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秘密战

群众运动+逼供信

　　1943年3月底的一个夜晚，康生把周兴和师哲叫到自己居住的窑洞，拿出一个名单，用笔在上面勾勾画画，这个是“特务”，这个是“汉奸”，这个是“叛徒”，这个是“日特”。要求边保把名字上打“○”的人都抓起来，名字上打“·”的人送行政学院集训。
　　同夜，中社部和总政锄奸部也进行逮捕。中社部主要抓中央直属机关的，关押在枣园。锄奸部主要抓军队的，关押在小砭沟。边保主要抓边区系统的，关押在后沟。
　　1943年4月1日夜，黑暗之中的延安城，一场秘密大逮捕，悄无声息地进行着，一夜就抓了260多人，第二天还没抓完，又继续抓。当日，延安上午下雨、下雹子，晚上下雪。春天下雪？
　　山西有出蒲剧《窦娥冤》，讲窦娥被斩时，本来不会下雪的夏季六月，突然天降大雪！感天动地，象征此案大冤。
　　延安的四月雪，预兆气候的异常。
　　1943年的春天，国际战场苏联处于不利态势，国内战场日本正在诱降蒋介石。国际国内，边区内外，都显示矛盾激化的趋向。
　　4月1日的大逮捕，不可能只是康生的个人权限。当时的中央领导，都对敌情估计过重。
　　4月9日和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作报告：《特务的活动与中央对特务的方针》。任弼时提出：“国民党派来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进行特务活动的，绝大多数是被诱骗、威逼的单纯正直的青年。他们经过革命环境的实际生活和整风学习，是愿意改过自新的。”任弼时说明中央决定：“要给予这些一时被迫误入歧途的青年一种有保障的出路。”
　　这种对待特务的政策，显然比过去的肃反和肃托更宽容、更开明。过去对特务是一律关押大多杀头，现在允许改过自新！
　　延安各机关立即开始坦白运动⋯⋯
　　四月刚过，共产国际在1943年5月宣布解散！
　　斯大林希望以此让西方放心，鼓励美国开辟第二条反德战线。
　　蒋介石赶紧抓住机会反共——你中共的上级组织都解散了，中共也应解散！
　　胡宗南奉命偷袭陕甘宁边区的囊形地带，7月7日，胡部炮击关中分区的驻军。
　　国共之战一触即发，共产党立即作出强烈反应。7月9日，延安召开民众大会，发出《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全边区党政军民紧急动员，逼迫蒋介石停止对边区的进攻。
　　国内外舆论纷纷反对破坏抗日统一战线，7月11日，蒋介石、胡宗南复电朱德，表示并无进攻陕甘宁边区之意。
　　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偃旗息鼓，中共中央并未放松警惕。7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研究对策。毛泽东提出迅速进行五项工作：一、实行政治攻势。二、在军事上实行必要的准备。三、加强进行清查特务奸细的普遍突击运动与反特务的宣传教育工作。四、加强党内人民中的阶级教育。五、进行揭露国民党种种罪恶行为与反动思想、政策的宣传工作。
　　抗战以来，国共之间虽有摩擦，但出于民族大局，始终维持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的局面，这就弄得一些共产党员模糊了阶级界限。现在国民党率先撕破面皮公开反共，共产党也正好乘机抓一下久已荒疏的阶级教育，在内部消除国民党的影响。这次击退反共高潮，主要依靠准确的情报，从而争取舆论宣传的主动。这样，情报与反情报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延安也更加重视反特工作。
　　1943年7月的时候，大敌压顶，延安的人们，满脑子都是敌人，更害怕自己人中也隐藏着敌人。就在这种敌情恐慌中，康生说了：“特务像蚂蚁，站着看不到，蹲下一看满地都是！”这就是“特务如麻”！
　　“抢救运动”之所以称为 “抢救运动”，源于康生的一篇著名讲话。1943年7月15日，中央直属机关召开千人干部大会。中央总学委副主任兼中直机关学委主任康生，在大会上作长篇讲话，题目叫《抢救失足者》。康生打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喻：“一个小孩子失足河中，如果是平时还可以从容去救，如果是涨大水就要抢救！”
　　抢救？失足落水的人们谁不期望被抢救？事先安排的张克勤上台带头坦白。一个个此前已经坦白的人，此刻再次上台，痛哭流涕地检讨自己的罪行。还有些人是被赶上台的，但是，这些人的被动，反而更加证实抢救的必要。于是，坦白居然成了“自觉”行动，人们争先恐后地上台，争先恐后地发言，争先恐后地往自己头上扣特务帽子！谁都期望被“抢救”啊⋯⋯
　　康生讲话的第二天，延安各机关单位都开始热火朝天的“抢救”。党政军民学，都要召开“抢救大会”。自此，“审干运动”就变成了“抢救运动”。
　　延安各界都有国民党的特务，谁不相信，我就在他的机关拉出一个！康生的口袋里面有的是法宝翻天印，450个特务的名单，其中光是“戴案”就有33个！枣园坦白大会，戴案特务胡士渊痛哭流涕地发言，交代自己这个小组在二局的特务活动，引起全场震动。走到一个单位，康生居然能当场点名，一个“戴案”人员应声而起，这就镇住了各单位的领导，谁也不敢不在自己单位找特务。
　　“延安新市场成了特务市场！”
　　“中央驻地杨家岭有三个剃头的自首了，中央首长的头在特务的刀子下滚来滚去！”
　　“外来知识分子至少有一半是特务！”
　　抢救运动狂飙突进，不过十几天，已经风靡整个延安城。
　　延安内外无形之中形成抢救大竞赛，各机关单位赛着抓特务，特务也就应运而生，越抓越多，十几天就抓出1400多人！
　　确认特务，还需要经过司法程序。
　　中社部总结抢救一个月来的审讯工作：“对犯人的感化劝导，也进行了一些工作，但打骂、肉刑、变相肉刑、指供、逼供的现象，亦是严重存在着。”关中一个县统计，采用过压杠子、打耳光、举空甩地等24种肉刑。更多的现象是变相肉刑，主要手段是车轮战、坐小凳、五花大绑、假枪毙。
　　其实，在制度上，中共早就严格禁止肉刑。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发布《关于锄奸政策的指示》，规定“审讯权力”时提出：“审讯工作必须依靠智力斗争，政治感化，坚决的废止一切肉刑（如罚立正，冻身体，晒太阳，不准睡觉等），违者以法论罪，其上级不追究亦治罪。”“不得只凭口供了案，不得捏造罪名牵涉无辜，不得利用犯人弱点（尤其对女犯）指名指事逼供，致陷别人汉奸，危害自己。”“审讯人尊重人权精神，文明法制的精神对待犯人，不得施行非法侮辱态度。”这些规定相当具体，表现出一定的法制意识。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这个纲领同时也是中共同国民党竞选的纲领，中共将废止肉刑的主张公之于众，显然是作为民主政治的施政原则。
　　按照规定，打骂、肉刑、变相肉刑、指供、逼供等，都是明令禁止的。但是，运动来了，这种“禁止”也许就弱化了。1942年12月，周兴专门检讨“执行宽大政策发生的偏向”，其中提到：“废止肉刑被误解，捆人就成了肉刑，结果抓到的犯人跑了。”看来，领导上对于运动形势的把握，也会影响审讯手段。运动发起，着重防止过于宽大而放松镇压；运动高潮到来，审讯中的违纪行为也许被看作“群众热情”而纵容；在某个具体单位，违法乱纪的审讯手段甚至会被水平较低的领导作为“有效手段”而鼓励使用。

● 责任编辑：崔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