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秘密战

边保老号来了个“川岛芳子”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司法机关有高等法院和边区保安处两家，检察机关的职责也由边保代行。另外，军队系统还有锄奸部与军法处。整个司法系统之中，边保的摊子最大。边保关押犯人的看守所位于凤凰山麓，设有“天”“地”“人”“和”四号，“戴案”爆发之前，这里已经关着一些嫌疑人，人称“老号”。
　　边区治安秩序良好，偷盗、凶杀等刑事犯罪人员很少，“老号”里面的多数“犯人”都是一些被怀疑为“特务”的人。
　　深处黄土高原的延安，来了四个自称“白俄”的白种人。白俄，就是十月革命之后从俄罗斯逃到中国的一些拥护沙皇的俄国人。这些本来反共的外国人，到延安来干什么？还有一个日本女人，被敌后根据地辗转送到延安。经审查，此人只是一介平民，并无深究必要。释放吧，这女人在根据地活动很久，谁又能保证她不会泄露情况？于是就放在边保的看守所，说是关押吧，并未居住于牢房。
　　值得研究的是，有几个中共党员也被关押在老号。
　　蔡子伟在陕北肃反中就被打成托派，并牵连刘志丹等人。中央纠正陕北错误肃反之后，蔡子伟任延安中学校长，后任边区财经委员会主任。可是，审干运动之前，蔡子伟再次被怀疑是内奸，收押在边保。
　　林里夫自1939年起就是这里的“老住户”。林里夫在上海任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武卫会”）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长，组织被破坏时只身逃脱，1937年到延安，任西北办事处内务部秘书。林里夫怀疑是党内奸细破坏了上海武卫会，一直向组织反映情况。没想到，揭发别人是内奸的林里夫，反而被怀疑为内奸。康生断定曾经留学日本的林里夫是“双料特务”——国民党特务加日本特务！
　　何圭人曾任毛泽东的秘书，写了一篇影射江青的小说，自觉处境不妙，提出调离延安到国统区工作，却被康生下令扣留。康生的解释是何圭人在国统区关系太多，出去会造成不利影响。后来，英国路透社聘请何圭人任驻华北通讯社负责人，何圭人的父亲也到美国国务院任职。这么复杂的国际背景，康生又要何圭人承认是特务。
　　老号里面还有一位王文元。王明的夫人孟庆澍听到“王文元”这个名字立即敏感——中国的托派组织有个中央委员就叫王文元！其实，此王文元不是彼王文元。延安的王文元本名金树旺，1927年参加革命，本是中央特科的人马，哥哥金城是边区交际处处长，姑夫宣侠父也是特科成员。两个“王文元”不过是同名而已。但是，明知抓错了，上面还是不肯释放。 
　　如果说林里夫、何圭人确实在历史上同康生有过某种恩怨关系的话，李宇超与康生的私人关系却颇深，同乡、同学加同事。1931年顾顺章叛变，身处危险之中的周恩来夫妇，就避居在李宇超家中。就是这样一位曾经深受信任的人物，由于种种原因，到达延安之后也受到审查。
　　从边保老号的嫌疑人，可以看出一些共性：都是来自白区，都是知识分子，都有较为复杂的家庭社会关系。
　　有关部门审查干部，都要弄清干部的家庭出身、本人经历、社会关系。“根据地干部”大多出身工农，生长当地，根底清楚。对于一些“外来干部”，保卫部门就相当陌生。这些人大多来自过去称为“白区”的“国统区”，出身社会上层，有的还有海外关系，本人经历也相对复杂，自然成为保卫部门的审查重点。像蔡子伟、李启明这样的外来知识分子干部，在陕北肃反中就受到怀疑。
　　抗日战争初期，更多的知识青年从全国各地投奔延安，其中不乏经历更为复杂的人士。那么，这些人中，是否有特务呢？
　　如果说老号的住户不过是些“嫌疑人”的话，新来的客人就是认定的“特务”。
　　普遍整风之前，延安就抓出“三大特务”——钱维仁、李凝、王遵级，加上整风中抓出的张克勤，这就是延安著名的“四大特务”。
　　边区公路局的工程师钱维仁（钱家骥、彭尔宁），随同父亲钱来苏（钱拯）来到延安。曾任国民党第二战区少将参议的钱来苏，因为不满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带着孩子秘密投奔延安。钱家父子并非共产党人，在国统区都有良好的职业，却决心弃家抗日，投奔生活艰苦的延安，这本应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却被怀疑为别有用心。那钱来苏据说同日本人有关系，有人又揭发这钱维仁在边区公路局工作时与国民党方面来往较多，似乎与国民党特务有关系。
　　来自上海的李凝相貌出众，在延安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上海转来的材料反映她有问题，康生又说此人走路像日本女人，这就被怀疑为日本特务。
　　王遵级案件在延安更是非常轰动。“王遵级的叔叔是华北第一大汉奸”，“王遵级其实是川岛芳子改扮的”⋯⋯
　　王遵级从小寄养在叔叔王克敏家，在学校积极参加抗日爱国学生活动，加入了“民先”组织。日军侵占北平，曾经留学日本的王克敏留下没走。日本人组织华北自治政府，选择这个北平商会会长任华北政务委员会主任。这样，王遵级的亲叔叔就成了华北最大的汉奸。王遵级无颜见人，恳求组织帮助自己逃去抗日根据地。不久，又随同冀中军区司令吕正操的夫人出差陕西的后方办事处。
　　高高兴兴到延安的王遵级，被直接送到边区保安处审查。王遵级刚刚离开冀中军区后方办事处，就有国民党部队袭击，点名营救王遵级！此人是大汉奸的侄女，又会收发电报，值得深究。
　　年轻的王遵级经不住恐吓，不得不编造谎言以图过关，于是，听说的故事和看过的小说都成了口供来源。日本特务王遵级下过毒，还用马灯报信指引日本飞机轰炸上海南京路，与国民党特务机关联络的信号织在毛衣上！
　　华北第一大汉奸的特务组织打入冀中抗日根据地！保卫部门相信，抓到了一个国民党兼日本的双料大特务。
　　“三大特务”轰动延安，可是又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怀疑容易，消除怀疑就难。边区保卫机关对外接触条件有限，很难核实国统区的情况，于是，“三大特务”被继续关押审查。
　　第四个大特务更加令人震惊，牵出多省“红旗党”！
　　就在延安整风的关键阶段，就在边保收网捕获汉训班的时候，1942年5月26日，周恩来从重庆报来危急情况：中共南委遭受国民党特务破坏！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委员廖承志等重要干部二十多人被捕，广东、广西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1942年间，中共江西省委所属的44个县委、两百多个区委都被破坏，两千多党员被捕，两千多农村党员被管训，而远在广东的上级机关“南委”却毫不知情！中统又设计向上发展，企图进而破坏中共在南方的所有组织，直至渗入延安中央。
　　南委失手的教训令人震惊，居然有整个省委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控制！
　　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对于熟悉的同志也不能完全信任。揭发特务成了延安的一项重要活动，中社部每天收到大量揭发信件，其中鲁艺转来的一封信揭发张克勤是特务。而此时，中社部也正在考察这个人。张克勤从兰州调到延安后，同期入党的父亲和妻子被捕叛变，甘肃工委也随后被破坏。还有线索证明，中统特务也在策反张克勤。
　　连续审问三天三夜，起初不承认自己是特务的张克勤熬不住了。张克勤交代：甘肃地下党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组织。
　　“打着红旗反红旗？”
　　“红旗党”的审查范围，很快扩大到国统区各省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甘肃、河南、陕西、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广西及其他地区都有“红旗党”，中共的白区组织多数都有问题！
　　延安审干期间，对于白区党的怀疑，对于外来知识分子的怀疑，已经到了骇人的程度！

● 责任编辑：崔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