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秘密战

　　事实使人看到：锄奸工作既要防止敌特“打进来”，又要防止敌特“拉出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防止“拉出去”的任务更重要！
　　都知道“拉”比“打”有效，那么，人家能够从我们的队伍之中“拉出去”，我们为何不能从他们那里“拉出来”？难啊！不是难在别人不让拉，而是难在自己不肯拉。
　　周恩来创立特科的时候，特别注意运用“拉出来”的策略，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接连执掌中央的左倾领导却满眼都是死敌，在党内搞“残酷斗争”，对中间派要“无情打击”，至于敌人营垒嘛，更是“铁板一块”。连自己人都要推出去，根本谈不上“拉出来”！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秘密工作方面也纠正了过去的左倾政策。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提出：“他们能够拉了我们队伍的坏分子跑出去，我们当然也能够拉了他们队伍中的‘坏分子’跑过来。”
　　在军事上擅长积极防御的中共，在情报战中也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以“拉出来”对“拉出去”。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进情报工作的通知》：“不会利用敌人内部一切能利用的人（进步人士、动摇汉奸、投机分子、失意分子、叛徒等等）则内线工作不能得到大的成绩。”
　　有了中央的尚方宝剑，情报部门就放手在敌营中拉了。
　　国民党本是革命起家，吸收特工人员也以革命理想为号召。可是，掌握政权的国民党正在走向腐化，这就失去进步的号召力。于是，已经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进步青年，就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念头。共产党虽然没有掌握全国政权，却引领着全国的进步思潮，这就是“拉出来”的独有优势。
　　思想一解放，工作就活跃了。中社部与各分局社会部大胆开展工作，积极在敌特机关内部建立特情力量。
　　正在西安建立秘密电台的王超北，遇到一个线索。1941年，地下党员武少文告诉王超北，老相识李茂堂希望重新为党工作。李茂堂和王超北都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后来李茂堂被敌人逮捕，曾带队追捕王超北。不过，李茂堂还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中统兰州站工作的李茂堂急切找党，就委托表兄武少文来找王超北。
　　王超北将此事向西安八办请示。经延安同意，由王超北联系李茂堂。
　　为了更好地为党工作，李茂堂争取从兰州调到西安，任中统陕西省室副主任。从此，统管对边区特务活动的天水行营“党政军特联会报”，会议记录一次不落地送到延安，延安还有了中统的密码本。
　　王超北、李茂堂与潜藏在国民党陕西党部的陈子敬商议，利用国民党高层“朱系”与“CC系”的矛盾，靠在CC派徐恩曾一边，支持陕西党部的杨大乾、李犹龙等人，反对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的亲信、陕西党部书记长王季高。
　　陕西的官司打到蒋介石那儿，陈果夫接任朱家骅的组织部长，谷正鼎接任王季高的陕西省党部主任。CC派大获全胜，论功行赏，李茂堂升任陕西省室主任、西北局专员，掌握了陕西中统的最高权力。
　　国民党在西安有多个集中营，专门收容中共地下党员和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谷正鼎设计一条毒计：派遣一个叛徒，以苦肉计方式取得难友信任，而后策动大家逃跑，再由监管当局借口制止越狱打死全部犯人。
　　就在这家伙带头爬上高墙的时候，难友们把他拉下来，一顿臭揍，当场毙命。这底细，早被谷正鼎的亲信李茂堂识破了。
　　指挥间谍战的主将变成对方人马，《苦肉计》的剧本演成《蒋干盗书》，中统对延安的间谍战败得稀里糊涂。一生矢志反共的中统局长徐恩曾感叹，抗日战争导致国共合作，给共产党带来起死回生的机遇。
　　岂不知，机遇也是创造出来的。政策因应机遇，中共中央确定的“拉出来”的方针，使得中共情报部门得以在敌特机关之中建立重要的内线力量，取得谍报斗争的主动权。
　　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使用了大量中共叛徒，其中有的是真心诚意投敌，多数是脱党（失去联系）却并没有出卖过组织。一旦时机来临，这些脱党分子又会回头为中共服务。还有少数人，原本就是冒充“叛徒”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更是潜藏极深。中统包围边区的两个省，陕西省室主任李茂堂和山西省室主任缪庄林，都秘密回到共产党阵营。
　　谍报战争错综复杂。谁的政策活，谁的手段多；谁的手段多，谁的战果大。

3.宝塔山下的日本学校

　　蜗居黄土沟里的延安，也有外来的客人。为了接待外宾，延安专门设有交际处，那山坡上一片石窑洞，相当于长安的大唐四方馆、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
　　1940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扩大交朋友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党在国民党阵营中交朋友。交朋友也算工作，也要下文件？中共堪称全世界最重视公关工作的政治团体。可惜，惯于拼命打仗的红军将领，并不擅长应酬交际，于是，毛泽东亲自示范了。不要以为毛泽东一点儿也不搞请客吃饭，党内要俭朴，党外讲礼节，毛泽东在统战工作中最懂人情世故。
　　蒋介石包围陕甘宁边区，南有西安胡宗南，北有榆林邓宝珊。邓宝珊从榆林去西安开会途经延安，不进边区政府的招待所，而是住进普通的旅店。市公安局的眼线立即上报，毛泽东立即下令把邓宝珊迎进交际处。陪同参观，陪同看戏，请客吃饭，毛泽东在延安连续招待邓宝珊七天。七天下来，邓宝珊和毛泽东成了朋友，从延安回到榆林，把两个黄河渡口让给共产党，陕北同山西的封锁从此打开。
　　国民党派驻晋察冀边区的书记长田昆山路经延安，交际处长金城认为这人是个老右派老特务，不予交往。毛泽东却对金城交代：工作的重点一定要放在争取顽固分子身上。对顽固派特务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都看成坚决反共或愿意投降日本的，更不能说他们都是亲日派汉奸。对国民党顽固派中的多数人仍要争取联合抗日，至少迫使他们在反共问题上采取中立态度，只有这样才不会把国民党顽固派和国民党特务集团看成“漆黑一团”，在与他们的斗争中“束手无策”。
　　毛泽东亲自与田昆山长谈。会见后田昆山对金城说：勾结日寇反共是可耻的。
　　金城本是中社部干部，到交际处工作，学会了如何做统战工作。其实，世界情报界无不重视公关和交友，只是，交友的境界有所不同。一般的间谍只是从朋友那里套取情报，而中共却要化敌为友，化友为我！延安时期的敌军工作，正在从单纯的“破坏”转向“政治瓦解”。
　　延安的宝塔山下，出现了一所日本工农学校，学员都是日军战俘。
　　战俘学校？这种管理战俘的方式，举世罕见。即使是规定宽待战俘的《日内瓦公约》，也只是规定了战俘营，没有想到学校。
　　即使是这所学校的学员，也不习惯这种身份。日本学员刚入学时大多背着严重的思想包袱，放不下“俘虏”观念。年龄最大的是42岁的酒井，参军前是个工头，在天皇生日那天，酒井带领五个学员悄悄爬上山头，遥对东方，向天皇跪拜。
　　可是，这所学校的生活，却使这些前日军官兵感到前所未有的新鲜。这里的学员享受连级待遇，不管你过去是军官还是士兵，一律平等。反感阶级压迫的小兵乐了，还是八路军对人好啊。学校还有业余文化活动，可以在图书室阅读日本书报，还组织学员排练节目，这自娱自乐的日子，比在日军部队自在。
　　这里所有的教师都曾留学日本，王学文、李初梨、赵安博、何思敬，个个学养深厚，江右书还教唱日语歌曲，比日军官长的水平高多了。学员们逐步弄通理论问题，理解什么是剥削，破除了神国等封建观念，认清“东亚新秩序”的侵略实质。

● 责任编辑：崔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