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秘密战

第九章  “抢救失足者”
——政治运动中反特斗争扩大化

　　“戴案”的案情表明，国民党的“死间”特务已经大量打入边区。这当然引起保卫部门的高度警惕，反特斗争不可能一网打尽！
延安整风审干中，越来越强调反特锄奸任务。而一些军统特务主动被动的投诚，又使组织上更加强调运用坦白政策。
　　到1943年爆发“抢救运动”时，军统汉训班的“坦白分子”，都成了“典型”人物⋯⋯

“反特”与“运动”同步

　　让我们看看这段时间表：
　　从1938年春到1942年春，军统汉训班创办时期，正是延安整风的筹备期。
　　从1942年春到1943年春，延安侦破“戴案”的一年,正是普遍整风开展的一年。
　　这种同步关系耐人寻味。
　　1938年年初，国共商谈合作。
　　这年4月，国民党成立了两大特务组织“中统”和“军统”。军统局负责人戴笠指派上海区行动组长程慕颐，搞一个专门对付中共根据地的“特别侦察组”。为了培训特务，程慕颐在温州老家办了一个“特训班”。
　　同期，中共内部正在酝酿整风。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传达共产国际的态度，明确中共中央以毛泽东为核心。随之，党的高级干部开始整风学习和路线学习，纠正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路线。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社会部，统管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
　　9月，军统将专门针对共产党根据地的特训班，从浙江迁到汉中，大批招收培训边区的知识青年。
　　调整政策的同时，国共双方都没有忽视隐蔽斗争。
　　1940年10月，吴南山主动交代自己受骗参加汉中特训班的情况。陇东保安科逆用吴南山，侦察军统西北特侦站的特务活动。
　　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论政策》，指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策过左，概括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策和策略，同时规定对叛徒、特务的政策。
　　中共根据地的整风学习和反奸工作，都在深入发展。
　　1941年期间，军统汉训班的学员以进步青年身份投考延安学校，分别渗入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其他边区。8月，戴笠指示将这个颇有成效的“特别侦察组”扩编为“特别侦察站”。10月，军统西北特侦站在西安召集会议，决定派遣联络员，汇集延安各机关单位的潜伏人员，大力开展情报活动。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8月，中共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亲任局长，任弼时任副局长。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检讨党的历史上的政治路线问题，中央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
　　1941年10月，陇东保安分处逮捕军统延安组联络员祁三益。1942年1月，祁三益在延安新市场辨识联络员杨超。
　　调查研究，既是整风中统一思想的基础，也是开展反奸工作的基础，还是各项工作的基础。这些部署，标志中共中央正在全面抓紧关于普遍开展整风的准备工作。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发表演讲《整顿党的作风》。
　　第二天2月2日，中央社会部发布《为反对国特高级特情突击运动指示》。边保加紧侦破“戴案”，又发现军统另一联络员李春茂。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标志延安整风从准备阶段转入普遍整风阶段，也称延安整风的开始。同期，中社部部署反特工作，边保对军统汉中特训班的侦察取得重大突破。这表明：整风的普遍开展与戴案的侦察突破，同时同步。
　　1942年春，延安整风进入全党普遍整风阶段后，整风、审干、锄奸等工作，全都加快了节奏。
　　2月17日，王实味在《谷雨》杂志发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2月21日，康生在延安八路军大礼堂向延安两千二百多干部传达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3月，中央办公厅驻地发生中毒事件，正在接受批评的王明声称医生对自己下毒。3月9日，丁玲在《解放日报》发表《三八节有感》一文。3月13日，王实味在《解放日报》发表《野百合花》一文。3月下旬，王实味在中央研究院的壁报《矢与的》上连续发表文章。4月3日，中宣部发布“四三指示”，指导整风工作。4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中央青委《轻骑队》壁报检讨文章《我们的自我批评》。
　　5月1日，延安召开五一纪念大会。边保在会场识别军统延安组总联络员赵秀，至此，军统延安组的所有联络员都被边保控制。本月下旬，边保集中搜捕边区各地的“戴案”特务，第一批掌握11人。
　　5月2日，毛泽东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23日，毛泽东做“结论”讲话。5月27日，中央研究院开始清算王实味。
　　一武一文，延安同步进行两场战斗。
　　6月2日，中共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亲任主任，副主任由康生担任。主管情报、保卫工作的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同时主管党的中心工作——整风。
　　6月10日，边保正式吸收“戴案”反正人员祁三益、李春茂等五人加入外勤工作。
　　6月19日，王实味被定性为“托派分子”。
　　10月,中社部侦破“戴案”之中最为危险的军委二局潜伏小组。
　　10月1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总结陕甘宁边区的历史经验。
　　12月6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反对“小广播”的通知》，指出：特务人员正是依靠这些“小广播”取得党内秘密，散布“合理流言”并作为反革命活动的掩护。这个通知被认为是“审干”的先声。年底，军统汉中特训班案件全案告破，陕甘宁边区各地共发现潜伏特务32名。
　　侦破案件与整风运动同步进行，这是否有意而为？
　　整风是有计划进行的，可是“戴案”的发现就有偶然性。谁能规定吴南山在1940年10月主动交代问题？谁能指定程慕颐在1941年10月派祁三益来延安？
　　不过，后来的侦破，却是有计划地推进。特别是1942年5月的集中搜捕，更是高层对于时机的选择。当时的解释是，由于时局紧张，必须及时收网。
　　当时的时局有何紧张？曾有情报表示胡宗南准备在5月突袭边区，但并未成实。放眼全局，可以看到，最为紧张的不是战场形势，而是整风的转折关口。延安的整风，恰恰正在从整顿党风转为对攻击党的王实味等人进行批判。
　　这样看，“整风”与“锄奸”的这种同步关系，就不会完全是巧合，而是带有一定的因果联系。
　　“戴案”在“整风”中爆发，“整风”又推动“戴案”加紧侦破；“戴案”的成果提醒“整风”中要注意“审干”，“审干”的进展又提示着“锄奸”的重要。
　　如果说“戴案”的侦破决定了整风审干的发起，那肯定是夸大了这个案件的影响。但是，这个案件的发现，使得中共中央更加重视在整风之中进行审干，却是合乎逻辑的。
　　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延安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整风运动。整风有两大对象：“半条心”的人，即有非无产阶级思想和犯错误的人；“两条心”的人，即特务或叛徒。解决“半条心”的问题靠思想教育，解决“两条心”的问题靠审查干部。
　　“整风必然审干，审干必然锄奸。”这个风靡一时的结论，出自康生。
　　身兼中央总学委副主任和中社部部长的康生，同时领导着整风和锄奸两项工作。不知是职务习惯还是神经敏感，康生经常将思想问题上纲为政治问题。有证据表明，王实味等人的定性，从思想错误上升为政治错误，又定性为反革命问题，就由康生大力推动。
　　康生得知“戴案”的侦破情况后，专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当然进行了表扬。康生却根据这个案子分析认为：涉案人员都是青年，特别是外来知识分子，而且渗入了边区党政军机关，因此，审干、肃反也要做得广些，主要对象是外来知识分子。
　　康生说：“‘戴案’给我们敲了一个思想上的警钟。”“外来知识分子至少有一半是国民党派来的！”

● 责任编辑：崔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