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秘密战

　　对于运动之中出现的违法违纪问题，中共有个独有的概括——“逼，供，信！”这是毛泽东的创见。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指出，九条方针“是和内战时期曾经在许多地方犯过的错误的肃反方针根本对立的。这个错误方针，简单地说来，就是逼供信三字。审讯人对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使用肉刑、变相肉刑及其他威逼方法；被审人随意乱供，诬害好人；审讯人及负责人不假思索地相信这种绝对不可靠的供词，乱捉乱打乱杀”。
　　内战时期的肃反，在中共内部造成极大伤害，谁再搞乱捉乱打乱杀，肯定是不得人心的。可是，导致乱捉乱打乱杀这种后果的前因是什么，许多干部却没有认识清楚。只要“逼供信”这个病源没有去除，“乱捉乱打乱杀”的疯狂病就必然重现。
　　可是，去除“逼供信”绝非易事。在许多干部特别是保卫干部的心底，都有一个固执的看法：没有人愿意说出不利于自己的事情，所有的受审人都是不逼不招。审讯实践也表明：感化劝导见效慢，逼供破案效率高。至于逼供得来的口供是不是真实，这个要害问题，似乎被运动中的人们忘怀了。如果再有人居心叵测，有意制造假案，那“逼供信”就是如意法宝了。
　　康生有个发明：“分析特务。”
　　苏平被分析特务时，别人分析：你从国统区来延安，肯定是国民党开的路条。这些没有出过远门的红区干部哪里知道，外面坐车买票就行。别人又分析：陕西党是红旗党，你是地下党员，肯定就是国民党特务。这些外地来的党员也不想想，陕西党要是红旗党，中央长征来陕北哪里立足？别人又分析：你的表哥是国民党县党部的书记长，你来延安肯定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这些家世清白的工农干部没有想到，能够吸引各种出身的人参加，正是革命党的魅力！
　　既然是分析，就不需要证据。
　　来自红旗党省份的是特务，来自国统区的是特务，来自边区但上级或同事是特务的也被发展成特务！参加CC是特务，参加复兴社是特务，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的都是特务，自己没有参加但亲友是国民党的也被发展成特务！表现不好是特务破坏，表现积极是特务伪装，怎么表现都是特务！主动坦白的是特务，被动承认的是特务，拒不交代的更是大特务！看别人挨斗自己脸红是特务，走路像日本女人是特务，哭、苦闷、表情不自然、态度失常、睡不着觉都是动摇迹象。东北来的白俄肯定是日本特务，内蒙古来的北洋大臣使者就是日本的蒙古侦探，从日军那里投诚而来的朝鲜族翻译肯定是日本派来的奸细⋯⋯
　　康生名言：“我看你就像特务！”
　　没有参加特务组织的也是特务，没有进行特务活动的也是特务，这种分析思路，真是匪夷所思。
　　每个亲历者都能讲出多个“抢救运动”的事例，这些故事之荒唐简直像笑话。
　　古今中外，公安、保卫行业的痼疾就是这“逼、供、信”！
　　“逼供信”这个老毛病，到了运动之中，就会恶性发作。抢救运动中的逼供信，造就了越来越多的特务。
　　后来，许多老保卫都说：肃反扩大化的主要教训就是“群众运动”加“逼供信”！
　　可惜，延安当时，还处在运动的热潮中，还在想着抓出更多的特务。
　　共产党的内部，出现了这么多的特务，那么，怎么估价党的组织，怎么开展党的工作？
　　大比例的党员成了特嫌，大比例的干部人人自危，剩下的少数积极分子又忙于反奸，于是，许多党政机关的日常工作陷于停顿。人们往往以为，保卫机关在反奸反特中最为神气，其实，保卫机关本身也在运动中遭受巨大损失。主管反奸的专门机关，也纠缠在内部的防奸之中。
　　中社部最先抓出于炳然。这个奉命打入国民党军统的老党员，居然成了日本特务，还得在枣园大会上公开坦白。人数不多的中社部机关，也关了一二十个人。
　　保安处系统的外来知识分子，统统集中学习审查。保安处和各保安分处原本在边境地区派有外勤组，专门开展对国统区的情报工作，现在把外勤人员统统调回，就连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内线人员也撤回审查。留在边境地区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员，只剩下关中的秦平、洛川的赵去非两人，大部分工作不得不放弃。好不容易打入国特机关的杨宏超等人，在运动中被打成特务，到处展览示范，暴露了身份。有些从国特机关中拉出来的人，也不敢再与延安联系。
　　1943年下半年，边保的情报工作基本停顿。过去源源不断的国统区情报，现在成了涓涓细流。运动的影响远远超出陕甘宁边区，晋绥、晋察冀等其他边区也大力开展运动，甚至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情报工作也受到很大干扰。
　　情报工作的下降又影响了保卫工作。过去，中社部和边保可以通过潜伏在国特机关的内线，掌控派遣到边区的特务。现在，内线大多中断，这种反特方式就难以进行了。
　　大规模反特运动，当然也能部分中止国特在延安的活动。可是，国民党依然能够通过特殊渠道得到边区的情报。1944年3月31日，国民党中统的统一出版社出版《中共最近党内斗争内幕》一书，大量引用中社部的内部刊物《防奸经验》，郭华伦又据此撰写了《中共史论》，这郭华伦就是大叛徒郭潜！
　　为了反奸而搞起来的运动，反而造成情报工作的停顿；情报工作的下降，又反过来影响了保卫工作的开展。如此进行的运动，不仅干扰了反奸工作，而且危害着党的工作全局。
　　一个对革命大业带来不利影响的政治运动，不能不引起质疑。
　　“特务如麻。”这些如麻的“特务”，都是真的吗？
　　如果这些人不是特务却被当作特务，那么，这场运动是不是该收场了？

绥德甄别（一）

　　许多干部开始怀疑这个“抢救运动”。
　　运动初期不乏积极分子，坚决揭发特务！坦白的特务越多，越证明党的正确自己的积极。直到自己也被别人揭发为特务，才恍然大悟：既然自己这个特务不是真的，那么别人的特务也可能是假的。
　　许多高级干部向中央反映问题，毛泽东自己也发现了问题。
　　1943年7月15日开始“抢救”，8月15日，中共中央颁发《九条方针》，批评运动中的左倾现象。10月9日，毛泽东批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防止出现肃反的错杀现象。12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运动转向甄别阶段。“九条方针”降温，“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刹车，“甄别”转向。
　　可是，“抢救运动”的车速极猛，这种转向能否顺利实现？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登台，承认抢救运动搞错了，亲自承担责任，而且脱帽鞠躬，向挨整的干部道歉。一个政治组织的最高负责人，向自己人低头认错，这在中国政治史上非常罕见。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公开道歉，消解了挨整干部的情绪，也推动了甄别的进行。
　　反革命性质的案件都由保卫机关承办，甄别这些案件，关键也在于保卫部门。
　　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这对保卫机关也是个考验。
　　最高的保卫机关是中央社会部，而主管这个关键部门的康生，正是抢救运动的始作俑者！
　　1943年12月24日，就在中央决定甄别的第三天，康生就作了一个关于甄别工作的报告。1944年3月29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讲演。首先讲“巩固一年来反奸斗争的成绩”，第二个问题“彻底纠正逼供信错误”，第三个问题“新的反奸方针”，最后又讲了“怎样进行甄别工作”。值得注意的是，1942年年底，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报告《关于锄奸问题》，大讲陕甘宁边区“特务如麻”！
　　善于判断风向的康生，不仅会见风使舵，还会抢占先机。

● 责任编辑：崔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