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秘密战

　　巧用反间计，不只除掉个把间谍，而且掌控敌方整个特务机关。年轻的边保干部，学习得够快。喜好钻研的赵苍璧认为：“在隐蔽斗争中，敌我双方都要按照自己的谋略和方策行动，双方的谋略和方策都是为了战胜对方。”“敌我之间的这种智的较量，针锋相对的谋略和方策，我们谓之‘智弈’。”
　　边保积极开展“智弈斗争”。
　　绥德、米脂外勤据点设法在国民党内部发展内线。军统榆林、绥德区上校专员韦良的妻子是米脂人，边保就通过其妻联系，争取韦良成为内线。韦良提供胡宗南部的动向，揭露军统挑拨西北军邓宝珊、高桂滋、高双成各军之间关系的阴谋。国民党榆林区秘书长李文芳也成为边保内线，向边保外勤曹鸿壁提供中统电报密码和中统依靠胡宗南进入边区的情报。
　　1942年年底的时候，边保各外勤据点已经在对面的国民党统治区发展情报力量百余人，获得情报数百件，其中有中统陕西省室特情突击竞赛指示，洛川、榆林等区室的工作计划，而且控制了洛川的国民党特务据点。
　　国共两党围绕陕甘宁边区的谍战竞赛，共产党逐步占据主动。
　　这反间谍工作，实在是个复杂而深奥的问题。
　　谍报斗争的复杂就在于敌我混淆，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因此，谁能化敌为我服务，谁就能取得谍战的胜利。双方都在争取间谍，那么，处于夹缝之中的间谍到底会为谁服务呢？
　　这世间，最深奥的不是工作技术，而是人心。间谍也是人，也有心之所向。而且，间谍之心，要比常人更加深奥。处于弱势的共产党，夺取天下全靠人心所向。那么，能不能让间谍也心向共产党呢？
　　无论国民党的“拉出去”还是共产党的“拉出来”，大家都在制造“叛徒”。变化频繁的中国政坛，似乎从来不缺“叛徒”。
　　中共保卫部门最恨的就是叛徒。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国民党破获白区大多数地下共产党组织，靠的就是顾顺章等大批叛徒，叛徒是最大的安全威胁，特科“打狗队”打的就是叛徒。
　　抗日战争期间，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又会在工作场合遇见过去的叛徒，不免反感。山西的阎锡山利用这种矛盾，有意在牺盟会中使用大量叛徒干部，压制共产党员。如何对待叛徒，就成为对中共政策水平的考验。
　　1942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总结概括情报工作的政策，明确提出：“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前提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中央政策解除了下面的顾虑，牺盟会中的共产党员注意团结争取过去的叛徒，两股力量联合对付山西的顽固势力，有效地控制了牺盟会和山西新军。
　　连叛徒都可以使用，情报工作还有什么禁忌！延安的情报、保卫部门思想活跃，展开关于反间谍方针的讨论。“边保”的布鲁提出“化敌为我，化我为敌”，“中社部”的陈龙、慕丰韵等人有不同意见。敌我之间的利用关系，不一定能实现完全的转化。后来，这个方针确定为“化敌为我服务”，决定大胆使用“国特”反正分子和可用的嫌疑分子。边保还提出“重拉比重派”“重内比重外”“重上比重中下”的情报组织建设方针，强调重视拉出来、强调重视建立内线、强调重视上层。
　　这是一个安全体系大调整的时期。
　　中共中央实现情报工作大调整，1941年成功侦获三大国际战略情报。
　　5月，侦获远东慕尼黑阴谋。美、英、苏三国都在同日本秘密媾和，一旦成事，中国抗战将成为国际孤儿。国内的国民党也有八条线同日本秘密媾和，一旦成事，中共将成为抗战孤军。毛泽东警告全党：要准备出现“东方大黑暗”。曝光！中共公开揭露日本的秘密媾和阴谋，那远东慕尼黑就没能搞成。
　　6月，中共情报员阎宝航获得德国侵苏情报，中共中央提前通报莫斯科，苏联提前一天进入战备，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表示感谢。
　　11月，打入日本特务机关深处的日本人情报组，侦获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情报。中共设法转告美方，可惜美方不予采信。中共又通知斯大林日本将南下而不会北上攻击苏联，斯大林将东线防备日本的20万大军调往西线，取得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
　　杰出的战绩表明，中共的情报工作已经跑入世界第一方阵。
　　西北局社会部，这个中央调查研究局的第四分局，也有成功的调整和重大的斩获。
　　发现了一个严重威胁中央安全的庞大特务组织⋯⋯

第八章  惊天特务案
——“化敌为我服务”的防奸保卫政策

　　一件潜伏特务大案，震撼了边保，惊动了中央。
　　国民党军统汉中特训班毕业的大批特务，潜入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等地，打入军委二局、联防司令部、陕西省委、保安处等要害岗位。
　　尽管陕甘宁边区织就了防奸保卫的天罗地网，但再密的网络也有洞眼可钻。负责防奸保卫工作的边保，尽管也曾抓捕过不少特务，但是，此前尚未发现集团潜入的特务大案，边保干部尚无侦破大案的经验⋯⋯

汉中有个“死间”班

　　案件从陇东的庆阳发端。
　　庆阳城是四省枢纽，北通宁夏银川，东至陕西延安，西通甘肃兰州。陇东地区是八路军的驻防募补区，驻有王维舟任旅长耿飙任副旅长的三八五旅，老资格的女共产党人蔡畅的公开职务是庆阳抗日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的县长。可是，城内还有国民党的县政府、县党部。
　　国共两党争夺政权、争夺人心，处于拉锯之中的庆阳人就不得不学会夹缝生存。吴南山在樊家庙小学当短期义务校长，当地的农会主席和保长都是共产党员，经常找吴南山写些文案。国民党政府停发教师工资，吴南山就带头告状。1939年年底，陇东的国共“摩擦”激烈起来，庆阳县教育局长以吴南山“红”为借口，不给分配工作。吴南山不得不自找出路，去重庆参加一个免费上学的战时干部训练团。
吴南山如约来到汉中，见到接应的杜长城，没能去重庆，却被引进汉中郊外的兴隆寺。进门才知道，这不是学校，而是军统的特务训练班。
　　训练班日程十分紧张，上午下午晚上都有课，整天没有任何个人活动时间。课程更是令人胆寒，不仅有总理遗教、总裁言行、国际政治、中共问题、西北民情、群众心理等政治社会课程，还有政治侦探、交通学、射击学、爆破学、通信学、兵器学、药物学、擒拿术、化装术、“海底”知识等特务专业！
　　特训班纪律严格，“生进死出”，进了班就是军统成员，必须放弃个人自由，遵守团体纪律。“我们是领袖的耳目，我们是革命的灵魂。”“同志如手足，团体即家庭。”“战时不得结婚”⋯⋯教官公然宣称要拜师德国希特勒和意大利墨索里尼：“你要怠工，后面有人鞭笞你；你要叛逃，后面有人打死你！”学员动辄挨打，吴南山无意间摇腿碰响课桌，教官上来就是一个耳光当胸两拳！训练班十分重视讲授关于共产党的课程，军统的“家风”是“反共”！由中共叛徒张国焘、叶青亲自编写的教材，讲解“共产主义同三民主义的区别”“共产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看今日的中国共产党”等课程，最后一讲是蒋介石的语录汇集：“有共无我，有我无共。”“中共是苏联的武装间谍团。”“一个女人进了边区就成了大家的老婆！”从边区来的吴南山见过共产党人，哪里是这种样子？
　　班主任程益骄傲地宣称：“我们是军统的死间特训班！”
　　学员悄悄议论：“军统与中共势不两立，军统人员被日寇抓去还不至于死，但要是被中共抓去，就别想活命。”
　　这哪里是学校，分明就是人间魔窟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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