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 
本刊简介管教员老姜
我是预审处的预审员，老姜是看守所的管教员，和我分别隶属于两个不同的单位。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工作没有联系，但有时候却有交叉。
老姜比我大十岁，他的老家与我的老家离得不远，都在胶东半岛，所以，感觉上就很亲近，“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嘛！
在班车上，我们有时会坐在一起聊天。老姜的家乡口音很重，他是年轻时当兵从老家出来的，后来转业留在北京。我的父母亲是胶东人，我却从小在北京长大，对老家没什么印象，只是几年前的夏天随妻子旅游到烟台、威海等地，时间紧，也没去成老家。
老姜生活很规律，只要不值班，每天晚餐都要喝二两“二锅头”白酒，并佐以一小碟油炸花生米。他常跟我说，咱山东盛产花生，咱山东人也爱吃花生。有一次，他看话剧《茶馆》，第三幕中常四爷带来一些花生米来看茶馆王掌柜，王掌柜沏了一壶茶。常四爷说：喝茶吃花生仁儿，这可真是个乐子。王掌柜说：真邪门儿，好容易有了花生仁儿，可牙没了。老姜说到这儿，冲我一笑：趁着牙还没掉，赶紧吃油炸花生米，嘎嘣脆香。
在公安机关管理的看守所，有许多不同的职务分工。管教员主要负责犯罪嫌疑人的帮教（政治思想）工作。这做人的工作可比只与物打交道的工作难多了。
有一次，我审理一起团伙盗窃案，从审讯到取证一直都还顺利，临近向检察机关移送起诉时，一名主犯突然翻供，把责任全部推到同伙身上。当我问他为什么改变供词时，他回答不能替别人背黑锅。
主犯突然翻供，我想肯定是哪儿出了问题，极有可能是这名主犯害怕承担责任，或者背后有人捣鬼。这起团伙盗窃案件的过程和结果已经十分清楚，而且与我进行的调查取证完全吻合，他就是全部推翻也没有用。只是，我觉得应该弄清楚他翻供的原因。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我找到监管这名主犯的管教员，没想到竟是老姜。
老姜帮我做了摸底调查，原来是同监室一个盗窃惯犯给他出主意，别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这样法院判决时会加长刑期，能推就推掉。事后，老姜对这名“教唆犯”进行了严厉批评，我也提审了翻供的主犯，揭穿了他的谎言。这次配合特别默契，在班车上，我对老姜说：哪天我请老哥喝酒。老姜说：别忘了带油炸花生米！
那是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期间，正是我们最忙碌的时候。我除了办案，还要参加天安门广场的警卫执勤，老姜所在的看守所也在加班加点，那时候，每一个民警都在全天候地工作。
时隔半年多，我一直没见到老姜。有一次，我问看守所的同志：怎么最近看不到老姜了？他们说：怎么，你不知道？老姜住院了。我赶紧问：什么病？他们说：是肾癌。我一惊，浑身起了鸡皮疙瘩：这，这怎么可能？
正是加班期间，老姜身体不适，小便时感觉疼痛，尿液颜色不正常，怀疑是血尿。但当时任务重时间紧，“一个萝卜一个坑”，他若是看病休息，别人的工作量就会更大。老姜一直坚持到“回归仪式”结束后，警察开始轮休时才去看病。他到了医院就被留下来，做进一步的检查，最后确诊为肾癌晚期。
当我赶到医院的时候，老姜已经昏迷多次不能说话了。我很难过，却又不能表现出来。我强忍着泪水，从提兜里取出“二锅头”酒，又拿出用保鲜袋装的油炸花生米在老姜的眼前晃动。我说：老哥，你看，嘎嘣脆香！
老姜削瘦而疲惫的脸上浮现出笑容。他还有牙呢，却再也不能咀嚼了。
他去世时才53岁！
老姜比我大十岁，他的老家与我的老家离得不远，都在胶东半岛，所以，感觉上就很亲近，“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嘛！
在班车上，我们有时会坐在一起聊天。老姜的家乡口音很重，他是年轻时当兵从老家出来的，后来转业留在北京。我的父母亲是胶东人，我却从小在北京长大，对老家没什么印象，只是几年前的夏天随妻子旅游到烟台、威海等地，时间紧，也没去成老家。
老姜生活很规律，只要不值班，每天晚餐都要喝二两“二锅头”白酒，并佐以一小碟油炸花生米。他常跟我说，咱山东盛产花生，咱山东人也爱吃花生。有一次，他看话剧《茶馆》，第三幕中常四爷带来一些花生米来看茶馆王掌柜，王掌柜沏了一壶茶。常四爷说：喝茶吃花生仁儿，这可真是个乐子。王掌柜说：真邪门儿，好容易有了花生仁儿，可牙没了。老姜说到这儿，冲我一笑：趁着牙还没掉，赶紧吃油炸花生米，嘎嘣脆香。
在公安机关管理的看守所，有许多不同的职务分工。管教员主要负责犯罪嫌疑人的帮教（政治思想）工作。这做人的工作可比只与物打交道的工作难多了。
有一次，我审理一起团伙盗窃案，从审讯到取证一直都还顺利，临近向检察机关移送起诉时，一名主犯突然翻供，把责任全部推到同伙身上。当我问他为什么改变供词时，他回答不能替别人背黑锅。
主犯突然翻供，我想肯定是哪儿出了问题，极有可能是这名主犯害怕承担责任，或者背后有人捣鬼。这起团伙盗窃案件的过程和结果已经十分清楚，而且与我进行的调查取证完全吻合，他就是全部推翻也没有用。只是，我觉得应该弄清楚他翻供的原因。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我找到监管这名主犯的管教员，没想到竟是老姜。
老姜帮我做了摸底调查，原来是同监室一个盗窃惯犯给他出主意，别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这样法院判决时会加长刑期，能推就推掉。事后，老姜对这名“教唆犯”进行了严厉批评，我也提审了翻供的主犯，揭穿了他的谎言。这次配合特别默契，在班车上，我对老姜说：哪天我请老哥喝酒。老姜说：别忘了带油炸花生米！
那是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期间，正是我们最忙碌的时候。我除了办案，还要参加天安门广场的警卫执勤，老姜所在的看守所也在加班加点，那时候，每一个民警都在全天候地工作。
时隔半年多，我一直没见到老姜。有一次，我问看守所的同志：怎么最近看不到老姜了？他们说：怎么，你不知道？老姜住院了。我赶紧问：什么病？他们说：是肾癌。我一惊，浑身起了鸡皮疙瘩：这，这怎么可能？
正是加班期间，老姜身体不适，小便时感觉疼痛，尿液颜色不正常，怀疑是血尿。但当时任务重时间紧，“一个萝卜一个坑”，他若是看病休息，别人的工作量就会更大。老姜一直坚持到“回归仪式”结束后，警察开始轮休时才去看病。他到了医院就被留下来，做进一步的检查，最后确诊为肾癌晚期。
当我赶到医院的时候，老姜已经昏迷多次不能说话了。我很难过，却又不能表现出来。我强忍着泪水，从提兜里取出“二锅头”酒，又拿出用保鲜袋装的油炸花生米在老姜的眼前晃动。我说：老哥，你看，嘎嘣脆香！
老姜削瘦而疲惫的脸上浮现出笑容。他还有牙呢，却再也不能咀嚼了。
他去世时才5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