上我们说国民党、CC、复兴社实行特务政治，依靠特务统治，施行特化教育，建立特化党务，但在反奸工作上就必须进行具体分析。文件要求：不能抹杀国民党小组织与专业特务机关之间的差别，不能将党派问题混为特务问题。
　　从满眼蚂蚁特务如麻，到具体分析区别对待，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各单位都按照中央规定“六类人”的界限实行甄别，那第一类“职业特务”，就相当的少了。就连最为著名的人物王实味，也不再像个特务了。虽然国民党刊登了王实味的文章，但王实味并未与国民党特务组织发生过联系，剩下的问题只是托派组织。虽然王实味坦白自己是托派的中央委员和宣传部副部长，但也属于逼供信下的自诬之词。
　　延安这边正在甄别，西安那里又搞名堂。国民党硬说延安已经处死王实味，在西安组织了一次规模盛大的追悼大会，许多托派分子都参加了。消息传到延安，大家笑谈这是“活人追悼会”。毛泽东提出：让王实味出来，让他们见见！
　　中外记者云集边区交际处，王实味出现！照相机的快门响个不停。不管此人在延安受到何等待遇，但没有死亡总是事实。
　　王实味诚恳地说：我是个托派，我犯了错误，应该枪毙，但是毛主席不希望我死，让我工作。王实味还让记者转告自己在国统区的亲友：我在延安生活很好，不要惦念，不要上国民党的当。
　　已经在西安开过追悼会的王实味，在延安又死而复生！不用延安宣传，这个非常有趣的特殊新闻，立即传遍中国各地。
　　国民党的宣传又输了一招。可是，一些敏锐的记者，如《新民晚报》的赵超构，还是看出王实味有点言不由衷。
　　记者招待会之后，王实味又回到中社部的看守所。王实味躺倒在床上，握紧双拳，恨恨地说：“今天我是为了党的利益牺牲自己，我不是托派！我不是特务！”
　　陪同王实味居住的中社部干部慕丰韵，也在思索：这个王实味，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边保的干部，过去大多也不了解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内情。周兴特意请中社部的王炎堂到边保讲课，专门介绍国民党特务系统的内情。边保干部大有收获，还顺便送了王炎堂一个外号：“反革命科长”。
　　就在甄别期间，中共全党也在总结反思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对内战时期陕北肃反错误作出了结论。同时，还作出了许多新的改变。1944年，总政副主任谭政在西北高干会议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个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文件，正式决定撤销“工作网”和“十人团”。
　　这是一个人们很少知道的变化。
　　中共的保卫系统，以前在机关和部队中设有秘密的“工作网”，在连队有防逃跑的“十人团”。这是从苏联学来的保卫措施，在自己的机关部队学校中，建立秘密的耳目，直接向保卫部门负责。中共保卫系统向来强调，侦察工作不能用于党内，1941年就开始取消这种内部组织，现在又正式予以取消。这标志延安整风正在摆脱苏联模式，建立中共自己的政治规矩。
　　与此同时，国民党却在加强相关建设。1942年的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重申，在党内建立和加强由中统特务把持的“党员监察网”。
　　中国的国共两党，都在改革自己的内部管理，只是，似乎在相背而行。

《刘巧儿告状》

　　进入1944年，延安审干的重点转入甄别工作。人们逐渐感到，这审干运动又搞扩大化了，就像当年的肃反扩大化。不知何时，被关押的人，不再称为“犯人”，而是称为“干训队”的“学员”，先是牢房门口不上锁，后来卫兵也站到院子外面去了。
　　随着政治运动的降温，社会生活的热点也开始转移。边区召开劳动模范大会，文艺界掀起了秧歌剧运动，响应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社部与保安处的工作重点也随之转移，少数干部负责干训队的工作，多数则投入生产运动，中社部制出胜利牌肥皂，边保干训队纺织出毛料呢子。
　　更加令人诧异的却是另一项工作：中社部还有一个“枣园文工团”？
　　康生大力推动的抢救运动在中社部机关造成紧张的空气，那人数不少的干训队也是个大包袱。最后，还是副部长李克农出来弥补。
　　李克农将干训队的各方面人才分别组成三个组，请中央卫生处长傅连璋带医疗卫生组，中社部机要科长刘志汉带通信联络组，还有一个文娱宣传组。刘志汉这个组有军委二局调来审查的破译干部，于是就开展密码破译工作。考虑到主要方向有二局在做，这个组就专攻山西阎锡山。工作地点选在隐秘的山沟，山顶上架设接收天线，又调来两个战士手摇发电机，这个由受审查的干部组成的小组，居然取得重大突破。
　　延安正在贯彻毛泽东召开的文艺座谈会精神，各机关单位大力开展文艺工作。中社部的文娱组人员最多，由中社部干部汪东兴当科长，副科长一个是红军干部段大明，另一个就是那大名鼎鼎的“红旗党”张克勤。边保干训队也成立了一个“秧歌队”，队长是审讯科干部杨岗，副队长就是受审查的艺术家晏甬。
　　无论“枣园文工团”还是“边保秧歌队”，基本成员都是关起来审查的干部。也就是说，“犯人学员”变成了“演员”。
　　枣园文工团抢在鲁艺前面，排演了三幕五场大型苏联话剧《前线》。剧中人有个说空话的记者外号“客里空”，有个官僚主义名叫“戈尔洛夫”，这两个人物在延安成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代表。毛泽东挥动手臂大声说：到——处——演！
　　保安处秧歌队人才济济，也想排练大戏。大家都是受冤的人，决心搞个甄别题材，恰好见到《解放日报》上有篇社论《马锡武同志的审判方式》。这个真实故事引起边保秧歌队的共鸣，都受过错案之害呀！
　　集体创作，袁静执笔，编出秦腔剧本《刘巧儿》。袁静和丈夫赵梅生曾在陇东工作，了解马专员的事迹。女主角就用死不承认是特务的郭苏平，男主角则由汉训班的真特务王星文饰演。
　　这《刘巧儿告状》上演一炮而红，居然敢在延安的新市场卖票！
　　陕北说书艺人韩起祥听戏以后，编了一段陕北琴书到处传唱。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评剧院又改编为评剧。评剧《刘巧儿》突出反对封建婚姻的主题，正赶上贯彻新婚姻法主张婚姻自由的风潮，又由著名演员新凤霞饰演刘巧儿，一时风靡全国。后来出版的戏剧词典，注释评剧《刘巧儿》，却忘了原版的秦腔，误以为这个题材的首创权属于韩起祥的说书。这样的失误并不奇怪，在中国戏剧史上，有三个文艺团体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中社部的枣园文工团、边保的秧歌队，还有军法处的秧歌队。这三个团体都由受审查的干部组成，都有顶尖的艺术家。

● 责任编辑：崔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