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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法治大业，当由合格法律人肩起重任
9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对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公务员法、公证法、仲裁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八部法律作出一揽子修改。此次修法的核心是，从明年起，现行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更改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这标志着，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所提出的“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的改革构想，终于结出了立法化的制度成果。
追溯起来，我国法律职业准入机制已走过了二十多年的探索历程，从重建法制初期并未设置任何资格门槛，到1986年全国律师资格考试率先破冰，再到1995年开始实施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资格考试，直至2002年“三试合一”，正式建立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并于2005年将公证员职业准入纳入其间。这一系列变迁，见证了法治理念和制度的巨大进步，也从根本上重塑了司法职业群体的面貌。
据统计，截至2016年年底，已经举行的15次国家司法考试，共授予法律职业资格87万余人，其中40多万人进入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和其他法律职业。经由“司考”这一法律人才选择机制的重大变革，遴选、储备了大量法律人才，对推进依法治国居功至伟。但历时十多年的“司考”实践，并未完全实现预期甚至屡现不足。比如报考条件宽松导致专业素质良莠不齐，考试内容不尽合理加剧职业人才的短缺，功利化的应试追求造成对法学教育的负面影响等等。尤其是，“司考”仅仅针对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四类人员，而未涵盖行政执法等其他涉法职业群体。而在现实生活中，相对于司法诉讼等，行政执法与公民、法人的关联往往频率更高、影响更大，一旦违法滥权，伤害更烈。而防范危险的一大关键，正是把好此类涉法职业的入口关，设置严格的准入资格门槛。
这就不难理解，此次八法修改后所确认的最大变革，正是重新定义了须经资格考试的法律职业人员范围，将部分涉及对公民、法人权利义务的保护和克减，具有准司法性质的法律从业人员也纳入其中，除了原来的四大法律职业群体，进一步扩大至行政机关中初次从事行政处罚决定审核、行政复议、行政裁决、法律顾问的公务员以及法律类的仲裁员。仅此“扩容”之举已足以证明，从“司考”改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决非简单的更名，而是法律人才观念和职业准入机制的全面更新升级，如此“统一化、扩大化、同质化”的改革路径，不仅将大大提速法治队伍素质建设的步伐，推进其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进程，而且将潜移默化地培育法律人在信仰、理念、知识、技术、伦理等方面的共识，最终促成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意识和行为，从而为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埋下践行法治的基石。
同时应当看到，即将启动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尽管已在立法层面建构了原则框架，但就其具体运行而言，仍需设计出科学、公平的实施细则，尤其是需要针对一些争议焦点乃至历史弊端，提供妥善、有效的解决方案。
比如就报考门槛而言，法律职业的专业性等特质，决定了报考者应当具有一定的法学教育背景，对其设定严格的专业学历要求，乃是体现改革价值的重要指标。但另一方面，过度抬高或“一刀切”式的学历限制，很可能引发法律职业人才的供应不足，尤其是加剧中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短缺危机，并且一个开放社会也不应轻易拒绝有志之士投身法治事业的意愿。因而面对法治理想、现实国情、社会预期等诸多冲突，必须作出充满改革智慧的合理平衡。
再比如，就考试内容而言，以往的“司考”因报考者众、过关困难而被冠以“天下第一考”之名，但其“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思辨”的内容设计也饱受质疑。由此滋生的一大怪象是，非法学专业考生依靠死记硬背的突击战术，其通过率居然高于经受法律思维熏陶的法学专业考生。这不仅与“司考”择优选才的良好初衷背道而驰，也堵塞了一大批优秀法律人才的职业道路。因而，未来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重塑考试的内容和标准，势在必然。诸如强化对法治理念、法学素养、实证思辨、职业伦理等方面的考查，乃至增设旨在检测实务技能的面试环节，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改革选项。
古罗马的智者塞尔苏斯有言：“法乃善与正义的科学。”但法律并非高悬天空的缥缈价值，而是必须落实于尘世，必须仰仗精通正义艺术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加以实现。建立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的现实意义，正在于此。也只有确保改革愿景的兑现，才能真正推动国家法治水平走向更高层次，并终将证明这样一个真理——建设法治大厦，需要合格的法律工匠。
追溯起来，我国法律职业准入机制已走过了二十多年的探索历程，从重建法制初期并未设置任何资格门槛，到1986年全国律师资格考试率先破冰，再到1995年开始实施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资格考试，直至2002年“三试合一”，正式建立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并于2005年将公证员职业准入纳入其间。这一系列变迁，见证了法治理念和制度的巨大进步，也从根本上重塑了司法职业群体的面貌。
据统计，截至2016年年底，已经举行的15次国家司法考试，共授予法律职业资格87万余人，其中40多万人进入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和其他法律职业。经由“司考”这一法律人才选择机制的重大变革，遴选、储备了大量法律人才，对推进依法治国居功至伟。但历时十多年的“司考”实践，并未完全实现预期甚至屡现不足。比如报考条件宽松导致专业素质良莠不齐，考试内容不尽合理加剧职业人才的短缺，功利化的应试追求造成对法学教育的负面影响等等。尤其是，“司考”仅仅针对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四类人员，而未涵盖行政执法等其他涉法职业群体。而在现实生活中，相对于司法诉讼等，行政执法与公民、法人的关联往往频率更高、影响更大，一旦违法滥权，伤害更烈。而防范危险的一大关键，正是把好此类涉法职业的入口关，设置严格的准入资格门槛。
这就不难理解，此次八法修改后所确认的最大变革，正是重新定义了须经资格考试的法律职业人员范围，将部分涉及对公民、法人权利义务的保护和克减，具有准司法性质的法律从业人员也纳入其中，除了原来的四大法律职业群体，进一步扩大至行政机关中初次从事行政处罚决定审核、行政复议、行政裁决、法律顾问的公务员以及法律类的仲裁员。仅此“扩容”之举已足以证明，从“司考”改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决非简单的更名，而是法律人才观念和职业准入机制的全面更新升级，如此“统一化、扩大化、同质化”的改革路径，不仅将大大提速法治队伍素质建设的步伐，推进其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进程，而且将潜移默化地培育法律人在信仰、理念、知识、技术、伦理等方面的共识，最终促成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意识和行为，从而为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埋下践行法治的基石。
同时应当看到，即将启动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尽管已在立法层面建构了原则框架，但就其具体运行而言，仍需设计出科学、公平的实施细则，尤其是需要针对一些争议焦点乃至历史弊端，提供妥善、有效的解决方案。
比如就报考门槛而言，法律职业的专业性等特质，决定了报考者应当具有一定的法学教育背景，对其设定严格的专业学历要求，乃是体现改革价值的重要指标。但另一方面，过度抬高或“一刀切”式的学历限制，很可能引发法律职业人才的供应不足，尤其是加剧中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短缺危机，并且一个开放社会也不应轻易拒绝有志之士投身法治事业的意愿。因而面对法治理想、现实国情、社会预期等诸多冲突，必须作出充满改革智慧的合理平衡。
再比如，就考试内容而言，以往的“司考”因报考者众、过关困难而被冠以“天下第一考”之名，但其“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思辨”的内容设计也饱受质疑。由此滋生的一大怪象是，非法学专业考生依靠死记硬背的突击战术，其通过率居然高于经受法律思维熏陶的法学专业考生。这不仅与“司考”择优选才的良好初衷背道而驰，也堵塞了一大批优秀法律人才的职业道路。因而，未来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重塑考试的内容和标准，势在必然。诸如强化对法治理念、法学素养、实证思辨、职业伦理等方面的考查，乃至增设旨在检测实务技能的面试环节，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改革选项。
古罗马的智者塞尔苏斯有言：“法乃善与正义的科学。”但法律并非高悬天空的缥缈价值，而是必须落实于尘世，必须仰仗精通正义艺术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加以实现。建立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的现实意义，正在于此。也只有确保改革愿景的兑现，才能真正推动国家法治水平走向更高层次，并终将证明这样一个真理——建设法治大厦，需要合格的法律工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