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秘密战

　　无论“日探”还是“国特”，对外统统纳入“锄奸”范围。凡是针对共产党针对边区的特务行为，都是资助日本侵华的奸细，都属非法，都应铲锄。“反特”“反间”，也许还有党派之争的色彩，“锄奸”却是民族大义，名正言顺。以“锄奸”代称抗日时期的反间谍工作，可见此时中共反间谍策略之高明。
　　边区外围的国特也分为两种：“建立边区外围的特务堡垒。”“第一，边区周围各县，上自党务、行政、军事、交通、文化等机关，下至乡村保甲，一律都是受过训练的所谓‘忠干人才’，专以破坏边区为能事，这类机关，共计有300多个。”“第二，组织群众的特务团体。”“第三，秘密建立所谓肃奸网、递步网、谍报网等。”“第四，制造土匪，如经常骚扰边区的赵老五、张庭芝、夏老幺、陈老大等，都为他们所支持，其次则公开纵兵为匪，如过去的西峰保安队、清涧保安队抢杀行旅，最近之原何绍南保安队，准备侵入边区。”
　　另一种为“布置边区内部的明暗点线。”“一是以公开合法的机关和团体作为变相的领导特务机关的明点线，其次是设法打入我内部，或直接派人，或用金钱美女收买的所谓暗点线（内线）及建立秘密保甲等，这是反共分子破坏我们的主要策略，三年来经我们发现的达100人以上。”
　　如果说中共对于日本的谍报机关还了解不够的话，国民党特务机关则是老对手了。
　　中共于1936年年底进入延安，第二年5月，蒋介石派遣中将高参涂思宗率团访问延安，军队系统的特工科长杨蔚混入活动。这年冬天，徐恩曾又派人到延安“作了一次探险旅行”，搞到一本书《党的策略路线》，据说是张浩在“抗日大学”讲课的教材。
　　围绕陕甘宁边区，中统原有山西、陕西、宁夏等省级区室，又建立洛川、榆林、彬县、西峰等专区级区室。延安、甘泉、富县等地的邮电局中都有中统特工，中统特务梅某还担任延安电报局局长。
　　军统的前身组织从1932年起即在陕西、甘肃活动，红军长征到达西北，军统即在西安成立西北区，管辖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个省区，成为军统在全国最大的一个区，张严佛任区长。西北区的特务组织很快扩大到五省范围，设有西安站、兰州站、榆林站、晋南站、太原站，20多个组；西安无线电支台，下属20多个分台，台长汪克毅还以延安电信局长的身份驻扎延安活动。天水行营政治部派遣一个考察团去延安，张严佛就派中共叛徒郭子明混入，郭子明回来写了两万多字的延安情况报告，立即被提拔为军统局二处中共科科长。
　　西安事变爆发，军统西北区一度垮台，很快又恢复。1941年，军统进行针对延安的组织大调整。将原来的西北区改为晋陕区，管辖山西、陕西两省。新建西北区，管辖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五省。两区从东西两面形成钳形攻势，夹击陕甘宁边区。晋陕区有榆林、洛川、延安、马栏、三边等组。还将绥德的榆林组上升为榆林站，封锁黄河渡口。西北区由前中共党员程一鸣任区长，下设兰州站、平凉站、武威站、宁夏站，还有西峰组、迪化组、青海组、拉萨组、酒泉组，从西面渗透陕甘宁边区。
　　国共两党在抗战中成了公开的“友党”，两党之间的特务活动本应自然消亡，但是，公开归公开，暗地里却是另一番图景。
　　作为边区的反间谍机关，边保对于国民党特务的估计相当充分，连续下发指导锄奸工作的文件。面对日益加重的反间谍任务，边保重视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建立自己的监听电台，配备技术人员和密码破译人员，还创办情报刊物《书报简讯》，定期向中央机关和其他部门通报敌特情况。
　　针对国民党在边区周围的情报据点，边保也设立自己的情报据点。面对南、西、北、东四个方向的国民党谍报力量，边保于1941年增设关中、陇东、三边、绥德四个分处。
　　边区的锄奸工作还注意将专门工作与群众工作结合进行。将原来是政府机关的“锄奸委员会”改为群众团体，由乡参议会在公民中选定七人组成，乡长、锄奸主任、自卫军连长为当然委员。
　　共产党组织能力强，党政军群全动员，边境有检查站的盘查，内部有组织部门的审查，日常有群众的监督，明里暗里天罗地网。无论是日本特务还是国民党特务，都将被派往边区视为畏途。
　　西北局社会部及时跟进中央部署，实现边区安全体系的大调整。敌变我变，我变敌变。陕甘宁边区的保卫干部大多年轻，生活经历比较简单，这下又面临空前复杂的谍报斗争。

5.智弈

　　延安的生活简单淳朴，延安的斗争却日益复杂，延安出现了一个空前复杂的间谍案件。1941年冬天，一对夫妻从敌占区回到延安，这是苏军情报组在延安培训派往敌区潜伏的间谍，不知为何又返回了。
　　这些天，中社部秘书王初连续接到《解放日报》的退稿信，都是这对刚刚返回延安的夫妻的作品。令人诧异的是，这些投稿并无具体内容，却像是发出到达延安的信号。二室主任汪金祥和侦察科长陈龙部署调查，沿着这对夫妻返回延安的路线，查问各个交通站。各地回电都说，这对夫妻抵达后就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或是一首短诗。中社部又询问沈阳，得知这二人返回延安并未经过领导同意，实属擅自行动。
　　分别审讯，那妻子田某是个淳朴的工人，组织上问什么都照实回答。原来，这二人奉苏军情报组之命到沈阳潜伏，被日军监听发现电台。日特决心逆用，派二人回延安长期潜伏，一般不搞组织联络，只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当信号。
　　男子张某被捕，坦白的田某则送到西北公学的情报训练班学习，后来还入了党。
　　此案复杂，延安的保卫干部开始接触一个复杂的题目：双重间谍。所谓“双重间谍”（两面间谍、逆用间谍）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一个间谍同时为相互敌对的两个间谍机关服务，脚踩两只船！这种双重间谍最令间谍机关头痛，有奶就是娘，谁知他真心为谁？另一种是通过为一方的假服务来达到为另一方真服务，身在曹营心在汉。这第二种间谍也令间谍机关警惕，不要被对方拉了过去。无论哪种双重间谍，在间谍活动之中都属较高级别，较高难度。
　　边保的反间谍工作，也要面对双重间谍。
　　旬邑县职田镇位于边区与国统区交界地带，这里的杨家与肖家是冤家世仇，肖家人参加革命，被杨家人挤得无法立足。为了保全家族，肖某投降国民党借刀杀仇，但又不反对共产党，不时托人给新正县保安科捎情报。出于私人矛盾，还向国特控告一个张姓叛徒。这肖某两边告状，闹得两边的保卫机关都不敢相信他。锄奸运动中，边保逮捕了肖某，肖某痛哭流涕地交代全部事实，表示自己叛变完全是为了家族利益，决不危害边区。后来，这肖某也确实把家搬到边区，当个普通老百姓，再也不为国特工作。
　　边境地带敌我交错，兵、匪、谍、民，身份不时变换。情报、保卫干部必须具体了解社会情况，准确掌握政策。

● 责任编辑：崔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