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年过去，事实依然清晰

　　2016年第12期《民主与法制》周刊曾报道付存绪案，2017年5月，本社记者来到陕西省凤翔县，对付存绪案进行实地采访调查，采访了付存绪本人，还采访了当时办案的一位检察官、关押过他的一位狱警和当年为他辩护的一位律师。
此案发生于1979年，距今已38年，几位采访对象都已80岁高龄，但案件的事实依然清晰可见，他们的回忆也都耐人寻味。

案发

　　1979年12月20日冬至前夜，夜幕深沉，凤翔县柳林镇干河大队三队的农村妇女刘霞（化名），带着13岁的女儿刘小丽（化名）来到同村的文彦家。文彦是刘小丽的同班同学，刘霞想让女儿跟他结伴一起去上文化扫盲夜校（不去队里要扣工分，去了记工分），这样走夜路比较安全。但到了文彦家，才发现文彦已经去上学了，刘霞同文彦的母亲聊了一会儿，和女儿一起回到家中。这时村里的大广播报时，刘霞对了对表，七点整。刘小丽的父亲高凯在家，刘霞就让高凯送女儿去上学。但高凯当时患坐骨神经疼的疾病，行走不便。
　　两人出门时天已经全黑了。刘霞给了丈夫一个不太亮的手电筒，又给了女儿一个亮一点的手电筒。高凯打开手电，刘小丽没开手电。等高凯和女儿一起离家向南走出100多米，刘霞向丈夫和女儿喊话，说如果路上遇到人，高凯就不用送了。
　　高凯和女儿刘小丽打着手电往前走，来到了通往一队、二队的大路上，在十字路口处，遇到了一个男人，高凯用手电一照，这个男人双手插在裤兜里，腰比较弯，正向北慢步行走，离他们有20多米，因手电不亮看不清。高凯父女俩继续向南走，来到距离八队浇地水泵以北约50米的地方，从路西又下来一个男人，步伐较快。高凯问：“你去哪里？”那人答：“去大队。”这个人中等个子，因此时高凯没打手电，也没看清。
　　这个人与父女俩同行，刘小丽看父亲走路一瘸一拐的，就心疼地对父亲说：“爸你回去。”一连说了三次。高凯让女儿打开手电往前走，他停下脚步，在原地呆了一分多钟，目送女儿向南走去，还能听到女儿和那个看不清模样的男人在说话。直到凭着微弱的手电光已经看不见女儿了，高凯才转身往回走。父女俩分手处，离家约360米。
　　快走到家门口时，忽然听到远处好像传来了女儿“啊、啊”的两声呼喊，高凯立刻转身。他担心女儿被狼咬了，或者被路上五队、六队的小孩儿欺负了。再仔细倾听，并没有继续传来女儿的呼喊。为什么女儿只叫了两声呢？他立即向夜校的方向走去，一路寻找女儿。
来到夜校，推开教室门，高凯连喊了两声“小丽”，无人回答。他让授课老师帮着他找找女儿。老师也喊了几声“刘小丽”，没人回答。
高凯慌了，离开夜校在从家到夜校的路上焦急地寻找女儿。夜色漆黑，路两边的田地里都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每碰到一个路人，他就问“有没有看到一个女孩儿”，路人都回答他没有。高凯大声呼喊着女儿的名字寻找，直到遇到了已经出门寻找他们父女俩的妻子刘霞。两人万分焦急地在从家到夜校的路上找了好几遍，还打算去大队广播站广播找人。路上找不到，又去河滩找，一些路上碰到的同村人也开始帮他们一起找。
　　终于，在当初高凯与女儿分手的那个水泵下面没有种庄稼的“闲地”里，刘霞发现了女儿。她仰面朝天平躺着，上衣被卷起到乳房以上，左腿棉裤、裤子全脱，右腿棉裤、裤子褪到了膝盖处，围巾被甩到一边，口鼻流血，阴道出血。夫妇俩一边哭喊着一边抢救女儿，同村的韩二宝和付焕焕听到哭喊声也过来帮忙。韩二宝看了看表，当时是19时40分。

破案

　　刘小丽当即被送医院急救，经抢救无效死亡。这起奸杀案发生后，凤翔县公安局迅速组成了破案组，前往现场勘查。案发当天刚好下过雨，在案发现场有一行负重足迹，后跟压力很重，鞋印长约27厘米，还有两人并行拖拉痕迹及搏斗痕迹，相信此鞋印应是作案人所留。尸体检验的结论是：死者系被他人勒扼颈部窒息死亡，并被奸尸。
　　凤翔县公安局的《破案总结报告》，记录了侦破这一案件的基本过程。在勘查现场、尸体检验和走访群众之后，侦查民警给犯罪嫌疑人“画像”，认为犯罪嫌疑人与死者同路，与死者不熟悉，偶遇，即起歹意，是年轻人，有流氓行为，性欲要求急切，从口音断定是当地人，熟悉现场地理环境。
　　于是，侦查人员以案发所在地的干河大队为基础开展了摸底调查，有人反映当天19时大队办公室东边的十字路上站着一个吸烟的人，二队上夜校的五个姑娘距离不远，三个一行，两个并列，均遇到过这个吸烟的人，和她们迎面而过，他还有意往一个姑娘肩上撞。七队已出嫁的韩某曾在12月28日回娘家时，行至干河九队河堤南侧被坏人拦路强奸，韩某称，大队青年我都认识，作案者不是干河人。
　　根据韩某的说法，侦查人员怀疑韩某被强奸案与刘小丽案是同一人作案，决定并案侦查，由此推测作案人不是干河本地青年。于是，对干河大队已经摸出的七名怀疑对象“草草否定”，先后对柳林、唐村、董家河三个公社22个大队183个生产队和西凤酒厂等单位43700余人进行摸底，审查了250多名重点人员，摸出了12月28日的一起强奸案和12月23日的一起强奸未遂案，抓获一名强奸犯。还摸出3个流氓盗窃团伙，涉及对象15人，破获了各类案件38起，抓捕犯罪分子9名。但刘小丽案并没有破获。
　　之后，破案组抽调部分同志二次进驻干河，对原摸出又挂起的嫌疑对象韩某某重点进行审查，基本趋于否定。这时，春节来临，侦查活动暂停。
　　春节过后，破案组三进干河，对三个公社43201人进行了摸底，摸出有流氓行为的对象70多名，但仍无重要线索。
　　4月20日，破案组抽调民警14名四进干河，对干河大队10个生产队16岁至50岁的男性社员572名重新摸底，摸出嫌疑对象38名，逐人开展调查，从作案时间上否定了37人，只有八队青年社员付存绪嫌疑重大：1.当天18时到20时去向不明；2.流氓成性，对堂妹付某长期奸污；3.对现场地理环境熟悉；4.神态反常，发案后刺探消息，打听进展，转移视线；5.现场足迹与其足长度相似。
　　6月13日，付存绪交代了作案犯罪问题。7月5日，经凤翔县检察院批准逮捕，“付犯落网”。
　　在这5条理由中，付存绪真正引起警方怀疑的可能就是第二条，他“流氓成性”“长期奸污”。而案卷中付存绪的口供、他堂妹付某的证言以及其他证人证言，都可以相互印证，当时付存绪与堂妹男未婚女未嫁，以今天的眼光看，就是正常的恋爱关系，谈不上“流氓”或“奸污”。因堂妹之前已有婚约，与付存绪恋爱后就解除了以前的婚约，这引起堂妹家人的不满，村里人也普遍觉得这么做不道德。后来二人有过一些性行为，在现在看来只是未婚同居，但在1978年，足以算伤风败俗、流氓奸污了。后来付存绪曾向堂妹求婚，但遭到了堂妹家人的坚决反对，堂妹也因此压力很大，心灰意冷。不巧，堂妹的外婆又去世了。村里人都说，堂妹的外婆是因为堂妹悔婚气死的。这样一来，堂妹下决心与付存绪解除了恋爱关系，正式分手。
　　只是这样一场普通的恋爱，付存绪一直主动追求，直到求婚，未成婚是女方及其家人的原因，看不出付存绪有什么过错。但这也足够被当时的办案人员认为“流氓成性”“长期奸污”，认定他具有强奸杀害幼女的重大嫌疑了。

关押

　　据付存绪回忆，他是1980年6月4日被收审，先被带到村民韩某家中审讯了4天，其间遭受了极为残酷的刑讯逼供。6月8日，又被带到凤翔县收容站，继续被刑讯逼供，终于屈打成招。而判决书显示，付存绪7月4日才被刑事拘留，8日才被逮捕。
　　付存绪向本社记者讲述的刑讯逼供的情节令人震惊，包括拳打脚踢、皮带抽打、抓头撞墙、麻绳捆绑、小凳子砸，从6月4日起直到招供，其间一直不能睡觉。“一个警察跳起来一脚将我踏倒在地，在我裆里猛踢一脚，我几分钟内没有了呼吸。又用麻绳将我的双臂捆绑，背在他背上然后摔倒在地，使得我大小便失禁半年。”“还用木凳砸我的脚趾，我的左脚趾骨被砸骨折，几个月无法正常走路。”“让我背口供，一句对不上就猛打。”
　　1980年10月9日，有两位凤翔县检察院办案人员书面证明，在案件预审期间，有一名警察曾因为气愤打过付存绪一拳，后来又因为付存绪翻供打过他一拳。
　　从1980年7月至1991年12月，付存绪一直被关押在凤翔县公安局看守所长达12年之久，迟迟没有进行审理，仅仅脚镣就因磨损更换了三次。为什么会关押这么长的时间？
　　据案卷记载，付存绪1980年6月被正式逮捕，1981年经宝鸡“三长”会议讨论，决定向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但宝鸡中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多次退回补侦，宝鸡市检察院于是再退回到凤翔县公安局，反复几次。付存绪就因此长期被羁押在凤翔县公安局看守所，与几任所领导和管教民警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06年假释出狱后，付存绪多次登门感谢他们，直到他们中多人辞世。
　　本社记者采访到82岁高龄的退休民警姚福，他回忆，1983年后他在凤翔县公安局看守所任副所长，印象中付存绪的案子几上几下，始终定不了，付存绪写的申诉材料，曾经他和其他管教民警的手投递到相关司法部门。至于案情，他表示，看守所不知道案子，只进行日常管理。在他的印象中，付存绪在看守所的表现一直很好，本人能写能算，所以还承担所里的一些文书会计工作。在被看押人员中，付存绪人缘很好，也有一定的威信，犯人中间如果出现牢头狱霸的苗头，付存绪还能及时制止，表现比较优秀。
　　付存绪则在姚福老警官不在场的时候对记者说，其实看守所的民警们也都很同情他，生活上对他还是蛮照顾的。
　　付存绪的案子一直放到1987年12月28日，才正式起诉到凤翔县法院。本社记者采访到凤翔县检察院已经86岁高龄的退休检察官严明堂，他回忆了当时的情况：“这个案子几上几下定不了，后来省检察院下来了一个副检察长亲自办案，才定下来，起诉到法院的。”付存绪记得，1986年夏天，确实有陕西省检察院的检察官提审过他。严明堂回忆：“省里下来的人，没有跟我们县检察院的办案人员接触沟通，他们定的。”可能正因如此，1987年又出现了一批证人证言，当年只是看到一个抽烟的人、一个擦肩而过的人、一个撞了一下肩膀的人的目击者，现在都作证称，看到的就是付存绪。
　　即使如此，法院的态度依然强硬。1989年5月31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致函宝鸡市中级法院：“一、你院在请示报告中认为‘此案事实不清，基本证据不足，不能下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报送请示案件应注意的问题的通知，凡属案件事实不清、不扎实以及有不同意见，不能作出结论的，不属请示范围，故对本案我们不宜作具体答复。二、此案以前与你们座谈时的个人意见只供你院在处理此案时参考，具体对案件的处理由你院决定。”
　　接此函后，1989年12月20日，宝鸡市中级法院作出裁定，称付存绪案“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经合议庭评议”，“退回宝鸡市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

审判

　　但1991年12月6日，此案还是在宝鸡市中级法院一审开庭。开庭前的11月14日，宝鸡市检察院给宝鸡市中级法院发来一封措辞强硬的信，称：“本院认为，付存绪奸淫幼女一案，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且你院已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开庭审理，故无需补充侦查。”
　　在庭审一开始，付存绪即称自己的有罪供述是被刑讯逼供的结果，公诉人则反复盘问付存绪，是不是每次作有罪供述时警察都刑讯逼供了，在检察官讯问时作的有罪供述是不是刑讯逼供造成的。付存绪称后来被打怕了，即使不打也不敢翻供；开始检察官讯问时他不知道是检察官，还以为也是警官。而公诉人在庭审中始终强调，付存绪共被讯问28次，其中11次交代有犯罪事实。
　　西安第一律师事务所律师李福林、张鉴康出庭，为付存绪作了无罪辩护。李福林认为，此案的特点是，除了付存绪的口供，没有直接证明付存绪作案的物证。虽有六七位证人的证言，但均系间接证据，且与付存绪没有直接关联，证言内容还相互矛盾。
　　这些证人在1980年时只是说，看到一个抽烟的人，一个身高1米60的人，一个人擦肩而过时撞了一下她的肩膀，无一人指证这个人是付存绪，而平时他们大多认识付存绪。到了1987年，忽然有人开始指证这个遇到的人就是付存绪了。即便他们遇到的真是付存绪，也只是路上遇到，并不是在作案现场遇到，其证言并不是直接证据。而这些证言与付存绪的身体特征还有许多矛盾，如有的说作案人身高1米66，而付存绪身高1米72；作案人是个瘦子，而付存绪不瘦；作案人有点儿驼背，而付存绪不驼背⋯⋯
　　1980年1月11日，凤翔县公安局将死者阴道分泌液送到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鉴定血型。1980年6月28日，又将付存绪的唾液送检。沈阳市公安局刑事科学鉴定书证实，死者阴道分泌物属非分泌型，付存绪的唾液检验也是非分泌型。李福林律师指出，根据法医学统计资料，非分泌型人约占全人类的20%到30%，这个鉴定结论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无法证明死者是被付存绪奸杀。
　　既然作案人实行了强奸行为，很可能在死者阴道内射精，只要提取死者阴道内的液体，与付存绪的DNA检测结果进行比对，岂不是很容易证实付存绪是否作案？为什么要进行非分泌性鉴定？令人匪夷所思。
　　案发现场勘查笔录显示，“突发现场发现的一行负重足迹，足迹长27厘米”；而付存绪不穿鞋光着脚的赤足长度就达到27厘米，如果穿鞋，按照常理肯定大于27厘米。如果现场勘查无误，遗留足迹应该不是付存绪的。对此，公安机关并未作出合理解释和排除。这个鞋印不仅不是付存绪的有罪证据，恰恰是他无罪的证据。
　　李福林律师指出，本案事实不清，指控付存绪作案的证据不足，办案人员其实并未完成侦查活动。他认为付存绪的有罪供述是刑讯逼供造成的，还确实有办案人员曾打过付存绪的证人证言。
　　今年82岁的李福林在接受本社记者采访时，回忆当年庭审的情况，他说，主审法官与他私下沟通时，明确表示这是一个疑案，关了十几年，放也不好放，只能疑案从轻了。

申诉

　　虽然被关押了12年，但本案开庭后当庭宣判，认定其犯有奸淫幼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付存绪虽当庭否认实施犯罪，但宣判后没有上诉。他告诉记者，当时自己已经在凤翔县公安局看守所被关押了12年，脖子上长了个大瘤子，但看守所不给治疗，说是必须转移到监狱去才能治疗。为了治病，付存绪就盼着快审快判快进监狱服刑治病，因此没有上诉。
　　1992年3月20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宝鸡中院的一审判决，维持原判。4月，付存绪被送到渭南监狱服刑。脖子上的肿瘤治疗痊愈后，付存绪就开始不断申诉。其间，宝鸡市检察院曾派人来调查过他的案子，但没有作出结论。2006年4月，在监狱里服刑14年的付存绪因病被假释出狱，2008年正式刑满释放。
　　获得自由后，付存绪一直没有放弃向司法部门申诉的权利，2016年，金宏伟、常玮平律师开始代理此案的申诉工作。
　　金宏伟、常玮平律师审查了全案案卷后，发现这个案子存在太多的疑点。在公安侦查中，警察在无法破案的情况下，确定了犯罪嫌疑人的三个特征:第一，与受害人是同行人。第二，性欲急切。第三，是本地人。从案卷证据和逻辑来看，确定这三个特征是毫无依据的。为什么犯罪的人就一定是同行的人？没有任何解释。为什么认定作案的人性欲急切？也没有任何证据。为什么一定是本地人？没有任何理由。
　　在草率确定犯罪嫌疑人的三个特征之后，警察在案发地以作案时间锁定了38人，随后又以不具有作案时间排除了37人，只有付存绪被警察认为无法说清案发时的行踪，再加上所谓的流氓倾向，案发后打听案情，就抓捕了付存绪。案卷中没有警察如何鉴别作案时间证言真伪的证据，在金宏伟律师看来，这37个人被排除嫌疑是很草率的。
　　与之相反，付存绪其实存在没有作案时间的有力证据，警察没做充分论证就无视了。证人付明绪证称，案发当天18时40分，付存绪母亲安排付存绪与付明绪一起在磨房磨面，因磨房有人，付存绪离开付明绪去饲养室。十分钟后，付明绪也来到饲养室，见到了付存绪。付明绪让付存绪过一会儿回磨房，而自己先回到磨房。半小时后，付存绪回到磨房，两人一起磨面半小时。
　　而证人付朱堂证称，当晚他在饲养室见到过付存绪，说了20分钟的话。这正好与付明绪的证言相互印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
　　刘小丽遇害发生在当天19时到19时40分之间，而这段时间，付存绪恰好存在没有作案时间的证据。但这些证言证据，被警方有意忽视了。
　　金宏伟律师认为，付存绪案还明显存在刑讯逼供、超长羁押的问题，警方是在“命案必破、不破不立”的政策背景下，草率地抓了付存绪。然后领导拍板，先公捕，后找证据，勘查与鉴定粗糙且不真实。本案发生后，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相关证人证言都没有明确地将路上遇到的那个抽烟的人指向付存绪，但是到了1987年，即案发近十年之后，证人突然在几乎同一天一致陈述路上遇到的人就是付存绪。更重要的是，这些改变过的证言全是代签，根本无法确认真实性，或者说，连是否为证人的真实陈述都无法确认。
　　本案其实存在大量客观证据，但被害人手电、书包、课本这些隐蔽性证据，侦查机关均没有找到，无一寻获。凶手在作案现场留下清晰的鞋印，明显与付存绪不符。明明已经从死者阴道分泌物纱布上检出精斑，却不与付存绪的唾液检验进行DNA比对，而要检测非分泌型，令人不可思议。非分泌型检测的本质是一种血型检测，其结论仅仅是种属认定，如何能证明付存绪作案？
　　付存绪1980年被收审时年仅27岁，2017年5月接受采访时，已经是64岁的老人。他没有成家，无儿无女，孑然一身，可以说，他一生中最宝贵的青壮年时期，都是在看守所和监狱度过的，漫漫的26年。他如何面对今后的衰老、病痛和死亡？如何忍受余生的孤独与寂寥？而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有生之年，司法能还他清白，让他以清白之身离开这个世界。
　　他能盼到吗？