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新加坡第一家族

　　国有大小之分，领导人也有高下之别。李光耀，无疑就是站在那批最顶尖之列的小国领导人之一。
　　不仅是新加坡公民对李光耀崇拜，任何跟他打过交道的人，都很难不被其伟大的人格魅力和睿智的言谈举止所征服。
　　我曾有幸和李光耀先生多次零距离的接触、交谈乃至一起用餐、合影留念。印象最深的至少有三次。
　　2001年，我正在展开对新加坡石油公司（SPC）实施收购。SPC是当时新加坡唯一一家国家控股的上市石油公司。新加坡政联企业（相当于中国国有企业）吉宝集团（Keppel Corporation）对SPC控股77%。当时，我的收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特别希望得到新加坡当局的支持。当我得知李光耀先生出访中国，并从上海途经北京转机回到新加坡时，我便买好了与他同航的机票。那一天，我便“恰好”坐在他后面的一排。途中，看到他同时翻阅英文版的《海峡时报》和中文版的《联合早报》。待他看完报纸后，我同他用英文聊起了收购SPC的事情。一路畅谈甚欢之后，李光耀先生最后答应我回去看看他能为我做些什么。于我而言，这只是一个尝试，并不敢寄予太大期望。可事后三天，我突然收到李光耀先生的秘书杨先生的来信，信中说李光耀先生建议我去找吉宝企业的主席林子安先生。这封信让我心情激动：一位国家领袖竟对飞机上的一次交谈如此尽心。
　　2004年7月，时任新加坡副总理、后为总理的李显龙先生访问台湾，中国政府多次劝阻无效，导致中新关系一度恶化。其间，李光耀先生的秘书杨先生给我打来电话，邀请我去新加坡总统府，征询我对于此事的看法。
　　我说，对于中国而言，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立场是不会改变的。新加坡的做法可能会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会因此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杨秘书告诉我，中新两国建交之初，曾私下签署备忘录，约定部分领导人可以访问台湾，并允许新加坡军队继续在台湾训练。
　　我告诉杨秘书，由于李显龙先生身为新加坡副总理，即使声称赴台为私人行为，但影响依然恶劣，更何况此事还应考虑到他的家庭背景以及政途走向。于是，杨先生又征询我对缓和两国关系的建议。
　　我回答，“解铃还需系铃人”，要妥善解决这件事，还需要李资政（李光耀先生时任新加坡国务资政）亲自出面，主动拜访中国领导人，并在公开场合表达支持“一个中国”立场。时隔不久，李光耀先生访华。同期，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文先生也在联合国的公开讲话中，强调“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新加坡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完整。
　　2004年11月，中国航油“金融事件”发生。2004年12月7日，我在华告别卧床病重的母亲，自愿返回新加坡协助调查。然而，正如《地狱归来》一书中所披露的那样，新加坡当局违背法治国家“无罪推定”原则，在没有进行调查的情况下，于12月8日凌晨在机场对我实施了抓捕。当日，新加坡媒体对此事件进行了密集报道，所释放的信息指该事件属我个人所为，这显然与事实真相大相径庭。
　　2004年12月22日，我因“中国航油事件”返回新加坡受审期间，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在外国通讯员协会晚宴上，面对170多家媒体回顾了他与我的交往后评价，陈九霖“出身寒微”，“他显然是个沉着冷静、一步步从零走向成功的年轻人。”李光耀先生还借题发挥地说: “中国当局已经决定让陈九霖回新加坡接受调查。对我来说，这表明他们都明白，如果让这名总裁逃离，将不只在新加坡，而且在国际上，把他们的(企业监管)行为降到第三世界水平。因此，他们决心要向第一世界水平看齐。这是中国所发出的令人感到乐观的信号。”
　　12月23日，新加坡各大媒体对此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有的媒体称我是李光耀公开评价的极少数中国人之一。新加坡《海峡时报》在报道这则消息时，特意加上了一段注脚: “陈九霖，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毕业于北京大学。1997年，他被总公司派往新加坡。他成功地使公司扭亏为盈，担任进口中国三分之一航油的重任，他也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企业家。”
　　朋友们纷纷将报纸上的“好消息”转告给我，并胸有成竹地断言:“你没事了，连‘新加坡国父’都公开高度赞扬你。” 朋友们纷纷揣测事情将有转机。
　　唯有一位杨姓律师，将我约至新加坡高尔夫球乡村俱乐部，阐明“可能大事不妙”：首先，身为国父的李光耀先生出面，显示新加坡当局并不想弱化此事。其次，“出身寒微”暗指“其他人有根有底、背景深厚”，新加坡当局只能对我“开刀”，让我充当替罪的羔羊。最后，他还通过李光耀先生的其他字句，揣测出该事件已超越商业场面而被政治化了。之后的事情印证了他的判断。此后，我按新加坡律师的建议，向李光耀先生致信陈情：我本人因中国航油事件而十分悲痛，但整个事件并非我个人恶意所为，我个人毫无私利，问心无愧。很快，杨秘书回信，称李光耀先生收到了我的去信。
　　总而言之，李光耀先生是个成功的男人、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是我学习的楷模。但是，李光耀先生的错误或缺失也是十分明显的。他的重大过失主要表现在严刑峻法、缺少人权等方面。我们所熟知的谢太宝事件就是有力的证据之一。谢太宝博士因莫须有的罪名被监禁23年，随后又被软禁9年，一共32年。打破了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被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囚禁25年的纪录，也打破了英殖民地主子关押政治犯时间之长的历史纪录。
　　不仅如此，他的反对者也大多遭遇了倾家荡产、流离失所的不公待遇。我以我亲身经历通过《地狱归来》一书证明，新加坡的司法体系缺少公平正义，而新加坡的格局在我眼里更像是一个“驴蛋”，外表光鲜，内部却存在诸多问题。
　　李光耀先生的个人性格，也表现出一生的强硬。比如，他常常对发表不同意见的外国媒体，动用司法手段，控告他们“诽谤罪”，最终都没有任何悬念地以他打赢“官司”而收场，他因此获得赔偿或赔礼道歉。但是，李光耀也是个有情有义的男人，他与夫人之间的感情非常和睦，也受到夫人的巨大影响。对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婚姻之事，也颇费心思。
　　李光耀先生的口才极好。比如：当国际上指责他让儿子李显龙接班建立李家天下时，他回答说，如果不是因为他本人的缘故，仅凭个人能力，李显龙早就应该当上新加坡总理了。
　　李光耀先生特别重视软实力建设。比如：他常常抓住全球有影响力的论坛机会发表演讲，或者在有影响力的媒体上对时点问题发表个人观点。他被不少新加坡人称为“新加坡最大的Marketer（营销人）”。
　　2015年3月23日，李光耀先生以91岁高龄仙逝，也算是寿终正寝。在他之后，李显龙开始主政新加坡，新加坡的历史也翻开了新的篇章。
　　李光耀先生逝世后，李氏家族兄弟阋墙，其实与李光耀先生没有做好后事安排关系极大，这是他生前最后的一大败笔。无论如何，他不应该设有7份遗嘱，也不应该对故居的处置留有可供解读的余地。
　　我和李显龙的接触并不如与李光耀先生那样频繁。除了正规活动不时有过短暂的接触之外，比较亲密的交流就是在新加坡华乐团了。
新加坡华乐团拥有75名演奏家，是新加坡当地唯一的专业华乐艺术团体。新加坡华乐团常驻演出场地是修建后的新加坡大会堂。因为我和李显龙同为这个新加坡华乐团的赞助人，所以，我们一起看过两场华乐团的演出，其间有过短暂的交流。此外还有一次，是李显龙夫妇邀请我和太太一起去看一场交响乐音乐会，幕间休息时，当局安排我们一起在一个贵宾休息室喝水与交流。
　　我和李显龙接触是从他担任副总理开始直到他担任总理。近二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他依然担任新加坡总理职务，与他搭班子的也都是李光耀的爱将，他们彼此早已有过合作，目前来看配合也非常默契。因此，新加坡发生剧烈变化的可能性不大。
　　然而，李显龙毕竟不是李光耀，他既没有父亲天纵奇才的政治智慧，也不具备李光耀光彩夺目的人格魅力。在李光耀还在世期间，新加坡国内对李显龙的评价还以正面为主，但随着李光耀去世，李显龙独立执掌新加坡政坛后接连在内政外交方面犯错，新加坡国内对他的批评声音开始增加。特别是李显龙改变了过去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的“走钢丝”政策，转而彻底倒向美国，也附庸日本，导致中新关系急剧恶化，这也使得新加坡非但不能利用中国经济腾飞的红利发展壮大，反而遭到中国的反制，国内经济陷入凋敝。最近，李氏家族又因为如何处理李光耀生前住宅产生严重分歧，并且选择将矛盾公开化，李显龙的形象由此更是大打折扣，再加上他身体健康状况并不理想，未来新加坡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我与李显龙妹妹李玮玲和弟弟李显扬以及李显龙夫人何晶、李显扬夫人林学芬都有过交往。希望他们不要过多地受到李氏家族兄弟阋墙事件的影响。谨赠以宋代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作者系北京约瑟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世界500强企业中国航油集团前副总、清华大学法学博士）

● 责任编辑：王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