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秘密战

绥德甄别（二）

　　据师哲回忆，康生这个讲话是由保安处起草的。康生特意加进自己的意见，强调：“如此伟大的运动，触动和伤及少数人，有何稀奇？又有何可怪？有何不能理解？”
　　周兴感叹：“这样的报告咱们做不了，也不敢做。”
　　如果说康生个人可能对甄别阳奉阴违的话，中央社会部这个党的机关，对于甄别工作的态度还是积极的。在运动初期还有些发热的中社部副部长李克农，很快看到运动的偏差，主动向毛泽东汇报了问题。得到毛泽东的提醒后，更是积极主动地开展甄别工作。
　　比起中社部来，边保的甄别工作量更大，关了500多人呢！
　　周兴经历过内战时期的苏区肃反。当时，作为江西省保卫局的秘书，周兴无奈地看着许多革命同志屈打成招，连自己的弟弟都被杀了，眼看自己的性命也难保全，幸亏中央纠正了肃反的错误。到延安后，周兴始终不忘肃反的教训，不时检讨自己的过失。抢救运动发起后，作为边区最大的保卫机关的首脑，周兴当然要认真执行。但是，周兴的脑子并不太热，经常向下面提起当年肃反的教训。中央决定甄别，周兴立即抓紧边区政府系统的甄别。
　　1943年12月25日，就在中央决定甄别的第三天，西北局社会部发布《审讯工作基本条例》，上来就强调“防止某些偏向”，第一项内容就是“审讯工作中必须严禁的事项”。严禁的内容包括：只凭主观推测，车轮战，肉刑，变相肉刑（罚站罚坐、不准睡觉、不给吃饭、罚冻、晒太阳、拔胡子、抓头发、限制开水、限制大小便），假枪毙，假刀杀，假刑审，假刑声（假电刑、摆刑具、假施刑声音），指供（指出人名、事实、罪名叫犯人承认），打骂，侮辱（捆吊、打耳光、拳打脚踢、谩骂、污辱、唾面），利用犯人生理弱点（女犯月经期生理心理变化），利用犯人身体弱点（病中病后生理心理变化），轻信口供，增加或减少供词，等等。
　　这些“严禁”的内容相当具体，一方面证明抢救运动之中确实有大量逼供信现象，另一方面也说明边保纠正错误认真而具体。
　　延安行政学院是集中审查干部的地方，边区、分区、县、乡、区各级干部908人在这里集训。边保将这里作为工作重点，分三批进行甄别。至1944年4月，行政学院的甄别作出25人的结论。突破一点，取得经验，边区系统的甄别工作得以推进。
　　“戴案”的涉案人员也得到甄别。
　　运动初期，正在陇东工作的吴南山也被调到延安集训，外勤工作一时中断。延安的祁三益、李春茂，更被集中到保安处，说是上干部培训班，其实是监禁审查。中社部、保安处直接了解此案的全部过程，吴南山等人又有突出贡献。陇东分处很快为吴南山作出正确结论，吴南山回到庆阳复任教育科长，仍然是庆阳外勤组长。祁三益并非主动自首，而是被捕后经过教育才表示反正，但是交代不够完全，没有主动说出戴笠到汉中视察的情况，于是又被关押在保安处审查。祁三益在保安处表现很好，大生产运动还当了劳动模范，1944年11月随边保工作团到陇东，以镇原县税务局副局长的职务为掩护从事外勤工作。李春茂在整风中被调到行政学院学习，1944年7月由边保外勤组长欧阳天带到陇东，以西华池土产公司经理的身份掩护外勤工作。
　　甄别的顺利与否，不只取决于工作态度。专门机关的工作能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绥德是根据地的新区，国民党留下些基础，绥德师范讨论对国共两党的看法时，反对派甚至占了上风。运动中，绥德师范出现“黑头帖子”和“打石头”案件，追查案件，一批十几岁的学生承认自己是石头党暗杀队，继续追逼，绥德师范的300多名教师学生成了特务。
　　十几岁的学生怎能是特务呢？地委书记习仲勋亲身经历过肃反扩大化，提醒大家要防止偏差。习仲勋调派绥德县委书记宋养初担任绥德师范的党总支书记，还亲自找学生代表了解情况。
　　此前，西北局从延安大学的中学部抽调一批青年到绥德师范，以学生身份展开工作，共产党员齐心是主要带队人，并担任党支部书记。齐心和白树吉等学生代表来到地委书记的办公室，不免有些紧张，运动中学校出现混乱情况，大家心里苦闷。只见这地委书记住的也是窑洞，洞内墙上挂着一尺多长的白布，上面写着毛笔字“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仔细看，那是毛主席给习仲勋的题词！
　　这个地委书记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地同学生谈话，还深入浅出地提醒，运动中出现了偏差：“如果这样下去，连你们几个也会被怀疑。”
　　新任绥德保安分处处长布鲁，亲自到师范学校调查。前一阶段，布鲁已经查实，绥德师范的师生员工没有一个是真特务。可是，那个黑头帖子和石头案件，依然像乌云一样笼罩在绥德上空。
　　现场勘查，那份匿名标语写着七个字——“精兵简政要民主”。精兵简政同学生无关，教职员工中的党员也被排除，勤杂人员也不会从政策角度提出问题。目标缩小到三四个非党教员身上，其中杨典是唯一的外来知识分子，唯一有历史问题尚未查清的人，因此最可能担心自己被精简。可是，杨典还遭受敌人暗害呢！
　　杨典在学校积极工作，埋头苦干，一直得到领导器重。可是，由于当伪军的一段历史无法查清，一直没能入党。抢救运动中还没涉及杨典，就发生了他被石头击伤的事件，反倒使杨典成了全绥德的大红人。
　　非党无政敌，未婚无私怨，现场只剩凶器石块，没有见到凶手。学校总支委员杨滨苦笑：要破这个案件，恐怕要请福尔摩斯来了！布鲁判断，那块不大的石头，打在胸口很难将人击倒也不会打昏。布鲁手攥那块石头向自己的胸膛击打，形成的伤痕同杨典的十分相像，这是笨拙的自伤啊！
　　经过布鲁谈话，杨典老实地承认，害怕被精简而写了黑头帖子，害怕审干追查历史问题而自伤。
　　案子破了，地委书记习仲勋十分高兴。如果是敌人破坏，就应该逮捕，追查政治背景。如果是个人私心，就是个教育问题。
　　就是这么一个教师伪造的案件，居然把一所学校的多数师生连累成特务，没有政治运动这个社会条件，一个孤立的案件不可能造成这样大的恶果。
　　习仲勋在绥德师范召开3000人大会，说明党的防奸政策是:“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300多受牵连的学生和家长纷纷称快，绥德的大批冤假错案，由此彻底推翻。成功侦破假案的布鲁，也被称为红色福尔摩斯。
　　主持绥德甄别工作的习仲勋，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生收获：同齐心结婚。
　　在绥德师范的运动中，齐心经常作为学生代表上主席台，运动后期还成为总支委。这样，齐心同习仲勋的接触就多了，增加了彼此间的了解和信任。
　　1944年4月28日是个星期六，婚礼在地委后院的窑洞举行。证婚人是抗大教育长何长工，抗大总校负责人李井泉、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治部主任杨琪良、绥德专员袁任远、副专员杨和亭、地委副书记白治明参加。结婚照片的摄影师，就是那个红色福尔摩斯布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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