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首家军民产融领域服务协会缘何必须由律师促成？

　　2017年6月20日，在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主任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发挥好法律法规的规范、引导、保障作用，加快推进军民融合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释工作。要优化军民融合发展的制度环境，坚决拆壁垒、破坚冰、去门槛，加快调整完善市场准入制度，从政策导向上鼓励更多符合条件的企业、人才、技术、资本、服务等在军民融合发展上有更大作为。
　　这些年，“军民融合”作为一个热门词在多个场合被习近平反复提及。2015年3月12日，习近平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16年3月25日和10月19日，习近平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在北京参观第二届军民融合发展高技术成果展时，又分别强调军民融合是“一项利国利军利民的大战略”，“关乎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
　　从概念上来看，军民融合是指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深深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全面推进经济、科技、教育、人才等各个领域的军事融合，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为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丰厚的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虽然“军民融合”是个新词，但是深究“军民融合”背后的历史渊源与深层含义，就要从革命战争年代说起。
　　　

战火硝烟中离不开的军民鱼水情

　　建立良好的军民关系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也是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从广义上看，军民融合的概念并不是新鲜事物，在我国它具有深厚的根基，中国共产党从战火硝烟中历尽磨难一路走来，离不开与最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
　　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军民融合以解决民生问题作为根本出发点，并对创建军民融合式的军工企业作出了最初的尝试。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写了报告《井冈山的斗争》。文中，毛泽东提及日常生活时这样描述：……小块地区的红色割据，在经济上将受到极大的压迫，割据的长期存在将成问题。因为这种经济压迫，不但中等阶级忍不住，工人、贫农和红军亦恐将有耐不住之时。永新、宁冈两县没有盐吃，布匹、药材完全断绝，其他更不必说。现在盐已有卖，但极贵。布匹、药材仍然没有。宁冈及永新西部、遂川北部（以上均目前割据地）出产最多的木材和茶油，仍然运不出去。由此可见，井冈山时期，物资是极度匮乏的。毛泽东在此时提出了“动员群众”“依靠群众”的口号，把改善和解决边界群众的民生问题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提出来。通过发动农民大力发展粮、棉、油等农产品生产，改善农产品结构，整修水利设施和道路，成为我军建军史上最初期的军民融合方式。
　　为了满足革命斗争对武器和弹药等需求，我军在革命根据地开始创建兵工厂。1931年10月，在江西省兴国县官田镇创办的中央军委兵工厂——官田兵工厂，成为人民军工的第一个兵工厂，由此掀开了中国特色国防工业（人民军工）发展的壮丽篇章。在此期间，鄂豫皖、川陕、湘鄂西、东江、左右江等革命根据地，也都相继改造或创建兵工厂。兵工厂的生产需要大量原材料、生产设备等物资，根据地当地的物资匮乏，根据地外围又遭受着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包围，物资很难大量运入。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除了回收战场上打过的弹壳等原材料以及从敌占区采购少量白药（洋硝）、棉花、硝酸、铜皮等原材料外，只能主要是通过发动群众从民间收集破铜烂铁和使用民间土法配制原材料等办法来解决。
　　通过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同呼吸共命运，我军在物资极匮乏的井冈山时期，基本克服了衣食住行等生存问题，保证了自给自足，并多次打破敌人的军事封锁和围剿，终于将井冈山根据地的星星之火，发展成为燎原之势。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经济基础仍然极为薄弱。当时，日本军队占领着主要的大城市，我军以创建敌后根据地与侵略者周旋。当时情况下，只有一方面紧紧依靠广大群众积极发展根据地经济；另一方面军队边打仗边开展生产自给，才能不断增强根据地军事经济基础，保障好军队作战物质补给和改善人民生活。
　　1937年，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确立军民兼顾发展经济的政策。毛泽东认为，我们党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口号，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
　　此外，在军工生产方面，我军新建和扩建了大量兵工厂。1938年，毛泽东强调: “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重要问题……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据不完全统计，到1945年年初，各根据地军工部门共有大小兵工厂约130个，职工近两万人。各兵工厂还是主要采取兵民结合的保障方式，解决设备和原材料问题。
　　到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淮海、辽沈、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胜利的取得与人民与战争的结合因素息息相关。以淮海战役为例，淮海战役是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中原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的第二次战略性战役，从1948年年底至1949年年初，历时66天，国共双方此役中，共投入兵力140多万，其中国民党军80多万、人民解放军60多万，另外还有500多万支前民工。人民群众对战争的支援是全方位的，不仅支援粮食、运送弹药和伤员，而且源源不断地提供兵源，捕捉和押解战俘，提供情报，浩浩荡荡跟随部队前进。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军民结合”到“军民融合”

　　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处于“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面临的国际环境非常恶劣。我国既要加快发展生产，从战争废墟中恢复国民经济，又要加强国防建设，捍卫新中国的国家政权。毛泽东明确指出: “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这两件事都有赖于同志们和全体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道，和全国工人、农民及其他人民一道，团结一致，协同努力，方能达到目的。”
　　为此，国防工业的发展方针确定为“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为了在战争废墟上加快国民经济恢复步伐，1949 年10月成立重工业部，统一管理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发展，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进行统筹协调。
　　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中更明确指出:“在生产上要注意军民两用，注意学会军用和民用两套生产技术，平时为民用生产，一旦有事就可把民用生产转化为军用生产。”同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作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更进一步强调，要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国防工业要实行军民结合。
　　1978年，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入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了经济建设方面。邓小平针对国防工业的军民分离的弊端，确立了“军民结合、以民养军”的发展方针，把有限资源用于发展经济，通过发展经济和提高经济实力来增强国防实力。1982年1月，邓小平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十六字方针。并进一步强调: “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国防工业走上了以“军转民”为主要内容的征程。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世界呈现多极化发展趋势，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出现端倪。新的形势下，江泽民就我国国防工业的军民结合发展提出新的思路，并确立了“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大力协同、自主创新”发展方针，从而进一步把“寓军于民”作为中国国防工业发展的新思路。之后的时间里，国防工业逐步融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取得了比较显著的国防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不仅被喻为国防科技“三大战役”的洲际导弹、潜射导弹和通信卫星等重点国防建设项目相继取得成功，而且国防工业军民结合发展事业稳步推进。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调整改革国防科技工业体制和武器装备采购体制，提高武器装备研制的自主创新能力和质量效益。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军队人才培养体系和军队保障体系，坚持勤俭建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战略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国防工业开始全面迈向更高层次的深度军民融合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为了更好地推动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不断提高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范围、程度和水平，国家有关部门陆续制定、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相关制度办法。（见表一）
　　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我们党在领导国防建设中，始终致力于探索一条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路子，认识在不断深化，为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实践基础。
　　视线拉回到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鲜明提出了军民深度融合的时代命题，并将之上升为国家战略。（见表二）
　　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党中央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的必由之路。中共中央政治局3月25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并要求，坚持用改革的办法、创新的思路，突破制约融合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加快理论、科技、管理、实践等方面创新。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下，军民深度融合新格局也渐次展开：全军武器装备采购信息网上线运行，民参军门槛降低，各地开建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园……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发展也进入崭新阶段：北斗导航卫星实现厘米级定位、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三代战机首次在高速公路成功起降、大数据频频应用于国防科技创新、空军与清华大学联手培养飞行员……随着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正在形成。

我国首家军民产融领域服务协会

　　目前军工产业所涉及的领域主要包括核工业、航天工业、航空工业、船舶工业、兵器工业和电子信息工业。军工产业的发展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在“军民融合”战略的指引下，军工企业以及军工科研院所在积极寻求与民间资源的结合，而民间企业和民间资本也在积极寻求与军工集团进行结合，在促进国防建设的同时也实现自身转型升级。
　　经过国家多年的大力投入和产业自身发展，军工产业不断实现新的突破，各军工集团在努力推动产业升级，更好地服务于国防建设。但不能回避的是，我国军工产业在整体发展水平、融资能力、技术创新能力以及民用市场的发展方面，还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军工产业有着不小的差距。比如说，我国军工企业在融资方面存在融资手段单一，融资效率和资金利用效率较低的问题；我国军工产业的不少领域存在军民二元分离的现象，信息沟通不畅、技术无法得到有效转化、人才流动滞涩等现象比较普遍。这些状况如不改变，光靠一些项目和平台，军民融合和军工产融结合难以大范围实施，更谈不上深度融合，军工产业也得不到良性的发展。
　　在这种形势下，有一群人透过了现象看到了本质，并决心有所作为。
　　北京市荣德律师事务所在过往十余年里处理军地互涉纠纷时，常与军工企业打交道。在最初的年代，军工企业对于法律服务少有需求，他们基本不会跟军队发生纠纷。随着时间的推移，军工企业逐渐开始与外部的民间企业打交道，由地方的民间企业为他们提供零部件等基础用品。军工产业和民间企业、民间资源的结合，需要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军工涉密的相关规定，确保军工产业核心涉密信息的保密性。这时，这些为军工企业服务的民间企业主动上门找到荣德所进行法律咨询，因为他们不确定自己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会不会涉及泄露保密事项的违规违法操作，需要专业的律师人员为他们把关。甚至在律师事务所的选取上，也是慎之又慎。在咨询时，这些企业坦言，他们之所以谨慎地选择了荣德所，一是因为他们生怕在咨询律师的过程中就犯了泄密的严重错误；二是因为他们担心那些不了解涉军领域的律师给出的意见不正确，不具有可操作性。
　　在承接法律咨询服务过程中，荣德所主任董刚发现，传统的军工产业随着时代的发展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历史使命，民间资本的注入能够为军工产业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已经发展成熟的民营技术以及商业模式同样能够为军工企业提供技术和效率上的双重支持，更好地服务国防建设。而资产证券化则有利于改善资本结构，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利于企业的做大做强。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民营企业研发出一项适合军用的科技，希望列装到部队投入具体应用。从有了这一想法开始，到日后项目的达成，需要数量庞大的专业人士去积极努力促成。其间包括人力资源的架构、财税问题如何运作以及后续几轮融资进入资本市场，选择具体行政区域去落地，以此撬动当地产业链。
　　董刚跟他在既往一些项目中合作过的团队交流时发现他们也有相似的看法。董刚说：“一项科技打算用到国防建设，既然是国防科技，就不能像一般的民营科技一样，简单的包装就是为了冲进资本市场，做个陡坡就卖掉了。初始的动议，到后面如何对国防发挥作用，整个过程的发展脉络需要做好路径规划，过程中要有律师、会计师、人力资源、券商、投行等一系列的专业人士作顶层设计。”
　　基于这样的想法，荣德所在数年前进行调研实践，确信这样的思路对国防科技落地会产生非常好的帮助。董刚说：“正好在这个时刻国家推行军民融合、军工产融政策，我们认为是时候有所行动了。既然要做，必须下决心做好，增进军工企业与民间企业、民间资源间的交流，为军工企业融资提供募、投、管、退等全方位的支持与服务，为国防科技和军工产业提供信息交流、技术转化、人才流通的平台，努力推动我国军工产业通过军民融合的道路实现产业升级，更好地服务于国防建设，这些工作急需一个专门的组织去统筹规划。”2016年年底开始筹划，荣德所申请成立北京军民产融服务协会的倡议，得到了行业的积极支持和响应。目前申请成为会员的企业共30多家，分布在军工、法律、信息咨询、行业分析、会展、培训、投资、服务等行业。
　　怀揣着“在政府和行业、军工产业与民间资源之间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向政府及有关部门反映本行业及会员的合理愿望和要求，协助政府及有关部门做好行业指导工作。推动军工产业和民间资源的交流合作，促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平衡发展、兼容发展，为国防建设发展、军工产业发展作出贡献”这样的初衷，2017年5月31日，北京军民产融服务协会正式成立，成为中国在军民产融领域首家服务协会。
　　律师在法治社会的作用不言而喻，相信有了律师的保驾护航，我国军工产业通过军民融合的道路实现产业升级将会更有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