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还在，他们依然年轻

绥宁法院的那些人、那些事

　　湖南省高院政治部蒋晓红法官，1984年被邵阳法院系统录取时，刚好18岁，在法院工作了整33年，从领导手中接过荣誉天平奖章和证书时，她止不住热泪盈眶。33年，最难以忘却的就是自己梦想起飞的地方。
　　往事历历在目。
　　当年，我与两名男同学被分配到最为偏远的绥宁县法院。单位领导对我们十分重视，常务副院长朱赣湘乘院里仅有的一台北京吉普车来邵阳接我们，400多公里山路颠簸了7个多小时。山区路窄弯急，我晕车呕吐不止，连胆汁都吐了出来。
　　绥宁县法院位于县城西南角，单门独院，三面环山，黛青色的山峦环绕着白雾，云雾不停地流动升腾，仙境一般。人们称绥宁为神奇的绿洲，这里的空气果真是甜的。法院有一幢四层楼房，一半办公，一半住人，我被安排与办公室的一个女孩儿同住。法院内设十多个机构，20多名干警，院长苏进德40多岁，精明强干。

经济庭的生力军

　　我和男同学姚志刚分在经济审判庭，此前庭里只有庭长莫永林、审判员黄新华两个人。
　　绥宁是林区，木材由林业局统管，木材公司一家专营。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木材市场全面放开，允许私人经营，随之而来的各种涉木材纠纷大量涌入我们庭，我们的到来，无疑给绥宁经济审判注入了新生力量。我担任书记员兼内勤，从案件立案、询问调查、开庭审理到判决结案、送达法律文书，所有的工作都十分新鲜富有挑战性，每天面对不同的当事人，当事人对我们也十分尊重，感觉自己在从事一项十分神圣而有意义的工作，我满腔热血，满怀激情，在绥宁法院一干就是八年。

庭长莫永林

　　庭里四个人做了简单的分组，我跟随莫庭长，小姚跟随审判员。莫永林五十出头，大块头，面庞黝黑，本县李西桥镇苏洲村人，他自诩为“苏州汉、美男子”。
　　他不搞坐堂办案，而是走出去到群众中实地解决纠纷。当时民诉法尚未修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当事人提出诉讼请求和主张，是否认定以法院调查取证为主。莫庭长的办案作风顺应当时的办案大形势。绥宁多山，自然村人口较少，老百姓住得比较分散，我们每次办案总要走很远的路。
　　有一次和莫庭长到小水村办案的情景至今在目。村子在山那边，上山15里，下山15里全靠步行，到达村里时太阳已偏西。村里散落地住着十几户人家，他们仿佛在世外桃源过着隐居的生活。一进到村里，我们就忙于调查取证，询问当事人，请村领导和德高望重的人出面做当事人的工作，直到案件处理有了眉目我们才在村支书家住了下来。
　　莫庭长是一个风趣的人，也是一个有工作方法的人。他办案是经验多于法理，喜欢打比方，擅用民间俗语、谚语、人情世故、伦理道德做当事人的工作。讲通俗易懂的道理，三言两语把当事人说得口服心服。所以，他的案件调解结案的居多。第二天，我们从村里出来，我已累得腿肚抽筋，膝盖都不能打弯，莫庭长把案件材料和我的洗漱用品全背在身上，一路上出题给我猜谜语，谜底都是民间的物件，我大多抓耳挠腮猜不出来。待谜底揭开，我不由得感叹民间文化的朴实生动，不觉中，几十里山路走过。

我将头盔供起来了

　　为方便群众诉讼，集中时间精力解决纠纷，绥宁法院每年都汇集审判力量在全县各乡镇设点开展巡回定点办案，短则十多天长则个把月。吃住在乡镇，法庭开在田间地头。
　　有一天晚上从乡政府回驻地，我坐在三轮摩托车车斗里。一个急弯，三轮摩托车侧翻，“砰”的一声把我扣在车斗里，车斗前挡风玻璃被碰得粉碎，我的头部被卡在地面与车斗玻璃支架中间不能动弹。驾驶摩托车的刘庭长抬起摩托车让我爬了出来，他的手掌被摩托车排气管烫掉了皮。由于有头盔保护我没事，头盔被砸凹进去好深——要知道，我平时都不戴头盔的，那天不知道怎么“心血来潮”就把头盔戴上了，侥幸逃过一劫。夜色中，我惊魂未定，发现拐弯处前面是深不见底的悬崖，幸好被石头绊住，车没摔下去。
　　回到家，我赶紧把头盔供了起来，心里默念：“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平湖收账

　　当地木材经济纠纷较多，所以，我们庭出差最多，有的时候两个组都出差。小姚他们组有一次到云南收款，一个月没有回来也没有音信，当时电视里播放昆明河中漂浮着一个人头。院领导紧张了，当时通讯落后无法联系，只能干着急，直到收到他们从云南寄回的照片，大家才放心。
　　又一次，我们办理了县木材公司与浙江平湖杉木棒合同纠纷案件，我和莫庭长还有木材公司袁经理一起到平湖，守在当地处理货物回收货款。我们三人租住在当地一个村民家里，房间没有门板，只有很低的栅栏，不安全。长达一个多月时间，莫庭长睡在门外竹床上为我站岗。我们自己买菜做饭，AA制，每天晚餐所有开支即时清结。生活费带得不足，一趟差回来，我们每人都瘦了十来斤。处理完木材回家途中，在公交车上袁经理的包被扒，我们到派出所报案，扒手竟早就被公安盯梢抓住了。令我们惊奇的是，袁经理包里竟然还有两千块钱现金，当时我们生活费不足，他也没有拿出来“接济”。可见当时法官和当事人之间的钱物分得多么清楚。

我的法官生涯始于赤山

　　周承琪，男，1966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1985年3月经全国统一招干考试，到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先后在经济审判庭（后更名为经一庭、民二庭）、省法官协会、立案二庭、审监三庭、执行局工作。现为执行局督办协调处处长、高级三级法官。
　　时隔30年，我又去了趟赤山。
　　在梦里，赤山总是“折磨”着我，孙庭长和小金的身影也总出现在我梦里。回赤山看看的愿望总是那么浓烈。
　　我和赤山的缘分始于我的法官生涯。那天，省法院政治部领导找刚入职的年轻人集体谈话，要求年轻人必须先到基层法庭锻炼。就这样，我分到了赤山法庭。
　　赤山地处西洞庭湖，是洞庭湖中最大的岛屿，岛上山峦起伏，古木参天，遍地异草奇花，处处鸟语花香。传说范蠡和西施晚年来到此岛，但见岛上树木葱绿，民风纯朴诚实，民众生活幸福，便决定隐姓埋名定居于此。后人为了纪念先贤，又将赤山称为蠡山岛。岛上住着约4万居民，交通全靠轮渡和小船。
　　赤山法庭坐落在新湾镇的一个小丘陵前，丘陵上种满了橘树，环境极好。我来前，法庭只有孙庭长和小金二人。刚去那阵儿，我对小岛的一切都感到新奇，随便站在岛边远眺洞庭湖，都是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湖上烟波浩渺，秋水共长天一色。湖中渔舟来来往往，渔民们忙着捕鱼，岛上居民过着一网鱼虾一斗米的安逸生活，令人羡慕不已。
　　对法庭的一切，我同样感到新鲜。比方办公室、宿舍、食堂，尤其是与孙庭长和小金在一起相处甚是轻松，大家趣味相投，无话不聊。我们除了讨论案例，也纵横时事，有时还争得面红耳赤。孙庭长喜欢下象棋，下班后，常常摆上棋盘向我们挑战。小金则是个音响发烧友，一有闲暇，便不忘摆弄着一大堆电子零部件。我呢，没事的时候，常爱捧着那把吉他自弹自唱、自娱自乐，湖区的风总是将我们的欢乐送得很远很远。
　　开始时，我觉得这里的生活“蛮有滋味”。
　　但是，失落和寂寞很快就取代了快乐和温馨。法庭条件十分艰苦，下乡办案，就靠双脚行走，没吃过苦的我真的有些吃不消。另外，岛上只有一个小录像厅，上映的都是早已过时的片子。很快，单调和乏味让我开始厌倦岛上的工作和生活。
　　孙庭长和小金似乎看懂了我的内心，他们总是想着法子让我快乐。小金在我房里装了个小喇叭，然后用电线与自己组装的音响连在一起，这样我和他可以一起共享音乐。每办完一件案子，孙庭长就将裁判文书稿子交给我，让我到县法院去打印、盖章，这样一来，我去县城的机会自然就比他们多了很多。对我来说，这是我最愿意做的事，每次进县城都像过节一般兴奋，有时想到第二天要去县城，晚上高兴得睡不着。就这样，我每天数着日子过，希望基层锻炼的日子尽快结束。
　　一次聊天，小金告诉我一个秘密：孙庭长的妻子正在闹离婚。我吃了一惊，忙问原因？小金告诉我，孙庭长已在赤山法庭工作八年，因工作繁忙，平时对家庭照顾得较少，夫妻间渐渐产生了矛盾和隔阂，发展到现在闹离婚的地步。听后我深感震惊，在这小岛上，我呆了不足三个月就感到无聊和无趣，而孙庭长竟然一呆就是八年！小金接着又不好意思地向我提出了一个请求，能不能把到县城“打字”的机会多让出一些给孙庭长，这样他们夫妻见面的机会就会多些。我的脸霎时就红了，那时我才知道，为了让我安心，孙庭长将宝贵的回县城“探亲”的机会都让给了我，而自己却面临着家庭危机。此后，无论孙庭长怎么说，我都不再去县城“打字”了。
　　记忆中还有件事儿让我印象深刻：那是一个秋风萧瑟的傍晚，我下乡办完一件离婚案准备返回法庭。走到车站时，才发现自己下乡时忘记带钱了。在犹豫、踌躇、沮丧和自怨中，最后一班车带着一溜烟尘从我身边驶向了远方。无奈之下，我只好硬着头皮，打算徒步走回法庭。19里山路虽然不长，但对于在城里长大的我，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冷月升空，四周黑黝黝的树林里不知名的虫子的叫声，让我感到阵阵发冷，双腿也在一步步机械的迈动中慢慢麻木。疲惫不堪之时，突然，前方出现了一束光亮，“突突”的摩托车声音由远而近，逐渐清晰。我听到孙庭长和小金正一遍遍呼喊着我。原来，他们发现天色已晚，我办案仍未返回法庭时，就赶紧租了一辆三轮摩托车来找我。无法用言语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当我看见他们二人从摩托车下来时，我连忙冲上去，三个人紧紧拥在一起，眼泪差点夺眶而出。事情已过去这么多年了，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慢慢地，我逐渐适应了在小岛上的生活，也开始安心在法庭工作。很多个夜晚，伴着“呱呱”的蛙鸣和清新的湖风，我在浩瀚如海的法规里尽情畅游，充分汲取法律的精髓。这段学习经历，为我后来的审判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小岛一年，我与孙庭长和小金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我们至今还保持着联系。孙庭长和小金现都早已调回县法院工作，如今生活得很幸福！
　　现在，我已离开赤山法庭30年，居住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中，但我常常思念那既给我孤寂又给我欢乐、既让我失意又让我自强、既给我温馨又给我苦涩的赤山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