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秘密战

　　吴南山还协助领导争取其他特务反正。汉训班毕业的张益昌潜入庆阳与吴南山联络，还被陇东保安分处突击反用。庆阳一完小的教师王文翰对吴南山说，平凉中学的教导主任捎信来，说是有免费学校可上。吴南山想到又是军统的特训班，立即向陇东保安分处汇报。外勤组长陈世琦当面向王文翰交代，布置他打入敌特机关。
　　吴南山在庆阳，曾任教育科长、剧团团长、完小校长等公开职务，秘密职务却始终是陇东保安分处的庆阳外勤组长。吴南山到汉中特训班时得到的第一印象，就是国民党不相信青年，自己失去了自由；而共产党领导给予的第一印象却截然相反，吴南山第一次交代问题，马文瑞就当面肯定他是受骗的！
　　就在与吴南山谈话之前，马文瑞在陕北肃反时曾经受冤被捕。自己当年几乎因为冤案而被枪毙，马文瑞怎能有勇气接纳吴南山这个军统投诚分子？
　　这不能不令人想到，大政策的调整，起到根本的作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纠正了过去的左倾错误，才使情报、保卫工作卸掉了包袱，敢于利用敌人内部一切能够使用的力量。
　　汉训班一案在延安捕获32名军统特务，除王焕章一人外，边保对所有的人都进行了反用，而且都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其中有杨成章、李峰璧、张志刚、张志俊、王焕章、赵秀等六人主动逃跑，但这六人始终没能得到军统的完全信任。
　　“叛徒”的生存相当尴尬。
　　新的东家当然重视，背叛的老家却是恨之入骨；接下来，老家那边不断施展反间计，新家这边难免就有所怀疑；最后，往往落得两面不是人的下场。
　　国民党虽然善于利用共产党的叛徒，骨子里却始终保持对叛徒的警惕。顾顺章背叛中共，差点儿将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还丧失了自己全家人的性命。就是这样，中统也不信任顾顺章，只给一些闲差。后来，还怀疑顾顺章另拉队伍，将其枪毙。张国焘叛逃军统，戴笠十分器重，委托主办“特种政治干部训练班”，后来没有多大成绩，也被打入冷宫。蒋介石的逻辑是：你能够背叛共产党，就能够再背叛我！
　　共产党现在也要接纳国民党的“叛徒”，并且“反用”。众所周知，共产党吃叛徒的亏更惨，共产党的政治道德对叛徒最为严厉，共产党明确规定：叛徒可以利用，但是不准重新入党。
　　“叛徒”如此，“特务”呢？
　　汉中特训班一案，涉案人员都是正牌军统特务！怀疑其假投诚，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是已经跑了六个？
　　没跑的人心中也有包袱：共产党是否真的信任我？被吸收加入边保工作的这几个人，心态还是与其他干部有所不同。表面看很老实，叫干什么干什么，可是有意见总藏在肚子里面。总说希望组织上信任，总是对领导的态度相当敏感，可是，组织上一旦照顾，又嫌把自己当客人。上街走路，看见身后有人，就怀疑是组织上派人盯梢。有人的汇报上写道：“昨天夜里梦见一条黑狗，若不是看在主人面上，就打它棒子！”
　　边保尽管缺乏同军统打交道的经验，却擅长掌握党的保卫政策，对于这些人的心态变化掌握很准。随着工作的深入，这些人的思想状态也越来越好。
　　解放战争爆发时，这些汉训班同学在两个阵营对阵厮杀！陈明、何志诚等重投旧主，诱捕谋杀马鸣等同学；吴南山、祁三益等不顾危难，率领武工队与敌死战。
　　新中国成立后，吴南山、祁三益、王星文等在各个岗位包括公安部门担任重要职务，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挨了整，但后来都得到平反，晚年同老干部一样享受离职休养待遇，没有受到歧视。
　　如果说“军事是政治的继续”，那么可以说，情报、保卫是政治的深入。而“反用”，则决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极其复杂的政治问题。
　　反间谍工作是一种长期的斗争，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谁能想到，在1942年侦破的军统特务案件，一直延伸到60年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公安部门陆续查明军统汉中特训班的更多情况，浙江、汉中两地先后培训320人，还有40多名下落不明。
1955年，解放军攻占国民党占据的一江山岛，缴获程慕颐的文字报告，内称浙江和汉中两个训练班先后培训671人，多数混入共产党，有的已经担任重要职位，建议保密局予以联络。
　　汉训班还有特务潜伏？
　　公安部将其列入“603专案”，布置公安部门彻底查清。
　　甘肃省公安厅由苏振荣副厅长挂帅，经过两个多月的详细调查，认定汉训班共招生九期，先后培训特务631名，其中有教官37名。这个数字，接近程慕颐的报告，却远远超过公安部门此前掌握的320名，更远远超过延安时期破获的55名，仅新发现的汉训班特务就有160名之多！
　　除程慕颐、杜长城、王希田三人逃往台湾外，留在大陆各地的特务在新中国成立后大多停止了活动，但是其中许多人并未交代与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组织关系，有四名还混入机关内部，还有个别人继续从事反共活动。周某、张某（女）夫妇瞒过审干，长期潜伏在部队，1946年在东北公安处审查时才交代问题。李某、吕某在1943年整风中交代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在军队系统工作。陈某在整风中做了试探性交代而后又推翻，新中国成立后任海军青岛基地训练处长，官至师级，直到1955年才查实问题被开除党籍。
　　调查表明：有些人从此脱离特务组织，有的却可能只是进入冬眠状态，一旦时机到来，会不会有人重操旧业？
　　反特工作的实践证明，不能轻言一网打尽。
　　反间谍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斗争。
　　侦破军统汉中特训班案件，这是中共抗日战争时期反特工作的最大成果，也是中共反间谍史上的杰出一页。如果称为“中国反特第一案”还没有把握的话，称为“延安反特第一案”确是当之无愧。
　　能够斗败狡猾的军统特务，表明中共西北局社会部的防奸保卫工作积极而有效。
　　1942年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召开西北高干会议。毛泽东称之为“整风学习的考试”。西北局书记高岗报告《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检讨》，中共中央作出《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
　　中央1935年刚到陕北时，曾制止了陕北肃反，但尚未来得及作出平反纠正的结论。现在这个决定指出：陕北肃反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给革命造成了极大的罪恶。决定还恢复被冤枉的死难同志的党籍，安排抚恤家属。边区党校校长习仲勋报告《关中党史简述》，毛泽东给习仲勋题词：“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延安整风，中共中央正在总结和纠正内战时期的左倾错误，西北局就成为中央直接抓的重点。正是因为西北局总结认识了陕北肃反的错误，才有了西北局社会部防奸保卫工作的思想解放。
　　保卫工作的特殊方针，取决于全党工作的一般方针。西北局社会部侦破案件的出色手法是反用敌特，而敢于反用和善于反用，又显示中共防奸保卫政策的开明和解放。可以说，这延安反特第一案，不仅是案件规模的第一，而且标志中共防奸保卫工作的巨大进步。
　　侦破重大案件，边保干部军心振奋。
　　人们没有想到，这个案件还引出政治上的重大后果⋯⋯

● 责任编辑：崔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