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秘密战

　　这天，延安特地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朱德总司令等两千多人与会。
　　毛泽东题词：“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败类。”
　　朱德题词：“我们是国际主义者，赞成世界无产阶级及革命人民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消灭当前的帝国主义大战，建立真正的、友好的、和平的、自由平等的新世界。”
　　大会上，日本学员宣读誓词：“八路军不但没有杀我们，而且还使我们享受着重新做人的喜悦。”
　　通过学习，日本学员深深感到中国战友“真诚的国际爱”，决心参加反战工作。延安广播电台每周两次日语广播，多数稿件都由日本学员供稿。
　　从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毕业的学员，奔向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战场，组建晋西北分校、山东分校、华中分校，先后培训五六百人。这些学员都成为八路军的敌军工作干部，在战场上对日军展开战地宣传，争取不少日军士兵反战投诚。
　　延安的统战工作，不但有国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在走向国际。
　　1941年10月26日，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召开。日本、印度、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缅甸、越南、朝鲜等各国代表出席，蒙、回、藏、彝、苗、满等中国各民族代表出席。日本士兵觉醒同盟、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冀中区回民抗战建国联合会、八路军三纵回民支队发来贺电。大会决议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选举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主任朱德为主席。会上，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日本学员集体登台——日本兄弟宣誓参加八路军！
　　延安有了一批外国人：日本共产党领袖冈野进（野坂参三）、朝鲜人将领武亭⋯⋯山沟里的边保干部，还要负担外事工作了。
　　日本工农学校有个日本兵学员相当活跃，借调到边区高等法院协助工作，抗大上课去旁听，部队训练去观看，延安召开群众大会还主动上台发言。后来因为受怀疑而被捕，两个战士押送，这个日本人抢枪打死两个押送战士，向黄河方向逃跑。路上强迫农民做饭，却被悄悄报告锄奸部门。就在这个日本特务用裤子装满馒头、扛在脖子上赶路的时候，延安市公安局派出的一个班及时赶到，将其击毙。原来，日军最怕这个学校动摇军心，特别派遣特务渗入破坏。
　　统战工作打开局面，极大地促进了情报保卫工作，同时也给保卫工作开辟了新的领域。中共情报工作的领导人周恩来及时总结：“统战带动情报，外交掩护情报。”从保卫到情报，从情报到统战到外事，边区保安处不能光做延安的“九门提督”，还得放开眼界，还得多些本领。

4.“打明仗”和“打暗仗”

　　身居西北，放眼世界，1941年的世界大局，瞬息万变！年初，中国的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突然袭击共产党的新四军。年中，欧洲的德国突然袭击苏联。年末还会发生什么，全世界都瞪大了眼睛。国内国际局势急剧变化，情报工作必须跟上！
　　中共中央连续颁布两个决定，7月1日发布《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8月1日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不仅有理论认识，还要有组织措施，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一个中央调查研究局，任务是负责敌我友诸方的调查研究工作。这个局的职权，具有前所未有的高规格、大范围。下属单位：中央社会部、军委二局、中央政策研究室，涵盖所有中央级别的情报保卫部门又不限于情报保卫部门。
　　中央局下面还有四个不公开的分局：第一分局在晋察冀边区，负责调查华北和东北日占区大城市的情况；第二分局是潘汉年系统，负责对欧美和沦陷区的调查；第三分局在重庆，调研南方敌后大城市和国统区各党派的情况；第四分局在陕甘宁边区，负责边区内部和周边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自荐当中央调查研究局局长，兼任政策研究室主任。这个职务，可以说是毛泽东一生唯一同情报保卫工作相关的职务。中央调查研究局刚搞了一个月，毛泽东又不满足了。1941年9月，中共中央又决定成立中央情报部。
　　新成立的中央情报部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行调查情报工作的统一的军政战略情报机关。中央情报部是在原中央社会部的基础上，与军委总参谋部的一部分合并而成，仍由中央调查研究局领导。1942年5月，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大扫荡，军委任务加重，又把中情部中的军事部门大多分回军委总部工作。
　　中情部与中社部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主要任务是军政战略情报的获取与研究，也保留较小的机构指导各根据地的保卫工作，指导情报工作用中情部的名义，指导保卫工作用中社部的名义。这样安排，有利于改变过去偏重保卫的习惯，更加重视情报工作。
　　原来的情报工作，对战略情报重视不够。现在明确，中央情报部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的军政战略情报机关，其主要任务是获取军政战略情报。毛泽东告知各地，什么哪个据点有多少驻军有几挺机枪的战术情报，你不要报到延安来，我只要战略情报!这意味高度的情报自觉。从获取警报性、保卫性情报为主，转向获取军事、政治战略情报为主。这是中共情报工作的战略大转变，又是中共安全体系的大调整。
　　中共西北局社会部，又是中央调查研究局的第四分局，负责陕甘宁边区内部和周边的调查研究。这说明，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主要任务，还是保卫这个中央根据地的安全。
　　边区周边的敌特部署，边保也有系统研究。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归纳敌情：“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要打明的仗，还要打暗的仗。暗的仗因为是暗，许多人不大注意；正因为是暗，打的胜负常常比几师人几军人胜负的结果还要大，打的战略战术也常常比明仗还要复杂深奥。这就是反敌探奸细反共特务的斗争，叫做锄奸保卫工作。”
　　在共产党的词典中，“明仗”是“军事斗争”，“暗仗”是“隐蔽斗争”。“暗的敌人”来自两方面：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反共分子的特务。
　　“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日寇直接奸细”。从1939年至1941年,延安保卫机关共破获73件。太原日本特务机关训练的高子文，以3000元特别费，专程到延安谋刺毛泽东、周恩来。山西日本特务机关训练小勤务李永茂，派到边区偷文件、偷密码、投毒。抗大和陕公还发现日本培训的夫妻间谍。第二种是“日寇间接的组织”。1937年至1938年，边区内外有百余股土匪，李青伍股在劳山伏击周恩来，陈猴子股在黄河边要打通山西路线迎接日军，绥德、关中还有哥老会组织“黑军政府”。1938年至1939年,破获日寇收买哥老会组织的“探访委员会”“地方探访队”“防共委员会”“特务委员会”“义贯大刀会”等。
　　“暗的敌人”，第二方面是“反共分子的特务”。“和日寇无形中结成统一战线的就是反共分子的特务。”这“反共分子”的限制词，实际是照顾国共合作，其真实内容，就是“国民党的特务”，保卫圈内简称“国特”是也。
　　中社部指出：“国民党在中国有长期统治历史，庞大特务机关利用着相当数量富有政治经验的我党叛徒及具备着其他便利条件，因此，尤须切实掌握政策，分化其社会基础，以达肃清内奸，粉碎敌人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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